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平江慘案以后，湖南的形勢日趨緊張，1940年開始大批撤退干部。記得我是1939年最后一天到達延安的。到延安后想到的第一件事，便是去看望李六如老伯。 李六如是我父親的好朋友，都是平江東鄉(xiāng)人，我家長壽街離他家獻鐘只有三十里，他比我父親大概要小五六歲。我父親是1922年在長沙賦閑時去世的，那時我還不滿五歲。母親拒絕老家長輩的安排，決不回家鄉(xiāng)去，艱難地帶著三個幼小的兒女在長沙讀書。母子孤苦伶仃，相依為命。由于母親的經常嗆叨，關于父親的一生，他的為人、好尚和品德，包括他有哪些要好的朋友，都深深印在兒女的心中。這不僅是一種人倫的眷念，在那個世態(tài)炎涼的社會，更是一種傲于世俗、支持上進的無形力量。 父親的朋友頗多，有些高官、名流我見到過，但母親常談到的六如和竹雅(方維夏，也是長壽街人)，我卻從來沒有見到過。因為北伐戰(zhàn)爭前，他們早就到廣東去了，大革命失敗后，他們是被國民黨通緝的著名的"共匪"、"暴徒"。母親告訴我們，父親去世時，他倆特別傷心；他們?yōu)槿送赣H一樣正派、耿直，都反對趙恒惕(1920年到1925年湖南的督軍兼省長)，都寄希望于廣東出兵。父親是1905年去日本留學的，是同盟會員，民國初年的國會議員，到廣東參加過孫中山的非常國會。六如和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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