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下冊 增訂本）

　　本書深入系統(tǒng)的分析了漢魏兩晉南北朝時期印度佛教傳人的歷史，根據(jù)大量史料、經(jīng)過認真詳實的考證，總結(jié)出佛教思想傳人中國的思想演變。該書特別注意闡述外來印度佛教文化與本土文化在中國從依附于中土文化，而由于文化之不同而發(fā)生矛盾和融合，逐漸為中國文化所吸收，以至于成為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的歷史過程。此書規(guī)模之恢宏，結(jié)構(gòu)之謹嚴，材料之豐富，考證之精確，問題提出之深刻，剖析解釋之周密，實在可為中外學者們的楷模，是地地道道的一部經(jīng)典著作?！稘h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自193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后，至今已有在我國（包括臺灣地區(qū)）各大出版社出版過十余種版本。這次出版的該書是以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湯用彤全集》第一卷為底本，并附有用彤先生與胡適先生討論佛教傳人我國歷史的信函。同時還收入了用彤先生研究中國佛教史的四十余本《讀書雜記》和《佛教史料雜抄》中的部分資料摘抄和有關(guān)講授“中國佛教史”的提綱等，這些都是首次與讀者見面?！稘h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共十六章，深入系統(tǒng)的分析了這一時期印度佛教傳人的歷史，根據(jù)大量史料、經(jīng)過認真詳實的考證，總結(jié)出佛教思想傳人中國的思想演變。該書特別注意闡述外來印度佛教文化與本土文化在中國從依附于中土文化，而由于文化之不同而發(fā)生矛盾和融合，逐漸為中國文化所吸收，以至于成為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的歷史過程。用彤先生這部著作對當時在中國流傳的佛教思想的各種理論如般若學、涅槃學等等所作了深入的分析，為學術(shù)界十分重視。該書有關(guān)“《四十二章經(jīng)》的考證”、“《太平經(jīng)》與佛教”、“攝山三論宗之考證”以及佛經(jīng)的翻譯及其流傳都作出了歷史性的重要貢獻。所以季羨林先生在《湯用彤先生誕辰百周年紀念論文集》的“序言”中說：“此書于1938年問世，至今已超過半個世紀。然而，一直到現(xiàn)在，研究中國佛教史的中外學者，哪一個也不能不向這部書學習，向這一部書討教。此書規(guī)模之恢宏，結(jié)構(gòu)之謹嚴，材料之豐富，考證之精確，問題提出之深刻，剖析解釋之周密，實在可為中外學者們的楷模。凡此皆是有口皆碑，同聲稱揚的。在中國佛教史的研究上，這是地地道道的一部經(jīng)典著作，它將永發(fā)光芒?！辟R麟先生在《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中也說：“寫中國哲學史最感棘手的一段，就是魏晉以來幾百年佛學在中國的發(fā)展，許多寫中國哲學史的人。寫到這一時期，就碰到礁石，然而這一難關(guān)卻被湯用彤先生打通了?！摹稘h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一書，材料的豐富，方法的謹嚴，考證方面的新發(fā)現(xiàn)，義理方面的新解釋，均勝過別人。”胡適先生對此書評價說：“此書甚好。錫予（按：用彤先生字錫予）與陳寅恪兩君為今日治此學最勤的。錫予訓練極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細密，故此書最為權(quán)感之作。”（《胡適日記》，見《胡適全集》第32卷，第609頁）。

　　湯用彤（1893年-1964年）字錫予，湖北黃梅人，生于甘肅通渭。中國近代著名的國學大師。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湯用彤先生對中國佛教史的梳理，對魏晉玄學的開掘，為中國文化史，中國哲學史的確立打通了難關(guān)，受到國內(nèi)外漢學，佛學研究學者的普遍推崇，其代表作《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魏晉玄學論稿》至今仍具有非常高的學術(shù)價值，書中許多論點被視為不刊之論。先生自謂“幼承庭訓，早覽乙部”，其對佛教文化的鐘愛與故鄉(xiāng)濃厚的宗教氣息或不無關(guān)聯(lián)。用彤先生父親湯霖，字雨三，為光緒十五年進士，平生致力于漢學，對用彤先生之影響很大。1908年就學于北京順天學堂，接受新式教育。1911年入清華學校，1917年畢業(yè)后留學美國，并在哈佛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在哈佛大學期間，由于才學出眾，與陳寅恪，吳宓并稱哈佛三杰。1922年回國，執(zhí)教于國立東南大學（1927年后改為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系，1925年任系主任。1926年因東大學潮，轉(zhuǎn)任南開大學哲學系教授、系主任。1927年再回中央大學（1949年更名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授、系主任。1931年至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自1934年起任系主任；1938年任北大參與合組的西南聯(lián)合大學哲學心理教育系主任，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1945年代理西南聯(lián)合大學文學院院長；1946年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1949年1月被推選為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校長）；1951年10月后擔任北京大學副校長，直至1964年病逝。湯用彤先生對中國佛教史的梳理，對魏晉玄學的開掘為中國文化史，中國哲學史的確立打通了難關(guān)，受到國內(nèi)外漢學，佛學研究學者的普遍推崇，其代表作《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魏晉玄學論稿》至今仍具有非常高的學術(shù)價值，書中許多論點被視為不刊之論。先生自謂“幼承庭訓，早覽乙部”，其對佛教文化的鐘愛與故鄉(xiāng)濃厚的宗教氣息或不無關(guān)聯(lián)。相關(guān)圖書近代中國與日本：互動與影響中國評書藝術(shù)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