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科研領域在這一歷史階段中對中國抗戰(zhàn)局勢有重大影響的國內外歷史事件依舊存有分歧和爭議的問題,《中國抗戰(zhàn)局勢與國際政治關系》以史實為依據,觀點鮮明地闡述了作者的見解。比如對于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駁斥了時任國民政府西亞司司長的卜道明(自始至終參加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談判)“追敘”中所持的“不得已而為之”、“利大于弊”等觀點(至今在學術界仍有不少贊成者)。通過分析論證得出結論:卜道明在“追敘”中所持的上述觀點,純粹是站在國民黨獨裁統治集團的立場,完全背離民族利益至上立場,為國民政府因屈服美蘇壓力而喪權辱國的行徑開脫罪責的狡辯,充分表現出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缺乏承擔歷史罪責的勇氣。就連時任中國首席談判代表的宋子文都怕擔當賣國賊罵名而遺臭萬年,中途辭去外交部長和首席談判代表的職務。因此,決不可把《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署僅僅看成是“不得已而為之”和“利大于弊”,更不可歸結為“國弱無外交”,而是地地道道喪權辱國的行徑。為進一步駁斥卜道明所持的觀點,《中國抗戰(zhàn)局勢與國際政治關系》以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的表現與拒簽“和約”的后果作為對比,具有較強的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