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傳播：印度電視傳媒變遷研究

　　1959年，印度第一家電視臺DD開播。在此后的近30年中，印度在發(fā)展國家電視傳媒的道路上始終處于落后的狀態(tài)。1991年，政府將國內電視傳媒向國外和本土私營企業(yè)開放。經過10余年的發(fā)展，印度電視業(yè)迅速崛起于亞洲，現在更將其影響力拓展到全球。從印度電視傳媒的變遷中，可以看到印度政府和人民為了適應形勢的變化，同時也結合自身國情探索出的有印度特色的傳媒發(fā)展道路。它為考察全球化的影響提供了具有積極意義的新視角。眾所周知，全球化作為客觀存在的現實已經使世界日漸成為一個“地球村”，因此閉關自守和一味屈從都是行不通的。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許多發(fā)展中國家都選擇了與國際接軌。印度就是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國家。幾乎是與此同時，印度電視傳媒也開始以開放的姿態(tài)參與到全球化的競爭中。那么，推動印度電視傳媒轉型的因素有哪些？其中，根本的驅動力是什么？對于上述問題的回答決定了能否對印度電視傳媒的變遷歷程作出深入研究和正確評估。傳播學的發(fā)展需要重視發(fā)展中國家的實踐和理論。在全球化背景下，這一點顯得尤為重要。客觀分析這種類型的本土化與全球化關系的特點、性質和作用有助于傳播學理論的建設和發(fā)展。此外，總結和分析發(fā)展中國家傳媒改革的經驗和教訓，也是將傳播學研究應用于傳媒實踐的一種很好的嘗試。為了完成這一研究主旨，本論文以印度電視傳媒政策、體制和機制的變遷為研究切入點，具體論述了以下八章的內容：第一章，分析印度電視傳媒在20世紀90年代發(fā)生根本改變的外因。首先，明確指出印度電視傳媒轉型的國際環(huán)境，對全球化背景下當代世界的典型特征作出必要的闡述，以總結全球化給當代人類社會生活帶來的正面和負面效應。在此基礎上，剖析印度電視傳媒變遷的行業(yè)環(huán)境。通過分析全球化與大眾傳媒變遷的相互影響與相互作用，明確了全球化背景下電視傳媒變遷的必然性和重要意義。最后，以電視傳播技術的變遷、電視傳媒管理原則的變遷和電視傳媒傳播意識的變遷為脈絡，確定現階段電視傳媒的屬性、功能、作用和發(fā)展方向。第二章，明確印度電視傳媒的轉型是迫于外部環(huán)境壓力的無奈之舉還是主動參與全球化進程的積極行為。本章通過梳理亞洲主要發(fā)展中國家電視傳媒傳播策略的變遷，總結各國大致實行的四種傳播策略的歷史原因、突出特點和適用狀況，明確印度電視傳媒傳播策略的性質。此外，為了進一步確定印度電視傳媒變遷的獨特性，還專門分析了與其背景較為相近的南亞和東南亞其他發(fā)展中國家實施同類策略時的情況。當然有必要指出本次研究只針對傳播策略的變遷趨勢進行概括式的分析和總結，并不涉及由此引發(fā)的復雜的經濟、政治和文化變化。第三章，提煉印度電視傳媒變遷的內在要素?？紤]到我國傳播學界對印度電視傳媒研究的現狀，本章較為詳盡地分析了印度電視傳媒的變遷發(fā)展狀況。需要指出的是，理解印度的獨特性是理解印度電視傳媒變遷的鑰匙。當然，對印度大眾傳媒變遷的研究也提供了重要的相關信息。在此基礎上，分析了印度電視傳媒從一種非常落后的狀態(tài)到獲得巨大成功的變遷歷程，最終抽離出在其中發(fā)揮關鍵作用的核心要素——政策、體制和機制的變遷，從而確定整個研究的具體切人點。第四章，對現代傳播學中適用的主要相關理論進行總結和分析。研究中，得到傳播學控制研究、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和“文化帝國主義”研究等相應理論的指導。但是，印度電視傳媒政策、體制和機制變遷對印度電視業(yè)發(fā)展的決定性影響揭示了相關傳播學理論在方法論上的共同弱點，也對它們主要的基本前提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反證。正是因為如此，在研究中運用了政治學的相關理論，從而為解決這些問題作出了一次嘗試。第五章，分析印度電視傳媒政策的變遷。以獨立后印度走過的不同經濟發(fā)展時期為界限，印度電視傳媒的政策變遷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受到不同時期政治經濟因素的影響，印度電視傳媒政策的特點也是因階段而異。分析和總結印度電視傳媒政策近50年的變遷，可以明確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背景下的發(fā)展階段，是印度電視傳媒政策建設迅速走向科學化、民主化和系統(tǒng)化的時期。第六章，分析印度電視傳媒體制的變遷。以《1990年印度廣播電視公司法》的頒布為界限，印度電視傳媒的體制變遷可以大致分為計劃經濟時代的國有公營和全球化背景下的自主經營兩個重要階段。20世紀90年代以來，DD的發(fā)展情況說明傳統(tǒng)的制度和觀念有必要作出調整才能適應社會的變革。第七章，分析印度電視傳媒機制的變遷。它突出體現在“商業(yè)化”屬性的私營電視公司的相關實踐中。以Zee為代表管窺印度電視傳媒機制變遷的典型特征，可以發(fā)現加強市場化運作和增強自我發(fā)展的活力與能力是機制變遷根本，而這也正是我國廣電總局對中國電視改革提出的要求。第八章，本次研究得出結論，認為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化背景下印度電視傳媒政策、體制和機制的變遷是順應時代潮流而動的，為印度電視業(yè)的繁榮興旺作出了重要貢獻。雖然未來的道路仍然是曲折的，但順應規(guī)律、不斷調整的指導原則不會改變。印度電視傳媒政策、體制和機制的變遷，說明對發(fā)展中國家傳媒改革的界定除了要進行文化的評估，更重要地是進行經濟和政治的分析。也正是基于這個分析結論，本論文認為發(fā)生在印度本土的電視傳媒與全球化之間的對話，其實質更應該是互惠的。就中國電視的改革而言，兩國的基本思路和原則是相似的。雖然中印的意識形態(tài)不同，但是順應時代發(fā)展要求畢竟是唯一可行的科學態(tài)度。印度電視傳媒的變遷又一次證明發(fā)展中國家集結自己的智慧，憑借厚重的文化底蘊應該可以在全球化背景下做到“和而不同”。毫無疑問，傳播學有責任關注東方國家傳媒變遷中控制因素的獨特性，并重視它們取得的成績，否則就不能說自己的研究是關注全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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