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同中國或者亞洲沒有什么直接的接觸。他對印度的情況比較了解，因為這曾是大英帝國的版圖，而且他在印度事務部做過短期的文官。他的第一本書是關于印度的金融問題，盡管他從未想過到印度去訪問是寫作這本書的必要條件。但是，他對中國的事情并不是一無所知。他對中國金融的了解來源于他的朋友——匯豐洋行的董事查爾斯·艾迪斯爵士，對中國政治和社會的了解則通過另一個朋友，曾在中國服務過的英國領事官員阿吉·羅斯。1912年，他在《經濟學雜志》上撰文評一位中國學者的著作，這就是陳煥章撰寫的《孔門理財學》（陳煥章是康有為的弟子，1911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澤注）。凱恩斯在這篇書評中指出中國學者很早就懂得“格雷欣法則” （劣幣驅逐良幣法則——譯注）和“貨幣數(shù)量說”。他引用了明初葉子奇在1378年就提出的“價格下降，應當發(fā)行紙幣；價格上升，應把紙幣收回”。他對中國的人口數(shù)字大惑不解。他說，中國眾多的人口顯然是在近代產生的。中國人口從18世紀初的1億上升到1842年的4．13億。他發(fā)現(xiàn)在中國并沒有發(fā)生西方世界的那種經濟或自然條件的巨大變化。因此，中國人口的迅速發(fā)展令人無法解釋。他擔心“中國的黃金時代恐怕一去不復返，因為享受這個條件的人口太多”。凱恩斯是作為一個貨幣經濟學家開始他的職業(yè)生涯的，因而只有涉及中國的貨幣問題才讓他感興趣。他從一開始就是一位貨幣改革家。他設計的第一個貨幣計劃是1910年的中國“金匯兌本位”計劃。他不贊成在中國發(fā)行紙幣，因為中國人的歷史經驗表明，紙幣“將無可避免地帶來經濟不穩(wěn)與最終的災難。而且它將阻撓農村地區(qū)從實物貿易到貨幣貿易的過渡”。他建議“ 一種以白銀為流通的貨幣，但以黃金為本位貨幣”。他認為中國不應當積累黃金，而應當在倫敦保留生息存款，在對外支付時可把這些存款轉換為黃金。他舉日本為例，說它把大多數(shù)的儲備都轉換成英國的國債券。凱恩斯的這個計劃一直被鎖在一個抽屜里，直到他去世后才被人們發(fā)現(xiàn)。從一個更廣泛的角度看，凱恩斯對W．S．杰文斯筆下的亞洲十分著迷。杰文斯把亞洲稱為“貴金屬的巨大儲藏地和市場”，他還認為“東方產品的低廉價格引起了貴金屬向東方的不斷流動”，“從我們手上拿走了成百上千萬的金磚。而這些金磚在西方放在那里毫無用處”。這種強烈的形象化描述在凱恩斯的腦子里觸發(fā)了一個經濟史的“貨幣”理論，把長時段的經濟興衰同黃金和白銀的升降聯(lián)系在一起。盡管西方的貴金屬不斷向亞洲流失，但由于亞洲人偏愛囤積貴金屬而不使用之，所以他們仍然很貧窮。西歐則在16世紀充分利用從南美洲流入的金銀，和在18世紀攫取的印度黃金財富開始了商業(yè)和工業(yè)革命。凱恩斯關于利率的流動性偏好理論也許就是在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產生的。1918年，中國又一次進入凱恩斯的視野。他反對在德國賠款問題上援引強加于中國的“庚子賠款”為先例。1937年，他敦促英國和美國在日本不愿放棄對中國的侵略時，中斷與之的全部貿易關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他參與了對中國發(fā)放貸款的討論。總體而言，他確實是中國的一個朋友，不過他對中國知之甚少。盡管凱恩斯的《和平的經濟后果》已被譯成中文，我并不知道他的經濟理論在中國的影響如何。凱恩斯本人留下來的凱恩斯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短期的就業(yè)理論。他把一個社會的經濟結構設為“已知條件”，僅僅尋求保證對該社會的工業(yè)產品的足夠的有效需求。因此，凱恩斯主義似乎同經濟發(fā)展所涉及的問題沒有什么關系，因為經濟發(fā)展要求對傳統(tǒng)經濟結構做大規(guī)模的改造。凱恩斯的弟子瓊·羅賓遜和羅伊·哈羅德在凱恩斯經濟學的結構里加上了長時段的發(fā)展視角：我不知道他們的理論對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思想有何影響。凱恩斯理論也許對今日的中國沒有多大用處，中國面臨的是轉型問題— —即摒棄低效率的國有經濟，推進同全球市場經濟體系的經濟融合。然而， 假定政府是稱職和誠實的——這是一個重要的先決條件——凱恩斯政策能夠通過為基礎建設項目提供臨時工作來幫助經濟結構的轉型——這就是人們過去所說的“公共工程”。在20年代的英國，老的出口工業(yè)被新型的消費品出口工業(yè)所取代，產生了大量的失業(yè)。凱恩斯認為，政府額外支出所產生的乘數(shù)效應能夠加快新型工業(yè)的發(fā)展步伐，最終能夠吸收老的出口工業(yè)所丟棄的勞動力。英國一直沒有采納這個政策，但對一個總需求由于傳統(tǒng)工業(yè)領域（ 或社會主義經濟的畸形發(fā)展的工業(yè)領域）的失敗而長期受壓抑的經濟來說，這個政策仍然有用。90年代初，“華盛頓共識”似乎已經把凱恩斯主義徹底埋葬。但從那以后發(fā)生的大量事件某種程度上駁斥了90年代初的那種簡單的思路。我在這里只需要指出日本和德國經濟的長期停滯，1997—1998年間的亞洲金融崩潰以及2001年的華爾街股市的崩盤。這些事件尚不足以表明“資本主義已進入全面的危機”，但它們也顯示出在很多領域里，經濟潛力得不到發(fā)揮，經濟狀態(tài)十分不穩(wěn)。凱恩斯如果還活著，對此一定有話要說。凱恩斯的三個信條同今天特別有關系。第一，他從來都不是一個充滿激情的自由貿易鼓吹者。他認為，由于沒有保障充分就業(yè)的國內政策，很多國家不得不過分依賴出口推動的發(fā)展方式，最終引起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強烈反應。他寫道，在推動一個國家同國際經濟的融合過程中， “強有力的自我節(jié)制”是必要的。在中國快步奔向全球化的時刻，凱恩斯的這個警告是適宜的。第二，他相信工商業(yè)活動受到無法降低的不確定性的制約。生意上的決定取決于長遠預期，而對長遠預期“不可能找到科學根據并在此基礎上形成可預測的概率”。這就意味著，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金融市場的波動是一種特有的流行病。最后，在匯率問題上經濟學界至今似無定論。凱恩斯本人信任用國際協(xié)定來調節(jié)的固定匯率制。他經歷了20年代和130年代的貨幣戰(zhàn)，親眼目睹了國家操縱匯率以達到貿易上的競爭優(yōu)勢的手段。他把英國在1921年的經濟衰退歸罪于東亞貨幣的大幅度貶值。因此，他必定會反對一個國家利用匯率偏低的貨幣來不斷積累外匯儲備以達到出口推動型經濟發(fā)展的目的。他不厭其煩地指出，外匯儲備不是為了囤積而是為了使用。因此我認為他一定會敦促中國多花少省。正如我在本書的結尾部分中所說的，“只要這個世界有需要，凱恩斯的思想就會一直存在下去”。然而，一本凱恩斯的傳記不可能只描述他的經濟思想。正如他的夫人莉迪婭·盧波科娃用她那種帶俄國腔的英語所說的，他“不僅僅是個經濟學家”。凱恩斯在很多方面都做出了貢獻，特別是哲學。他在這些領域里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記，而這些領域也對他思考經濟學和經濟問題的方法產生了影響。盡管經濟學家都致力于“做至善的事情”，很少有人把倫理學當成一回事。經濟學家們以為，只要能讓人們的物質生活得到改善，就是對他們有好處。然而凱恩斯堅持認為，經濟發(fā)展只有在當它能夠使人們在道德上得到改善時，才算是正當?shù)氖聵I(yè)。從某種程度上講，經濟學和倫理學應當攜手并進。但當人們的收入水平超出一定的標準時，經濟學和倫理學就開始分道揚鑣。今日的西方出現(xiàn)了失控的消費主義浪潮，文化和精神價值成了“酷愛金錢”的犧牲品。凱恩斯對此一定非常不快。在哲學方面，凱恩斯是一位直覺主義者，相信人們對善與惡、真理與謬誤、對與錯的行為有直接的、先驗的認知。這種直覺是在一個人的經驗之外就存在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他更加信奉的是康德主義而不是功利主義。他對艾薩克·牛頓的評價是： “他的直覺肌肉最強壯，最有韌性。沒有一個人像他那樣受到上天如此的厚愛?！边@段話對凱恩斯也適用。他的朋友奧斯瓦爾德·福爾克懷疑他的腦子“是否真是典型的西方式的，抑或只是徒有虛表”。凱恩斯認為對任何問題的分析只是他的“思想結構的外表，而不是實 質”。這更像藝術家的頭腦，而不是科學家的頭腦。從個性上看，凱恩斯具有審美家和管理人才的雙重性格。他的情趣和愛好是唯美的：他的經濟學佳作都有一種詩意。但這些藝術火花是為保衛(wèi)受到威脅的社會秩序這個任務服務的。他常常愿意犧牲他認為是正確的東西，以換取他認為可以得到的東西。他在這方面的直覺十分敏銳。他意識到：“文明是少數(shù)幾個人的個性和意志建立起來的一種單薄、脆弱的外殼。人們只能通過巧妙地制定和不擇手段地維護規(guī)則和習俗來維持文明?！彼阅軌蚶^續(xù)引起我們的注意是因為他正是屬于那“少數(shù)幾個人”之一。他將自己的一生和思想貢獻給了捍衛(wèi)“單薄、脆弱的”文明外殼的事業(y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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