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交理論和實踐的深入探討離不開閱讀有關外交學的經典（古典）文獻。所謂“經典”，無非是過去的但卻與今天仍然相關的（為當代的人們仍然珍視的）文獻。今天，年輕的華人學者很難讀到或者讀懂漢語的經典文獻。同樣，對英語世界的學者來說，要閱讀那些屬于“經典”之列的英語文獻也非易事。英語世界關于外交和國際關系的近代早期（中世紀結束后到18世紀）文獻很多，但都分散在各種各樣的文字中，如文章、書信、回憶錄、公文、著作章節(jié)等。缺少耐心的當代讀者還是難以比較全面地接近這些東西。即使人們進入存放這些文獻的現(xiàn)代圖書館，費力找到了相關的文獻，也難以觸及這些文獻的“涉外”核心部分。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貝里奇教授不厭其煩，在倫敦英國國家圖書館（不列顛圖書館）和萊斯特大學圖書館完成了《外交學經典選讀》一書的選編工作。該書篇幅上不過是個小冊子，卻十分精要和權威，摘要、收錄了西方最具有代表性的近代外交思想文獻。它們依次是：柯門斯的《回憶錄》、馬基雅弗利的《給拉法埃洛·吉羅拉米大使出使帝國的建議》、圭恰迪尼的《雜感》、真蒂利的《使館三書》、奧特芒的《論大使》、培根的《論談判》、德·薇拉的《論完美的大使》、格勞秀斯的《論公使館的權利》、黎塞留的《政治遺囑》、威克福的《大使及其職責》、卡利埃的《與君主談判的藝術》、賓克斯胡克的《對大使的管轄》、佩凱的《論談判藝》、瓦泰勒的《萬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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