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記憶的是一個經歷了從四十年代抗日戰(zhàn)爭到九十年代“后文革”的文化人。他“既無舊恩可報,也無新功可求”,大半生都在小心翼翼地躲避思想羅網和政治漩渦。他以自己的為人處事實行了孔子所說的“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在時局清明的時候,用心做事、謹言慎行;在時局動蕩的時候,守拙安愚、有所不為。他痛苦于內,寧靜于外,養(yǎng)成一種可稱為“犬儒”的淡泊和懷疑。這種清醒自明幫助他度過苦悶迷茫、坎壈困頓的歲月,而最終沒有變成一個憂郁者和厭世者。惟如此,才有了這里的文字見證。徐干生(1920-1998),江蘇淮安人,1945年武漢大學外文系畢業(yè)。從1938年開始在章靳以主編的《國民公報》副刊“文群”、夏衍主編的《野草》、《大公報》副刊“文藝”、《詩月報》、《珞珈周報》、《中國詩藝》等報刊上以王瑤、秦淮碧、樂山等筆名發(fā)表詩歌、散文、小說。詩作如《俚歌》、《河邊》、《高音詩》等先后收入了《中國現代格律詩選》、《中國四十年代詩選》和《中國抗日戰(zhàn)爭時期大后方文學書系·詩歌第一集、第二集》。1949年后有詩作發(fā)表于《雨花》,另有《阮詩臆繹》(將阮籍《詠懷詩》八十二首譯成新體)發(fā)表于《中華文史論叢》。本書收錄了他經摯友保存到“文革”后的抗戰(zhàn)時期的文學作品,“文革”期間的檢討、勞改日記和“文革”后的作品、翻譯和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