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法學”一詞,本為傳統(tǒng)法學體系中固有之概念,其相對者為“應用法學”。其間得以區(qū)別的關鍵,在于二者與法律實踐關系之遠近。所謂理論法學,所涉學科均與法律實踐較遠,并不直接關注法律之運用;或者即使關注,也僅以理論化之方式加以解釋和說明,并不決定具體訴訟兩造的勝負與其中權利、義務的(再)分配問題。與此相反,應用法學則在領域區(qū)分的角度上,進一步延展出民法學、刑法學等實體法領域與相互配套的訴訟法學等程序法領域,以便在將特定糾紛做類型化處理的基礎上,給出本領域內的解決方式。當然,這并不意味著理論法學由此變成純粹的抽象思辨,因為其所帶來的理論思考,仍為反省特定法律實踐或者法律糾紛的解決舉措,提供基礎性的準備。正因為如此,臺灣地區(qū)法學界才有“基礎法學”之概念。不過,臺灣所謂之“基礎法學”,以法理學與法律史學為主要內容,并不涉及憲法學,而是將其與行政法學同樣納入“公法”之領域。于學理而言,此種做法實為妥當之舉。然而,考慮中國大陸憲法司法化漸趨式微之具體情形,以及憲法原本即扮演其他部門法體系之基礎的角色,從而是了解其他部門法體系之先決條件,因此將其同樣納入理論法學之范圍,即具有特定階段的合理之處。同時,就教材體系而言,由于法學的日益專業(yè)化,是否能夠通過專業(yè)考試的選拔,已經成為評價法科學生是否培養(yǎng)成功的關鍵指標。當然,這并非說明,是否通過考試是唯一的標準,但將其作為核心標準之一當無疑問。然而,由于各學校所使用之教材內容與水平上參差不齊,缺乏相對穩(wěn)固的理論體系,更對考試極為不利。因此才有必要編纂體系明確、便于考試之教材的必要。職是之故,本教材遂以歷年國家司法考試大綱與教育部法學教學指導綱要為宗,集合學界之基本理論共識,以確定知識體系;以各種考試之典型例題為要,明確重要知識點,以提供備考之使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