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學史上，散文是與詩歌并峰的一種文體。而唐宋散文是中國古代散文發(fā)展中繼先秦兩漢之后的又一高峰。明初朱右就曾將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的文章選編為《八先生文集》，但這一選本早已不傳。明代中葉，茅坤編了《唐宋八大家文鈔》，由此有了唐宋八大家之說。唐宋散文處于中國散文發(fā)展史上承先啟后、卓有成效的一個重要變革時期。在它之前的先秦兩漢時期，無論是敘事散文還是說理散文，都以其言之有物的厚實和語言藝術上的高度成功，為后世散文發(fā)展奠定了基礎。魏晉南北朝的文學的自覺，一方面使文學從學術中分離出來，使文學自身的價值得到凸現和認同，文學成為個人抒情寫意的行為；另一方面就是形成了過于重視文辭、追逐新麗的華美文風。這種華麗空疏的駢體文風一直是唐初近百年文風的主流。到唐代中期，韓愈、柳宗元力矯文壇之弊，提出文以明道，把文體文風改革與政治革新聯系在一起，從理論上提出了文道統(tǒng)一，“文以明道”；強調“惟陳言之務去”，反對因襲模仿；重文氣，認為作家的道德修養(yǎng)、精神狀態(tài)決定作品的氣勢風格，氣盛才會言宣。從這一理論出發(fā)，韓愈的散文創(chuàng)作實踐，無論是說理議論還是記事狀物，抑或抒情言志等，都表現出鮮明的形象和磅礴雄偉、自由奔放的氣勢；柳宗元把寓言發(fā)展成為獨立、完整、形象的文學樣式，其山水游記對自然的幽深洞察、精微刻畫更是達到了“漱滌萬物，牢籠百態(tài)”的美學高度。 經過韓愈、柳宗元的努力，散文革新終于形成巨大的聲勢，散體文取代駢體而占據文壇，韓愈也因此而被蘇軾譽為“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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