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齊家的這種開放思維又是他“文學論”的基礎。他認為“盈天地之間者,皆詩也”,只學習王羲之、杜甫者并不優(yōu)秀,應該廣泛學習古今更多文人才能創(chuàng)作出好的文學作品。樸齊家自己在創(chuàng)作實踐中確實做到了這一點。在當時他的詩文和其他“四家”詩文一道在中國刊行并揚名于中國文保間。雖說這些成果的取得離不開他的文學天賦,但又不能不說得益于他的開放的思維方式。以開放思維為根基的樸齊家的思想,如果在當時的朝鮮社會得以充分實現(xiàn)的話,那么也有可能免遭其后所受的諸多災難。他曾主張在和平時期應集中精力搞好經濟建設,追求國富兵強,防患于未然。當然樸齊家的主張沒有被采納,但是后人吸取他的理論主張最終完成歷史所賦予的使命。作為時代的先驅樸齊家的思維方式對今人具有不可忽視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