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誕生于20世紀20年代，是近代中國社會及人民革命斗爭發(fā)展的必然結果。中國是一個有著數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中華民族以自己的勤勞和智慧，曾經創(chuàng)造出世界上獨領風騷的燦爛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然而，當歐美一些國家從17世紀中葉，開始確立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又從18世紀60年代開始工業(yè)革命的時候，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清朝的統(tǒng)治者，卻盲目地以中央帝國的“康乾盛世”而自傲，仍然陶醉于昔日的輝煌之中。盛世已蘊含著衰敗，落后就要挨打。近代，中華民族面臨著兩大歷史任務：一個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一個是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在這兩大任務中，前一個任務為后一個任務掃清障礙，創(chuàng)造必要的前提。中國人是帶著八國聯(lián)軍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恥辱進入20世紀的，展現在中華民族面前的是一片瀕臨毀滅的悲慘前景。1917年，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和中國的先進分子。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從書本上的學說變成活生生的現實，它所取得的歷史性勝利，不僅喚醒西方的無產階級，而且也喚醒了東方的被壓迫民族。這場在社會主義旗幟下所進行的革命，對中國革命產生了劃時代的影響。一個工人、農民當家做主的新國家的誕生，使正處在苦悶和黑暗中的中國人民看到新的出路和光明前景，給中國先進分子正在苦思焦慮地探索著的種種問題提供合理的解答，更給予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苦斗的仁人志士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啟示。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出現了一批贊成俄國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李大釗是中國頌揚俄國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著文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世界人類全體的新曙光”。他預言：“試看將來的環(huán)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到這時，中國人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條件逐漸成熟。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短時間內得到迅速發(fā)展，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隨之發(fā)展壯大起來。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產業(yè)工人已達200萬人左右。這個階級的人數雖然不多，但它同先進的經濟形式相聯(lián)系，是中國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并且，由于它深受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的三重壓迫，因而更具有強烈地改變現狀的要求，在革命斗爭中比任何別的階級都要堅決和徹底。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壯大，以及此時形成的比辛亥革命時期更為龐大的先進知識分子群，為接受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客觀的社會基礎。在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加劇的情況下，中國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出現了一個新的頗為壯大的陣營，一場新的人民大革命的興起已不可避免。這場革命以1919年5月爆發(fā)的五四運動為起點。五四愛國運動，是為了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在“巴黎和會”上損害中國主權，反對北洋政府的賣國政策而爆發(fā)的。5月4日，北京學生3000余人在天安門前集會，游行示威，掀起愛國風暴。在北洋軍閥政府的嚴厲鎮(zhèn)壓下，這場風暴一度轉入低潮。從6月3日起，學生重新走上街頭講演，又有大批學生被捕。在此重要關頭，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姿態(tài)登上政治舞臺。從6月5日起，上海工人舉行聲援學生的罷工，參加人數達六七萬。隨后，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如燎原烈火蔓延全國，擴展到20多個省、市的100多座城市。五四運動突破青年知識分子的狹小范圍，發(fā)展成為有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參加的全國規(guī)模的群眾性革命運動。運動的中心由北京轉移到上海，斗爭的主力由學生逐漸發(fā)展為工人。在五四愛國運動中，涌現了一批為追求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而積極探求救國救民真理的新的先進分子。青年學生親眼看到工人階級表現出來的偉大力量，一些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開始“往民間去”，到工人中去開辦學校、組織工會。這些人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骨干。五四運動的發(fā)生，引起了列寧和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重視，并直接促使共產國際派人員到中國了解情況，因而加速了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進程。五四運動的爆發(fā)，標志著一場新的偉大的反帝反封建斗爭的開始，并由此引起一場廣泛的深層次的馬克思主義傳播運動。李大釗在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和傳播馬克思主義方面作了杰出的貢獻，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1919年，他在《新青年》上發(fā)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比較全面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經濟學說和社會主義理論。新文化運動初期的主要代表人物陳獨秀，在五四運動的推動下逐漸否定過去信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開始轉向科學社會主義，并組織和領導了工人運動。1920年9月，陳獨秀發(fā)表《談政治》一文，明確宣布承認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表明他已從激進民主主義者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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