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行以后：魯迅接受史的一種描述

　　1936年魯迅開始遠行時，人們最初面對他的背影，首先認定的，他是一位“青年的導師”，一位“被壓迫民族與民眾的代言人”。胡愈之的一篇文章的觀點是可以代表左翼知識分子與日趨左傾的青年對魯迅的體認的：“真正的偉大的民族作家，一定是被壓迫的人民大眾的代言者。從整個中國文學史看來，能夠深刻地理解人民大眾的痛苦和要求，能夠真正表現(xiàn)一個偉大的民族的喜怒哀樂，而且能夠代表著他們，向一切民族敵人，作不斷的抗議和思想斗爭的，這樣的民族作家，除了魯迅先生，幾乎再找不出第二個。”鄒韜奮的一篇文章則強調(diào)，魯迅是“民眾心坎里公認的領(lǐng)袖，不是借權(quán)勢威脅可以得到的，不是借強制造作可以得到的，是由于永遠剛毅不屈不撓的為大眾斗爭的事實所感應的”。——這或許是歷史派定給魯迅的一個角色吧。但“導師”、“領(lǐng)袖”與“代表”這類稱號卻是魯迅自己所一再拒絕的。他同樣看得很透：“一變‘名人’，‘自己’就沒有了。”魯迅早就向許廣平訴過苦：“我好像也已經(jīng)成了偶像了，記得先前有幾個學生……（對我）說道：你不是你自己的了，許多青年等著聽你的話！我曾為之吃驚，心里想，我成了大家的公物，那是不得了的，我不愿意。還不如倒下去，舒服得多。”現(xiàn)在魯迅真的“倒下”而且遠行了，但人們依然將他作為“大家的公物”，而無人顧及他自己是否“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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