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術星叢中，有一顆星閃爍得很快樂，很詭異，也很嚴肅。他快樂，因為他在不斷地揶揄著當代布爾喬亞世界中人們追逐那個永遠不可企及的剩余快感的執(zhí)著，嘲笑著那個崇高對象的飄渺性。他是個患有“癥候癮”的導游，在我們熟視無睹的經驗生活和文化“景點”中，他不斷地撿拾那些“空白”：在我們打開可口可樂瓶蓋的剎那間，他幫我們發(fā)現(xiàn)從里面“蒸發(fā)”出來的那個“對象a”；在資本主義用牙膏上“30％免費贈送”的廣告忽悠大眾時，他也以“想割下白送的30％放入自己的口袋”的機靈鬼方式，替大眾反忽悠了資本主義一把。他詭異，因為他在希區(qū)柯克、大衛(wèi)·林奇、塔可夫斯基等大師導演的電影和一段段難登大雅之堂的笑話中，例證著他對艱澀的晚期拉康哲學的消化和轉譯，敷陳著他對“實在界”、“創(chuàng)傷性內核”、“凝視”等等概念邏輯的新穎論證。他又非常嚴肅，他在電梯里發(fā)現(xiàn)了關門按鈕給人的只是認為自己行為富有成效的“誤認”，然而他卻在這里偷窺到資本主義政治文化的真理：公民的政治參與只是在政黨政治的饕餮大餐之后撿拾些殘羹冷炙充饑，指認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整體的易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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