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書畫館·第六編

　　中國書法與繪畫藝術源遠流長。它們同起源于原始符號，同在華夏文明的土壤中滋長，使用相同的筆墨紙硯，均以線條為基礎的造型手段，追求共同的筆墨技巧和抒情寫意的審美意趣。雖然爾后它們發(fā)展為兩個獨立的藝術門類，前者更側重抒寫性情，后者更強調傳神寫照，但二者數(shù)千年來始終相互借鑒，共同發(fā)展。書中有畫，畫中有書，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也正因此，書畫藝術在諸多中國傳統(tǒng)藝術門類中，至今仍歷久不衰，欣欣向榮。中國書法與繪畫藝術以其悠久的歷史、獨特的表現(xiàn)方法和審美意趣，在世界美術之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晉唐宋元時期是中國書畫藝術構建體系、創(chuàng)造經(jīng)典的重要時期。晉代王羲之天才的創(chuàng)作實踐大大提高了漢字新興書體的藝術品位，成為后世書法審美的基準坐標。以顧愷之為代表的人物畫創(chuàng)作也已達到很高的水平。隋唐畫壇在人物畫繼續(xù)發(fā)展的同時，山水樓閣、鞍馬走獸等畫科也相繼繁榮，閻立本、展子虔、韓混等人的名作無不呈現(xiàn)一派恢弘富麗的盛世氣象。唐代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顏真卿、柳公權等楷書大家所確立的漢字結體用筆規(guī)范，影響深遠，沿用至今。五代兩宋繪畫更趨成熟完備，山水、人物、花鳥名家輩出，風格崇尚寫實，精能高雅。這與當時皇家設置畫院、獎掖人才的措施以及文人士大夫階層對藝術創(chuàng)作的廣泛參與有很大關系。宋元的文人書家，強調在“守法”的前提下張揚個性，表現(xiàn)“書卷之氣”，書法在實用的基礎上被賦予更深厚的文化內涵，“宋四家”和元代鮮于樞、趙孟煩皆為代表人物。同樣，“元四家”高張“文人畫”旗幟，提倡抒寫性情，不求形似，為明清繪畫的發(fā)展開辟了廣闊天地。明代是中國書畫史上承前啟后、流派紛呈的重要階段。其書法繪畫繼承了宋元傳統(tǒng)，在創(chuàng)作理論和表現(xiàn)技法上都取得了較大發(fā)展，并在不同階段出現(xiàn)了以地域為中心的藝術群體，展現(xiàn)出豐富多彩的藝術面貌。明早期書法以“三宋”草書和“二沈”的“臺閣體”楷書為代表；繪畫則以戴進、林良等人粗獷縱肆的“浙派”、“院體”風格主導畫壇。明中期以后，吳門（蘇州）地區(qū)成為書畫創(chuàng)作的中心，吳寬、王寵等人在書法上擺脫“臺閣體”束縛，“吳門四家”以清雅淡麗為主的文人畫風代替了宮廷中富麗堂皇“院畫”；而陳淳和徐渭在寫意花鳥畫方面的創(chuàng)新豐富了繪畫的表現(xiàn)形式與筆墨內涵。明晚期董其昌完善了書畫創(chuàng)作理論，成為文人書畫的集大成者，對當時及清代影響頗廣；同時，“松江派”的趙左、沈士充，杭州的藍瑛、陳洪綬，均能領袖一時，白具風貌，為明末社會動蕩中的藝壇增添了一抹亮色。清代書畫在傳承與創(chuàng)新中形成繁榮局面。清初王鐸、傅山等書家承襲明末書風，以雄奇跌宕的揮寫表露孤傲憤世的遺民心態(tài)，“康熙四家”清勁秀潤的書風則承續(xù)著董其昌的遺韻；繪畫上“四王吳惲”以摹古集大成而居畫壇主流，“四僧”、“金陵八家”及“黃山畫派”等則以自然為師而開辟山水新境界。清中期盛行崇古立新之風，劉墉、翁方綱等力追晉唐而帶來帖學的繁榮，鄧石如、伊秉綬等則以金石文字入書而漸開碑學之風；宮廷繪畫以西畫技法豐富中國畫的表現(xiàn)形式，“揚州畫派”又以張揚的個性為畫壇注入活力。晚清書壇碑學愈盛，以何紹基、趙之謙、吳昌碩最負盛名；“海上畫派”和“嶺南畫派”則以雅俗共賞的畫風拉開近代繪畫之帷幕。故宮博物院收藏有豐富、系統(tǒng)的中國古代書畫遺存。其中既有年代久遠的稀世孤本，亦有各時代名家的代表作品，可以清晰地反映中國古代書法與繪畫藝術發(fā)展的歷史脈絡。為了感受經(jīng)典，分享中國書畫藝術的高邁與神秘，展示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博大與精深，我們將分批展出歷代書畫家的精品佳作，以供廣大觀眾研究、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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