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分權財政政策與需求結構失衡》主要從財政角度分析需求結構失衡,尤其是其中的居民消費需求不足問題。之所以選擇這一主題,主要源于居民消費需求不足是中國內外經濟雙重失衡的根源。居民消費需求不足問題不解決,中國內外失衡問題不可能有效解決。雖然自20世紀90年代末起,擴大內需,主要是居民消費需求,就一直是宏觀調控的著力點和主要抓手,但收效甚微,因為在經驗上,居民消費率一直呈下降趨勢,到2010年已下降至37%以下,這遠遠低于50%的世界平均水平。為什么中國會出現居民消費需求不足?為什么宏觀調控未能穩(wěn)定并擴大居民消費需求?本項研究試圖從財政分權、財政政策等財政角度對上述兩個問題展開分析。應該說,居民消費需求不足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已有文獻討論的收入分配差距、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城鄉(xiāng)二元治理等,但從財政角度研究的文獻卻很少。而實際上,在中國這種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下,居民消費需求受到擠壓主要源于財政分權的制度安排,因為在現行的分權體制和制度結構下,政府與企業(yè)更容易形成隱形戰(zhàn)略聯(lián)盟,從而形成不利于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同時,政府出于競爭壓力和增長目的,更傾向于采取有偏的財政政策治理經濟,而這些政策雖然在短期內對提振居民消費信心有一定作用,但從長期看,由于受工具性約束和制度性約束,對居民消費需求產生了顯著的非凱恩斯效應,所以不僅未能穩(wěn)定和提高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反而使居民消費意愿進一步下降。整個研究包含八個部分,這八個部分既相互獨立,又有一定關聯(lián)性,從不同角度分析居民消費需求不足的財政原因。第一部分對我國需求結構失衡與否及其失衡程度作出判斷,在錢納里和賽奎因研究的基礎上,通過構造需求結構變化與收入轉換、市場規(guī)模和結構特征的關系等式,探究需求結構,主要是居民消費率變化的一般模式及其主要特征,并在此基礎上,利用數據模擬結果對我國需求結構變化是否偏離其變化的一般模式作出判斷。第二部分給出從財政角度研究我國需求結構失衡的分析框架。首先分析財政分權體制、分權制度設計與分權體制下的財政政策選擇對中國需求結構變化的影響,揭示前者引起后者的內在機理。在此基礎上,進而對需求結構失衡的風險傳遞效應進行實證描述。接著對需求結構失衡中居民消費率持續(xù)下降可能的財政解決辦法進行分析,構筑居民能消費、敢消費的財政體制與政策環(huán)境。最后對體制調整和政策選擇過程中需要處理的一些重大問題進行簡要分析。第三至第五部分主要從財政分權角度考察居民消費需求不足的財政體制因素。其中,第三部分主要從體制演進視角研究財政分權策略與政府財政支出意愿的關系,重點解釋公共品供給不足產生的原因。第四部分主要從地區(qū)間競爭視角研究分權體制下地方政府財政策略選擇,重點解釋競爭壓力與政府財政收支決策的內在邏輯關系。第五部分主要從激勵結構視角研究分權體制下的轉移支付制度與地方政府財政收支的行為的關系,重點解釋分權制度安排對公共品提供主體地方政府財政行為的影響。這三部分主要是對第二部分分權體制及其制度安排對需求結構主要是其中的居民消費需求影響分析的深化。分析遵循的邏輯是,居民消費需求不足源于公共品供給短缺,而公共品供給短缺又源于財政分權策略及其分權制度安排。第六至第八部分主要從財政政策角度考察居民消費率下降的財政政策因素。其中,第六部分主要研究消費者信心與居民消費需求的關系,重點解釋消費者信心對擴大居民消費需求的重要性。第七部分主要研究消費者信心與財政政策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重點解釋消費者信心在財政政策調控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消費者信心非對稱變化的財政政策因素。第八部分主要研究消費者消費意愿與財政政策關系,重點解釋消費者消費意愿趨勢變化特征及其財政原因。這三部分主要針對第二部分分權體制下的財政政策選擇對居民消費需求影響分析的深化。分析遵循的邏輯是:居民消費需求高低是否除了受收入約束外還受信心約束?消費者信心與財政政策之間存在怎樣的雙向作用關系?消費者信心下降直接表現為消費者消費意愿的下降,在消費意愿下降過程中,財政政策又扮演了怎樣的角色?通過研究,獲得了如下結論:·在經驗上,我國需求結構自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就開始進入失衡狀態(tài),其中水平偏低和下降速度過快是其主要特征。盡管失衡一直存在,但并不像人們想象得那么嚴重,尤其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如果考慮水平偏低的歷史因素,需求結構失衡程度依然在經濟可以承受的范圍之內,當前需求結構失衡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高增長的必然結果?!の覈謾囿w制下的財政制度安排是居民消費需求增長滯后于經濟增長的重要財政原因。重新平衡需求結構,需要在現行體制框架內重構財政支出體系,構筑居民有錢消費、敢于消費的制度環(huán)境,同時確立以直接稅為主的財政收入制度,構筑政府有效行政的激勵結構和需求結構的內生平衡機制。·以中央政府為主導、財權劃分為核心的財政分權策略是中國公共品供給相對短缺的根源。提高財政支出的公共性和政府公共品提供意愿,需要重塑財政體制的激勵結構,從財權意識轉向公共責任意識,而不是僅僅解決財政體制存在的收支不匹配問題?!ぴ谪斦謾囿w制下,中國地區(qū)間競爭正在由單純的粗放式稅價競爭轉向財政支出競爭,財政支出競爭的結果是社會事業(yè)領域的過度市場化,以及社會性支出增長嚴重滯后于經濟增長。社會事業(yè)領域的過度市場化和社會性支出增長滯后,直接導致公共品供給相對不足?!し謾囿w制下的轉移支付制度設計對地方財政收支決策構成了不恰當激勵,造成地方政府嚴重的預算軟約束和有偏的支出傾向。轉移支付下地方政府的道德風險和行為變異,直接導致轉移支付資金難以充分轉化為地方政府的公共品供給?!へ斦С鼋Y構偏向導致的公共品供給不足,不僅使低收人群體難以充分參與經濟增長成果分享,而且惡化了中等以上收入群體的消費支出預期,成為居民消費不足的主要財政根源?!しe極財政政策對恢復消費者信心作用顯著,但作用效果在不同政策工具之問差異明顯。擴張偏向的財政支出政策雖在蕭條時期對消費者信心有顯著促進效果,但主要是通過增加社會性支出實現的;而快速膨脹的行政管理費卻惡化了消費者信心,抑制了消費者的消費意愿?!ぶ袊用裣M率持續(xù)下降主要源于居民邊際消費傾向下降,而居民邊際消費傾向下降與財政政策調控策略密切相關。中國以擴大財政支出為主的內需擴張政策對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影響呈顯著非凱恩斯效應。雖然財政收入政策的作用效果表現為凱恩斯效應,但在過去10多年中,我國財政收入政策總體上卻是緊縮的?!敦斦謾嘭斦吲c需求結構失衡》的作者是李永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