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史記》與諸子百家之學的學術關系進行簡要梳理之后,我覺得需要強調兩點:一是司馬遷在百慮一致、殊途同歸思想指導之下,在中國文化學術史上第一次對諸子百家文化學術思想進行了一次成功的大規(guī)模的清理和整合,根據自己的標準將戰(zhàn)國以來諸子百家有價值的思想學說吸納到《史記》的學術思想體系之中,為西漢后期劉向、劉歆以及東漢班固整理學術典籍在思想方法上開辟了道路,這是司馬遷為中國文化學術事業(yè)所做的一大貢獻;二是司馬遷整合百家雜語,并不是要繼續(xù)發(fā)揚戰(zhàn)國時代百家爭鳴的自由學術精神,而是要為戰(zhàn)國時代的自由學術爭鳴畫上一個句號,使文化學術重新回歸到上古時代道一風同的傳統(tǒng),從這個意義上看,《史記》“整齊百家雜語”標志著一個偉大的學術自由時代的悲壯終結。這兩點,前一點容易被人認同,而后一點往往為人所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