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世明言

　　《古今小說》即（喻世明言），是中國古代白話短篇小說最重要的選集之一。與《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稱“三言”。纂輯者馮夢龍。馮夢龍是晚明文學家，生于萬歷二年（1574），卒于隆武二年，即清順治三年（1646）。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字猶龍，又字子猶，別號龍子猶、墨憨齋主人、顧曲散人、詞奴等。少有才情、博學多識，曠達不拘名教細行。曾與文震孟、姚希孟、錢謙益等結社為文友。早年得督學南京之熊廷弼賞識，甄拔為雋才宿學。與兄夢桂、弟夢熊并有文名，世稱“吳下三馮”。但屢舉不中，曾于麻城就館謀生，講授《春秋》。后一度游宦他鄉(xiāng)。天啟六年（1626）周順昌案發(fā)，閹黨緹騎橫行，他也受到迫害。崇禎三年（1630）以貢生任丹徒縣訓導；七年（1634）知福建壽寧縣，有政聲；十一年（1638）秩滿歸隱。1644年李自成推翻明室，繼而清兵南下，遂懷故國之情奔走浙閩間，鼓動抗清。1646年春憂憤而死（一說遇害于清兵）。馮夢龍是李贄文學理論的忠實信奉者和實踐者。李贄倡“童心”、“邇言”；強調“自然”、“發(fā)憤”；堅決反對文學復古思想，重視一切新的文學樣式，高度評價戲曲、小說的社會意義，從思想內(nèi)容、藝術風格、體裁樣式等主要方面向正統(tǒng)文學觀念宣告決裂，從而建立了與新興的市民文學相適應的理論體系。這就是以李贄、湯顯祖、袁宏道、馮夢龍、凌濛初為代表的明代后期文學。亦即以強烈的反封建理學傳統(tǒng)的“情為理之維”的叛逆精神，鮮明的浪漫主義色彩，和戲曲、小說創(chuàng)作的繁榮為主要標志的歷史時期。李贄是理論體系的創(chuàng)始者，也是倡贊投身俗文學的第一人。今知署李卓吾（贄號卓吾）評點的戲曲、小說就有（西廂記》、《拜月記》、《紅拂記》、（三國志演義》、（水游傳》、（西游記》等多種，并就評點的作品發(fā)表了驚世的言論，為戲曲、小說大張旗幟，并把這些文字收入其主要文集（焚書》中。湯顯祖，則以其“四夢”之一的《還魂記》（《牡丹亭》）為代表，一方面充分表現(xiàn)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文藝觀，并為戲曲（傳奇）創(chuàng)作了不朽的里程碑式的杰作，于元雜劇諸品名作之后，堪稱異峰突起，把戲曲藝術又推向一個新奇的高境界。而馮夢龍更為直截了當，主張“借男女之真情，發(fā)名教之偽藥”。他十分重視通俗文學的社會效應，于（古今小說·敘》中說：“試今說話人當場描寫，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決服，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雖小誦《孝經(jīng)》、《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從“三言”所以分別名之為““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字面寓意更不難看出馮夢龍的纂輯遴選工作是有嚴格標準的，其于社會的效益目的也是十分明確的。馮夢龍一生致力纂輯、整理、創(chuàng)作的文學樣式涉及小說、戲曲、民間歌曲，內(nèi)容與數(shù)量之宏富，為明代文學家之冠。計：短篇小說輯有“三言”；評纂有（古今談概》、《太平廣記鈔》、（智囊》、《情史》、《太霞新奏》；民間歌曲輯刊有《掛枝兒》、《山歌》；長篇小說則補了《平妖傳》，改寫了《新列國志》；戲曲方面創(chuàng)作了（雙雄記》、《萬事足）兩部傳奇，還更定他人傳奇數(shù)十種，其可考的十七種中著名的就有湯顯祖的《還魂記》、邯鄲夢》及李玉的“一、人、永、占”等。此外，他還整理過曲譜，鑒定過志傳，并寫有散曲集《宛轉歌》、詩集（七樂齋稿》?？上Ш髢煞N均已供散，今僅見少量殘存于它書中的作品。“三言”總收小說一百二十篇，每書四十卷，每卷一篇。這是馮夢龍從大量家藏古今通俗小說中“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精選出來的。這部《古今小說》是“三言”中《喻世明言）的初版本。傳本《古今小說》扉頁有書鋪天許齋的題識，其中說：“本齋購得古今名人演義一百二十種，先以三之一為初刻云?！鼻以诒緯夸浿?，也題“古今小說一刻”。足證“三言”的刊刻是有計劃的工作，全部完成的時間應在最后一書《醒世恒言》刊行的天啟七年（1627）?！叭浴币话俣酁樗卧髟挶局兴囆g佳構，歷來被讀者（包括研究者）稱譽。與馮夢龍同時代的小說家凌濛初在其《拍案驚奇·序》中明白指出：“獨龍子猶氏所輯（喻世）等諸言，頗存雅道，時著良規(guī)，一破今時陋習。而宋元舊種，亦被搜括殆盡。肆中人見其行世頗捷，意余當別有秘本，圖出而衡之。不知一二遺者，皆其溝中之斷，蕪略不足陳已。”其評介已很允當，但由于他們是同一代人，距離太近，對“三言”及他自己編著的“二拍”于后世文學的影響估計還很不足?！　豆沤裥≌f》所收篇什多經(jīng)馮夢龍潤色乃至改寫，有的篇章已被證實就是他的創(chuàng)作。這些小說是中國古典小說中的珍品，它們屬于萌發(fā)于唐，盛興于宋的民間藝人講說故事（說話）的底本，是那時代特有的一種文學樣式，即文學史上的“話本”。如果比較一下記錄得較為原初（更本色或粗略）的《清平山堂話本》、《大宋宣和遺事》，“三言”所選諸篇已是藝術上完全成熟的通俗白話小說了。因為它們是經(jīng)過文人加工、創(chuàng)作的話本樣式的文學佳作，得到首先是廣大讀者的喜愛；因為它們把文學藝術向前推進了一大步，領文壇風騷，于是文學史家給“三言”類型的作品命名為“擬話本”。馮夢龍以及凌濛初就是擬話本的兩大家，而馮氏成就尚出于凌氏之右。其不可沒的功績就在于對前代通俗小說進行了一次具有總結性質的甄選、整理和潤色加工，并且付梓刊布于世。他把這些原本的璞玉碾琢得更加熠熠生輝、炫人心目；他以市井百姓的人情好惡、倫理是非為標準去演說古今故事，為中國文學的滔滔長河注入了一脈噴涌的清泉?！∑裰芯空哂凇叭浴倍鄰男≌f歷史和其主題內(nèi)容的社會價值去挖掘闡釋，這無疑是必要的。但對小說之為文學樣式的另一本質屬性的藝術的研討，相比之下確乎下力太少了。究其原因之一，恐怕是語言的隔閡了。“三言”用的是明以前的“邇言”（俚語），對于今人當然有許多費解之處。于是就須掃除障礙，下一番校注的功夫?！∵@部（古今小說）是許政揚先生在本世紀五十年代后期校注的，至今流傳三十五年，被學界公認為定本，是他對讀書界一大貢獻?！≡S政揚先生（1925—1966），浙江海寧硤石人。1952年畢業(yè)于燕京大學中文系研究院。后執(zhí)教于南開大學。致力古典小說、戲曲研究，學問功力淵博深湛，遠勝常流。文化大革命初被迫害致死，年僅四十一歲。（古今小說）校注之外，遺著編為《許政揚文存》。

　　馮夢龍是晚明文學家，生于萬歷二年（1574），卒于隆武二年，即清順治三年（1646）。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字猶龍，又字子猶，別號龍子猶、墨憨齋主人、顧曲散人、詞奴等。少有才情、博學多識，曠達不拘名教細行。曾與文震孟、姚希孟、錢謙益等結社為文友。早年得督學南京之熊廷弼賞識，甄拔為雋才宿學。與兄夢桂、弟夢熊并有文名，世稱“吳下三馮”。但屢舉不中，曾于麻城就館謀生，講授《春秋》。后一度游宦他鄉(xiāng)。天啟六年（1626）周順昌案發(fā)，閹黨緹騎橫行，他也受到迫害。崇禎三年（1630）以貢生任丹徒縣訓導；七年（1634）知福建壽寧縣，有政聲；十一年（1638）秩滿歸隱。1644年李自成推翻明室，繼而清兵南下，遂懷故國之情奔走浙閩間，鼓動抗清。1646年春憂憤而死（一說遇害于清兵）。馮夢龍是李贄文學理論的忠實信奉者和實踐者。李贄倡“童心”、“邇言”；強調“自然”、“發(fā)憤”；堅決反對文學復古思想，重視一切新的文學樣式，高度評價戲曲、小說的社會意義，從思想內(nèi)容、藝術風格、體裁樣式等主要方面向正統(tǒng)文學觀念宣告決裂，從而建立了與新興的市民文學相適應的理論體系。這就是以李贄、湯顯祖、袁宏道、馮夢龍、凌濛初為代表的明代后期文學。亦即以強烈的反封建理學傳統(tǒng)的“情為理之維”的叛逆精神，鮮明的浪漫主義色彩，和戲曲、小說創(chuàng)作的繁榮為主要標志的歷史時期。李贄是理論體系的創(chuàng)始者，也是倡贊投身俗文學的第一人。今知署李卓吾（贄號卓吾）評點的戲曲、小說就有（西廂記》、《拜月記》、《紅拂記》、（三國志演義》、（水游傳》、（西游記》等多種，并就評點的作品發(fā)表了驚世的言論，為戲曲、小說大張旗幟，并把這些文字收入其主要文集（焚書》中。湯顯祖，則以其“四夢”之一的《還魂記》（《牡丹亭》）為代表，一方面充分表現(xiàn)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文藝觀，并為戲曲（傳奇）創(chuàng)作了不朽的里程碑式的杰作，于元雜劇諸品名作之后，堪稱異峰突起，把戲曲藝術又推向一個新奇的高境界。而馮夢龍更為直截了當，主張“借男女之真情，發(fā)名教之偽藥”。他十分重視通俗文學的社會效應，于（古今小說·敘》中說：“試今說話人當場描寫，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決服，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雖小誦《孝經(jīng)》、《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從“三言”所以分別名之為““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字面寓意更不難看出馮夢龍的纂輯遴選工作是有嚴格標準的，其于社會的效益目的也是十分明確的。馮夢龍一生致力纂輯、整理、創(chuàng)作的文學樣式涉及小說、戲曲、民間歌曲，內(nèi)容與數(shù)量之宏富，為明代文學家之冠。計：短篇小說輯有“三言”；評纂有（古今談概》、《太平廣記鈔》、（智囊》、《情史》、《太霞新奏》；民間歌曲輯刊有《掛枝兒》、《山歌》；長篇小說則補了《平妖傳》，改寫了《新列國志》；戲曲方面創(chuàng)作了（雙雄記》、《萬事足）兩部傳奇，還更定他人傳奇數(shù)十種，其可考的十七種中著名的就有湯顯祖的《還魂記》、邯鄲夢》及李玉的“一、人、永、占”等。此外，他還整理過曲譜，鑒定過志傳，并寫有散曲集《宛轉歌》、詩集（七樂齋稿》。可惜后兩種均已供散，今僅見少量殘存于它書中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