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是中國最早接觸伊斯蘭教的地區(qū)之一。從古代的番客和他們生活的蕃坊，到今日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外穆斯林多元族群的形成，歷經了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變遷和文化涵化過程，伊斯蘭文化依然在穆斯林的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成為與以儒釋道為主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長期互動并涵化的主要精神力量。然而這種信仰如何被群體記憶和認同，成為一種集體的力量，以此長期與大傳統(tǒng)展開互動？本書認為是穆斯林建立的哲瑪提，即以伊斯蘭信仰為認同核心的社區(qū)意識。正是這種特殊社區(qū)的存在，才使穆斯林這一信仰群體能夠長期浸染到知識補充和道德勸化，接受多種形式的伊斯蘭文化教育，延續(xù)傳統(tǒng)，傳承信仰。 本書選取哲瑪提這一關鍵性概念，認為哲瑪提和社區(qū)的區(qū)別并不在于構成要素，而是社區(qū)內的行為規(guī)范和社區(qū)意識，即社區(qū)人群的文化維系力不同。通過這一分析概念和透析穆斯林社會宗教文化生活的窗口，重點探討社區(qū)的歷史變遷過程，包括社區(qū)邊界、宗教崇拜儀式、宗教民俗、社區(qū)權力的運作方式、族群及族群認同等，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流動的精神社區(qū)”這一觀點，并且對精神社區(qū)及其管理提出建設性策略。以個案研究回應中西方學者有關社區(qū)、族群、城市穆斯林社會與現(xiàn)代化城市化的關系，精神社區(qū)，文化變遷等學術問題。廣州的穆斯林社區(qū)經歷了蕃坊（唐宋）——四坊（明清）——五坊（民國）——無坊（“文革”之后）的變遷過程。如今的哲瑪提已經不是歷史上傳統(tǒng)的教坊，而是流動的信仰群體組織起來的臨時的、流動的集體。目前這種流動的社區(qū)出現(xiàn)了新的發(fā)展趨勢，清真寺、清真餐廳、家庭、公司、學校、旅游宣教、網絡等都成為哲瑪提存在的形式。哲瑪提的主要活動是主麻聚禮、齋月禮拜、日常交流、組織和參加社會活動。目前哲瑪提內部的區(qū)分也趨向多元化，以國家意識為基礎而衍生的外國和中國穆斯林；以語言和種族特征為基礎的回民、維吾爾人、阿拉伯人、非洲籍穆斯林等；以飲食禁忌、信仰操守為標志的自我內部區(qū)分，產生了有禁忌與無禁忌，有操守與無操守者之間的認同矛盾。同時也存在著一定的教派認同趨向。本書在研究了廣州的穆斯林族群，尤其是漢族穆斯林之后提出了“漢語穆斯林”這一新的認同趨勢，回應了西方學者將穆斯林對“烏瑪”的認同政治化傾向的觀點。廣州的哲瑪提可以說是基于信仰和族群文化背景之上建立的，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環(huán)境中，人數(shù)占優(yōu)的族群承擔哲瑪提的建立和維護的責任。不同族群建立的哲瑪提，除了伊斯蘭信仰的認同和互助性之外，由于各自負載了不同的族群文化特征而各具特色。本書認為，族群的特性就是其文化屬性，族群的邊界主要是文化差異造成的。族群邊界正是個體出于文化自覺對自我身份的確定而產生的文化歸屬感，以及周圍群體基于文化的異質性形成的“他者”觀念。信仰、語言、世系、血緣等因素都可能成為族群文化邊界的首選而被自我和他者所認可，成為族群的邊界。族群邊界賴以維持的主因是文化中的精神部分而不是物質層面。邊界是客觀存在而被族群成員本身與他者意識到的，并不是主觀制造和附加的文化或者符號特征。廣州哲瑪提的興衰與國家的經濟政策、商業(yè)活動、權力滲入、移民人口、族群構成、城市化、族際通婚、文化革新、時局動蕩等息息相關。文化的變遷是不同文化接觸的必然結果，伊斯蘭教作為一種信仰體系和生活方式，群體構建的哲瑪提在保存和維護信仰的過程中起到了社區(qū)教化、凝聚和服務功能，代表著群體的形象和利益與大傳統(tǒng)展開互動。哲瑪提監(jiān)控力和凝聚力的強弱，直接關系到個體在大傳統(tǒng)社會中的身份認同，從而決定著人們面對主流社會時何去何從，采取哪一種涵化態(tài)度和應對措施。為了抗拒城市異質文明對信仰群體的剝離，經過單一文化政策之后的廣州伊斯蘭教處于復興和回歸的旅途中。這一復興除了受到國際伊斯蘭復興運動思潮的影響外，還與國內外穆斯林群體的進入給業(yè)經打破的城市穆斯林社區(qū)帶來了新的發(fā)展機遇和模式、激發(fā)了本土穆斯林的宗教熱情等有直接的關系。哲瑪提中較為復雜的族群及族群關系，為這一想象的精神社區(qū)提供了多元的伊斯蘭文化氛圍，各種群體通過不同層次的認同而建立起來的以伊斯蘭信仰為標志的城市流動，哲瑪提，成為這座大都市中的精神“飛地”。只要是有穆斯林活動和居住的地方，就有哲瑪提的存在。對于那些視信仰如生命的恪守者而言，背負著哲瑪提流動是他們面對城市穆斯林社區(qū)打破以后的必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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