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的文化藝術,博大而恢弘,歷史的車輪碾動上下5000年,鳴響錚錚鐵骨,在斑駁而璀璨的近現(xiàn)代繪畫史中,鏤刻轅桿的轍印。公元1840年,鴉片戰(zhàn)爭的爆發(fā)使中國2000余年的封建社會體制走向了末路,泱泱華夏淪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罔度,中國也由此步入了近代。在動蕩中搖擺的中國,飽受著列強的凌辱,煎熬于水火的交融,雅道凌遲,民生凋敝。近代繪畫在特定的政治、經濟、文化的背景下,曾出現(xiàn)低迷、迂回乃至停滯,大部分的著名畫家在辛亥革命之前業(yè)已故去。然而,以任伯年、吳呂碩為代表的海派畫家和后起者以及嶺南派的“二高一陳”的出現(xiàn),使得本已蕭條的中國畫壇重新?lián)碛辛松鷼?。由丁當時身居北平的畫家大多恪守“四王”的衣缽,沒有大的突破,因此,接受了新思想和革命洗禮的藝術家,開始仿照兩方的模式開辦新學校,倡導“美術革命”,對中國古代繪畫重新加以評定,貫穿近現(xiàn)代中國畫壇的關于創(chuàng)新與保守的爭論就此開始。明末清初,王時敏、王鑒、王翚、王原祁四人起立于中國畫壇,皆因同姓王,簡稱“四王”。他們均擅長山水畫,在師承、崇尚、畫風等方面十分接近,影響廣泛,又受到皇帝的賞識,遂成為左右畫壇風氣的山水畫派,被看作正統(tǒng)派。“四王”致力摹古,崇拜“元四家”,注重筆墨,追求平淡清閑的情調,以能靈活地運用古人的筆墨技法為繪畫藝術的最高境界。他們在總結、運用前人筆墨方面達到一定的深度,尤其是在發(fā)展了干筆渴墨、層層積染的技法方面,豐富了文人山水畫的表現(xiàn)力。但由于一味崇古,忽視體察自然,缺乏真切的生活感受,也大大地桎梏了藝術的創(chuàng)造性,給以后的繪畫發(fā)展帶來了消極影響。隨著《南京條約》的簽署,中國封建社會體制的瓦解,自由與民主的觀念不僅留存于政治當中,更將矛頭指向了作為藝術形態(tài)的繪畫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