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家父子與三青團

　　近20年來，史學界對中華民國史的研究始終保持著旺盛的勢頭，全方位、多層次、多視角的研究性論文與著作不斷出現(xiàn)，不僅歷史真相被越來越清晰地還原，而且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評價也越來越客觀公允。作為一個長期從事中華民國史研究的學者，我對此感到十分高興。在中華民國史研究中，中國國民黨的歷史自然是極為重要的內(nèi)容，而在中國國民黨史的研究中，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歷史也是相當重要的內(nèi)容。目前，海內(nèi)外已見到的有關中國國民黨史的論著不在少數(shù)。但在這些著作中，關于三民主義青年團的論述大多顯得比較單薄、含蓄。而純粹研究三民主義青年團的論文與著作數(shù)量極少，就我所見到的，雖然不乏獨到之處和精辟之見，但卻感到立論與史料未能兼美，故不免有缺憾之嘆。馬烈教授多年從事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教學與科研，尤致力于中華民國史的研究，與我所在的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多有合作。他治學嚴謹，成果頗豐。現(xiàn)在，放在我案頭的這本《蔣家父子與三青團》書稿，就是他歷時十余年耕耘而收獲的又一成果。馬烈教授囑我為該書寫一序言，我欣然從命。綜觀此書，我覺得有幾個特點是我比較贊賞的。其一，史學著作首重史料，《蔣家父子與三青團》在史料方面可謂相當翔實。該書史料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館藏檔案。這些檔案不僅提供了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會議、組織、宣傳等方面以及各種活動的史料，提供了蔣介石、陳誠、張治中等人在各種會議上的講話，而且提供了大量準確的名單、數(shù)據(jù)，如各屆干事會的名單、每年發(fā)展的團員數(shù)量、報名參加知識青年從軍的人數(shù)，等等。二是三民主義青年團的中央和地方干部的回憶。這些口述史料不僅補充了檔案史料的缺失，而且提供了大量生動具體的事例。陳立夫、張治中、康澤、程思遠、何廉等中央團部的領導干部的回憶，比較全面地反映了團內(nèi)的派系、黨團矛盾、海外團部等情況；而摘自全國及各省市文史資料的當事人回憶，則展示了各地的具體活動與矛盾。三是中國共產(chǎn)黨方面的有關史料，包括中共與三民主義青年團的關系及對策。其二，史學研究力求論點要新穎、論述要客觀、結論要公允，我覺得《蔣家父子與三青團》在這幾方面做的是比較好的。蔣介石在抗戰(zhàn)爆發(fā)之初熱切地要求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究竟出于什么動機，本書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觀點，確實值得重視和探討。在論及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成立、活動、內(nèi)部的矛盾和斗爭、與共產(chǎn)黨及進步學生運動的關系等問題時，作者本著歷史唯物主義的精神，對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正面和負面，進行了詳細而客觀的述論和分析，并因此得出對三民主義青年團比較公允恰當?shù)慕Y論— —抗日與反共并重，前期與后期有異，上層與下層不一，動機與效果相反。其三，該書在整體結構上，也是有其特色的。既有縱向的論述——按時間先后寫三民主義青年團的醞釀、成立、活動、合并，給讀者一個清楚的來龍去脈，一個完整的歷史過程；又有橫向的論述——探討三民主義青年團與國民黨、共產(chǎn)黨、學生運動之間的關系，陳述一些有特色的地方團部的情況，介紹部分主要領導干部的歷史及活動，使讀者對其中錯綜復雜而又豐富多彩的內(nèi)容，有更為深入的了解。這樣的論述結構，再加上大事年表和若干照片，一部三民主義青年團史就完整地放在了讀者的面前。這是我在初看《蔣家父子與三青團》后的幾點感覺，既未必全面，也未必完全正確。見仁見智，待書出版后，如果能在史學界產(chǎn)生反響和爭論，那既是我的希望，我想也是馬烈教授的愿望。

　　馬烈，江蘇教育學院歷史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教學與科研，發(fā)表論文數(shù)十篇，主要著作（包括合作）有《民國匪禍錄》、《段祺瑞與皖系軍閥》、《中華民國文化史》、《農(nóng)工先驅鄧演達》、《馬敘倫與中國民主促進會》、《中華民國史》、《抗戰(zhàn)時期國民政府對西部的開發(fā)》、《中國近代史通鑒》、《中華民國史大辭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