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開放尤其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經濟倫理問題的關注及其在這種關注中興起的經濟倫理學研究,愈益顯示出對于我國改革開放實踐與我國經濟社會和諧發(fā)展的重要意義,也因此愈益引起學者、政府、社會和企業(yè)的重視。經濟倫理學在世界范圍的興起,首先是因為戰(zhàn)后由新科學技術加速的社會化生產激化了單純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經濟活動與以這種活動所賴以生存的社會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激化到這種程度,除非顧及經濟活動所賴以存在的社會的利益,否則這種活動本身就不能再合法地進行下去。這樣_種矛盾及其社會要求隨資本生產方式的全球化擴展而表現(xiàn)出來,盡管表現(xiàn)的形式和特點有所不同。這也就是當代經濟倫理學運動能夠成為全球現(xiàn)實的根本原因。從我國來看,我們所從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鄧小平所說是“全新的事業(yè)”。這是因為,首先,從作為資源配置和協(xié)調制度的市場制度與特定所有制的成功結合來說,歷史上還不曾有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樣的實踐。人類歷史上成功實踐的只有一種經濟形態(tài),就是市場經濟與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相結合。其次,從吸取人類文明成果來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面看,我們的實踐在廣度和深度方面,也是前蘇聯(lián)的“新經濟”時期所不可比擬的,因而開創(chuàng)了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也正因為這種創(chuàng)新性,一方面,我們面臨利用市場和資本所帶來的風險及其倫理挑戰(zhàn);另一方面,我們也為克服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局限性,為人類解決這方面的風險和倫理問題提供了偉大機遇。這是在中國從事經濟倫理研究的挑戰(zhàn)性和迷人性之處。實際上,這也是所有以不同方式有幸參與這項全新的偉大事業(yè)的人們都可以認同的。應該注意的是,這種挑戰(zhàn)性或風險性,特別表現(xiàn)在不能用社會主義的普照之光籠統(tǒng)地對待市場制度的局限性,更不應回避受到馬克思批判的古典資本主義的惡。毋庸贅言,這種惡在沒有監(jiān)督和制約的地方已經并且還會重復發(fā)生。被礦難吞噬的幾干名礦工用他們無辜的生命提醒我們,應當重視西方和我們自己已有的血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