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轉稅制作為涵蓋我國商品生產、批發(fā)、零售及服務領域的一種間接稅機制，雖然在組織財政收入，調節(jié)收入分配，優(yōu)化經濟結構，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的功能尤為顯著；但在稅制理論、稅種結構、稅收政策以及征收管理等方面，仍存在不少亟待解決的問題，這種狀況顯然與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和經濟全球化的要求不相適應。因此，加強對我國流轉稅制理論與實踐的研究，并針對存在的問題，提出進一步改革和完善現(xiàn)行流轉稅制的對策和方案，不僅有利于稅制建設，而且還將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穩(wěn)定與發(fā)展，產生積極影響?；谏鲜稣J識，本文從政治、經濟、社會和稅制功能的角度，對我國流轉稅制的理論與實踐問題，進行了較為全面、系統(tǒng)、深入的研究，并得出以下基本結論：1.政治對流轉稅產生的影響，集中表現(xiàn)在中央與地方政府為爭取流轉稅稅權及收入分配的博弈上，且已出現(xiàn)以地方政府不當政治干預為主要標志的非規(guī)范化趨勢。如果任由這種趨勢長期存在和發(fā)展下去，則極有可能消弱中央統(tǒng)一的政治意志，并損害正在建立和完善的市場經濟秩序和法制環(huán)境。因此，應站在維護國家政治穩(wěn)定和促進經濟與社會協(xié)調發(fā)展的高度，進一步改革和完善政治經濟體制，理順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稅收分配關系，并采取斷然措施，糾正某些地方政府的制度外博弈偏好。此外，流轉稅在受到政治影響和制約的同時，又反過來對政治有促進或阻礙作用，如果政府對流轉稅進行政治干預的程度或分寸把握不當，勢必在中央與地方以及各種利益集團之間產生新的矛盾，并可能帶來與良好愿望相悖的不良結局。基于此，流轉稅與政治之間既有相輔相成的一面，又有相互矛盾的一面，兩者之間的關系并非此消彼長，比較復雜，宜慎重把握和處理。2.流轉稅與經濟的關系，實質上就是政府行為與資源配置的關系，且具體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一是從宏觀上看，由于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失靈，產生了社會對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需求，而政府要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就必須介入資源的配置；二是從中觀上看，流轉稅作為地方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誘發(fā)了地方政府尋租的積極性，即政府運用流轉稅優(yōu)惠等競爭手段，對資源配置進行人為的干預，以期用較低的中觀稅負水平吸引各方面投資，進而占有較大的資源配置份額，從總體上提高本地區(qū)就業(yè)和GDP及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三是從微觀上看，流轉稅作為私人部門產品價格的組成部分，不論其以價內稅或價外稅的形式出現(xiàn)，對生產者而言，將視同增加了生產銷售成本，對消費者而言，將視同增加了消費代價。因此，不同稅率產品的生產和消費，會分別受到生產者利潤水平或消費者收入水平的制約。3.流轉稅與社會的關系，實質上表現(xiàn)為流轉稅與生產關系之間的關系，且包括三個方面的重要內容：一是流轉稅與財產權利的關系由法律確定，并應受到法律的保護，每個社會成員都應該通過平等競爭，即依靠誠實勞動和合法交易來獲得相應的財產權利；二是流轉稅與社會財富分配的關系，同樣遵循著市場經濟規(guī)則，且存在著一種政府與公眾之間的有償交換關系，但這種交換關系，并不像其他商品交換關系那樣，其價格完全是由市場供需關系決定的，恰恰相反，它是由政府提出，并經一定的法律程序加以確認，且通過參與GDP初次分配的形式來具體體現(xiàn)的；三是流轉稅與人們的身份及地位的關系，是一種權力和義務平等的關系，即政府在通過集體行為授予或確認個人財產權利的同時，必須建立個人行為必須遵守的法律和道德規(guī)范，且不論以何種財產權利關系為特征的個人行為，都必須受控于集體行為。此外，由于個人或企業(yè)理性追求與社會道德和法制之間的矛盾與約束關系的存在，要十分重視社會道德水準和法制程度對流轉稅立法、司法和執(zhí)法的影響，特別是在流轉稅制的設計過程中，既要借鑒國際經驗，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又不能脫離國情，過于理想化。4.稅制模式的選擇離不開本國國情，我國在對稅制模式做出評估與選擇時，宜從四個方面人手：一是要有較為確定的政府稅收收入規(guī)模預期，即稅制模式的選擇必須基于一定的政府稅收收入規(guī)模，而政府稅收收入規(guī)模預期，又必須與經濟增長預期保持同步，并在此前提下，對現(xiàn)行稅種的收入規(guī)模和結構進行較為全面、客觀、科學的分析和評估；二是要有較為確定的政府政策目標，即稅制模式的選擇必須與政府的政策目標保持一致，而政府的政策目標，又要綜合考慮政府收入規(guī)模、經濟政策目標，效率與公平等多種因素；三是要有較為寬泛、穩(wěn)定的納稅人群體，即稅制模式的選擇和稅種的設置，必須考慮納稅人及社會不同階層和群體的承受能力，并在納稅人和負稅人之間進行公平、合理的布局；四是要有較為低廉的稅收成本，即稅制模式的選擇必須堅持稅收成本節(jié)約的原則，而稅收成本節(jié)約則意味著稅制要統(tǒng)一、透明和簡便，并同時要考慮公民的納稅意識、社會的法制程度，以及稅務機關的管理水平和納稅人的會計核算能力等?；诖?，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繼續(xù)選擇以流轉稅為主體或以流轉稅和所得稅為雙主體的稅制模式，是符合我國國情的正確選擇。5.我國現(xiàn)行流轉稅制運行狀況良好，且宏觀稅負較為適度，對投資、消費、出口和技術進步產生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但是。不同區(qū)域間的中觀稅負水平差距較大，這里，既有地理位置和經濟結構問題，又有地方保護主義和長官意志的干擾。此外，微觀稅負總的來說也是適度的，且低于理論稅負水平，尤其是不存在企業(yè)增值稅稅負過重的問題，企業(yè)經濟效益較差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增值稅擠占了企業(yè)的利潤，而主要在于企業(yè)管理費用及損失率過高，以及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各種行政事業(yè)性預算外收費和體制外亂收費的影響，因此，在增值稅制改革中，仍宜保持目前的增值稅微觀稅負水平。6.加強流轉稅征收管理，是一項長期、艱巨和復雜的系統(tǒng)工程，它基于一定的治稅理念和制度條件，涵蓋著稅收征管模式、稅務組織結構和相關制度的設計與選擇等重要課題。其中，就我國稅務機關的治稅理念而言，它雖然不能像西方國家那樣，在社會法制程度比較完備，且公民納稅意識比較強的基礎上，基本上實現(xiàn)從強制執(zhí)法到優(yōu)質服務的根本性轉變，并從理論和實踐上，基于邊際效用學說，將政府活動完全納入市場交易的視角，同時在公共產品和服務領域引入收入、成本和價格的概念，但在價值取向上，已開始進行了有益的探討，且上述概念的引入，既有利于節(jié)約稅收成本，減少政府公共支出，降低國民稅收負擔；又有利于優(yōu)化稅收征管模式，提高稅務機關的行政效率，同時還有利于增強納稅人及社會各界的納稅意識和監(jiān)督意識，提高全社會的稅收“法治”和“德治”水平。而就征管模式的優(yōu)化而論，應重視外部環(huán)境的影響和稅務管理信息化的要求，著手考慮稅務組織的重構和稅收業(yè)務流程的再造等問題，并針對信息不對稱和政府及民間的非規(guī)范行為，進一步建立和完善電子誠信查詢系統(tǒng)和“人機結合”的控制機制。7.我國流轉稅制經1994年的改革和創(chuàng)新后，從總體上說更趨于統(tǒng)一、規(guī)范和公平，但仍存在一些影響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的深層次問題，亟待通過改革的深化，予以通盤考慮和解決。其中，增值稅制改革的焦點，主要集中在擴大征收范圍和轉型兩個方面，且應從實際出發(fā)，并結合稅種結構和應稅項目調整，逐步進行。具體建議是，近期宜首先考慮將部分與制造業(yè)緊密相關的營業(yè)稅應稅項目列入增值稅的征收范圍，但從中長期看，則宜將營業(yè)稅應稅項目中的轉讓無形資產和銷售不動產收入并入增值稅的征收范圍，且營業(yè)稅的應稅項目僅保留金融保險業(yè)、文化娛樂業(yè)和服務業(yè)。而對于增值稅制轉型問題，應遵循既要鼓勵投資和技術進步，又要確實保證財政收入穩(wěn)定增長的原則，并通過實證分析，來選擇可行的方案。具體而言：一是在近期內全面實行消費型增值稅制的條件還不具備，時機也尚未成熟，因此，宜采用過渡性的辦法，實行有限制的收入型增值稅。二是消費稅制的改革重點，在于簡并和規(guī)范，即簡并具有調節(jié)相同特殊消費行為的稅種或應稅項目，如將燃油稅并入消費稅，并將消費稅應稅項目中的摩托車和小汽車并人車輛購置稅，同時取消對某些屬于大眾消費品或存在重復征稅的消費稅應稅項目，如汽車輪胎等。三是營業(yè)稅制的改革，應與增值稅擴圍相配套，也分兩步走，即：第一步僅將交通運輸業(yè)、建筑業(yè)和郵電通信業(yè)調出營業(yè)稅的征稅范圍，并人增值稅；第二步再將與制造業(yè)緊密相關的轉讓無形資產和銷售不動產，以及將服務業(yè)中的代理業(yè)、倉儲業(yè)、租賃業(yè)、廣告業(yè)從營業(yè)稅征稅范圍中調出，并人增值稅。與此同時，還應對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稅收管理權限及稅收收入分配關系，進行相應的調整和規(guī)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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