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靜云編著的《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精） 》內容介紹：神話創(chuàng)造和理解史實，是歷史研究中兩 種并存的趨勢。古代社會留下了很多歷史化的神話， 成為漢代以來寫作“神話化歷史”的基礎。傳世文獻 描述夏商周三個異族朝代，成湯克夏，武王克商，興 衰情況都很相似，這顯然是一種神話化的歷史結構， 代表了文化中對古史神秘化、神圣化的理解，即超越 性的“神史”理想。 早期歷史神話的形成過程是個謎，在形成現有文 獻所記載之樣貌前，個別族群的神話化歷史應該早已 合并為一體，這在某種程度上一定涉及“天下”一元 史的意識形態(tài)。因此我們所能看到的早期歷史故事， 應該更符合于殷商青銅禮器：龍首、虎身、牛角、鷹 爪合為一體的形象。秦漢統(tǒng)一天下后，更加需要以一 元歷史證明其統(tǒng)一政權的正當性，因此《呂氏春秋》 、《史記》的一元史便蘊含著天下帝國的意識形態(tài)。傳世文獻雖然不是憑空而來，但它們有自己的內在意 義，與史實頗有落差。 近百年考古學的發(fā)展，提供了很多史前文明的依 據。目前已知中國青銅文明主要有三。第一是長江流 域，是當時文明化、國家化程度最高的農耕文明，殷 商之前已成為先蜀、先楚、先吳、先越等國家文明的 基礎，其中先楚文明所在空間最為寬闊、豐腴，國家 化程度也最高（不宜以熊氏王朝的楚來理解其更早的 歷史階段）。從地理與考古情況來看，很多顓頊、堯 舜和夏禹的故事較符合長江中游的環(huán)境。第二是東北 遼河流域，自紅山文化以來即為純熟獨特的文明，到 了青銅時代夏家店下層文化，因與草原交界，明顯具 有以軍權治理社會的特點，在歷史上成為殷商集權最 關鍵之基礎。第三是西北齊家青銅文化，族群流動率 很高，文明化、國家化的過程直至商周才明顯，但最 后成為周與秦政權的發(fā)祥地，掌握了大規(guī)模的政治權 力。 這三地各有金屬礦床，所以各依靠本土礦床發(fā)展 ，礦料的差異性也影響早期青銅技術。在這三區(qū)中， 長江流域的礦床最豐富，肥沃土地也符合文明發(fā)展的 理想條件。此地區(qū)幅員最寬廣，上、中、下游是不同 文明的發(fā)源地。從距今五千年以來，長江文明的社會 分化、國家化過程很明確。筆者分析考古資料，認為 長江流域的文明形成，相當于史前蜀、楚、吳、越的 文明起源，且從新石器中晚期到戰(zhàn)國漢代，其間發(fā)展 一脈相承，并無中斷。 因長江金屬礦的位置在先楚與先吳之間，這導致 楚、吳是發(fā)展最快的文明。且在殷商之前，長江中游 、漢水流域的先楚文明是空間最廣、人口密度與國家 化程度最高的文明，很多早期的神話似乎都源自楚地 。江漢先楚文明在距今5000多年時已建構了聯合城邦 古國，筆者將之稱為“云夢澤的蘇美爾”，其原因在 于中國文明所傳世神話的形成中，江漢地區(qū)的聯合城 邦國家的文明作用可能就猶如蘇美爾在西亞歷史中的 作用，扮演著原始創(chuàng)作者的角色。 按照考古所得，先楚文明是從長江中游、江漢平 原逐步向北開拓黃漢平原，到達黃河南岸。這種過程 在新石器時代已開始，先楚人北上時，培育出適應江 漢地區(qū)較寒冷、干燥氣候的稻作。距今4600年左右的 石家河文化時期，江河之間的中原文明已達高度同化 之狀況。考古揭示，石家河、盤龍城文明東到鄂東、 大別山東側，西到大巴山，南到江湘，北到黃河南岸 。換言之，考古、環(huán)境和地質的資料互補表達，中原 文明并不可能發(fā)展自黃河南岸；長江中游地區(qū)，特別 是漢水東游平原的文明才是黃漢平原即中原地區(qū) 文明的發(fā)祥地。 筆者認為，所謂“早商”中原文明實際上是殷商 占據中原之前的先楚文明，“二里頭”、“二里岡” 是先楚文明的北界城邦，因抵抗北方族群對江河中原 的強攻，故能獲得長江中游的資源。 西北地區(qū)，黃河上、中游文化的國家化程度最低 ，雖然有本地的青銅文化，但因族群的流動率很高或 其他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時，其影響力才成為 主流。殷商之前西北、東北族群經常來中原掠奪，殷 商建都前最關鍵的戰(zhàn)線是在黃河南游，因華北族群對 中原的強攻，鄭偃城邦成為非常重要的邊界區(qū)，也是 南北貿易、行軍路線常常經過之處。 東北夏家店下層文化是另一系青銅文明，他們在 商代之前掌握了遼冀平原。因地處較狹窄的遼冀地區(qū) ，由于經濟和交易發(fā)展、人口增加等因素促使東北先 民產生開拓新地的需求。所以殷商之前，黃河南游成 為北南文明的戰(zhàn)線。但殷商建國之后，東北文明已占 領了黃漢中原的北楚領土。 雖然殷商文明的東北成分很突出，但其以多元及 整體化的上古帝國文明面貌出現，這仍是新的歷史階 段。根據考古資料，中國境內的文明在距今三千五百 年前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原有的諸國匯人早期整體化的 “商”這一上古帝國。殷商在各地文明的基礎上，形 成了一個新制度的集權大國。自稱為“商”的政權， 統(tǒng)一了系統(tǒng)化的祭禮結構，又結合了各地信仰、文化 ，并以殷商王族的語言為基礎，綜合了殷商之前的文 字，確立了上古帝國貴族的語言文字。 漢朝帝國能夠完成中央集權的制度，實始于殷商 ，而秦漢統(tǒng)一天下的結果，亦是奠基于自殷商起千余 年間各地區(qū)文明的融合過程。中央集權的雛形已見于 殷商，雖然殷商政權的集中程度還不是很高，但經濟 、社會各方面的需求，使得參加殷商集團的諸國溝通 十分緊密，因而加強了同化的趨勢，殷商集團諸國的 制度、語言、禮儀、文字等，亦因此表現出高度的同 化。在殷商周圍的國家也深受殷商龐大文明的影響， 成為將來跨國多元文化間彼此同化的基礎。 對照考古資料與傳世文獻可知，這種新文明并不 符合成湯克夏的背景，而是相當于盤庚渡河南的時代 。也就是說，考古和文獻顯示出盤庚以前和盤庚以后 ，中國境內包括遼河、黃河、漢水流域，南到長江地 區(qū)的文明均呈現出不同的面貌。 然而在甲骨文中，上甲、大乙成、中丁、祖乙等 殷商王家譜的先王無疑都是盤庚的祖先，司馬遷所載 的殷商先王大多正確。如果殷商王族自大乙成以來即 統(tǒng)治中原，則怎么可能擁有同一王室的國家，在盤庚 之前和盤庚之后的變化如此之?。?筆者認為這個問題只有一個答案：雖然上甲、大 乙成都是盤庚的同族祖先，但這個族群并非自始即是 中原的統(tǒng)治者。司馬遷所述盤庚之前數次遷都的情形 ，其實是殷商王族在其發(fā)祥地的游居生活。這種生活 方式不符合江河中原或遼冀農耕地區(qū)的狀況，而是游 戰(zhàn)族群的生活方式，從各方面資料的對照可指出，該 族群的發(fā)祥地應在黑龍江北岸稀林草原一帶。 黑龍江北岸稀林草原一帶，自古以來是不同人群 流動生活的交接區(qū)，既有沿海北上、南下的互動，亦 為歐亞草原之門，是多次新族群形成而擴散之地，如 部分匈奴的族群、高句驪、女真、滿人等。他們在歷 史中擴散、被同化、消失之前，皆曾影響過世界文明 。殷商王族可能也是其中之一。由于中國北界東北方 向與西北方向地區(qū)的自然條件不一，西北空間擁有廣 大且良好的放牧條件，因此西北族群以發(fā)展牧業(yè)維生 ；而東北的空間，無論是可農耕區(qū)或牧場都很窄，窩 集茂林、山嶺、海洋這些區(qū)域，都容易使活動受限， 更不利于任何生產業(yè)的發(fā)展，因此在歷史上東北族群 往南占據領土的動機很強，是尚武性族群的發(fā)祥地。 殷商王族應是史上最早南下、并占領中原的族群 ，同時，他們也建立了一個跨民族、跨國、跨文化， 并以軍立權的大國。此外，殷商王族乃是練馬的族群 ，從亞洲草原一帶將練馬的技術帶到中原。神話中所 言“相土作乘馬”，即指殷商王族與最早駕馬技術的 關系，他們以狩獵、戰(zhàn)爭、掠奪維生，殷墟建都之前 ，其族群已屢次從黑龍江稀林草原帶來到中原掠奪， 但直至盤庚時代，因氣候冷化和其他原因，他們方始 占據中原，開始定居生活。洹北遺址就是盤庚燒劫而 毀滅的本土城邦，之后盤庚又在其附近建設了新都。 殷商王族占領遼、黃、漢流域的情況，與加喜特 占領巴比倫的情況有相似之處，時代和背景也相近?？墒浅笋R的加喜特族只掌握一個上古大文明：巴比倫 ，在很多方面接受了巴比倫原有的制度，成為巴比倫 的王朝之一，然后發(fā)動對外戰(zhàn)爭擴展巴比倫領土。而 乘馬的殷商王族吞并了幾個原有的古國，建立起新的 殷都和多元的集權大國，派遣王室宗族的“侯”到各 地作軍宰，以設置封建制度，采用不同的政策手段吞 并小國。因此殷商應該是中國歷史中最早的集權大國 ，殷商跨越了族群文化，統(tǒng)一了生活方式、文化傳統(tǒng) 、語言不同的地域，可以稱為“上古帝國”。殷商政 權蘊含了原有的許多國家與文化，形成規(guī)模龐大的多 元文明。殷商在許多方面是中國大文明歷史的啟發(fā)點 ，同時也是許多早期青銅文明發(fā)展、結合的成果。因 此殷商在中國古代歷史中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而 加喜特時代在巴比倫歷史中并沒有那么大的重要性。 殷商王族將亞洲草原的生活經驗帶來中原，但定 居之后，也逐步改變其生活習慣，兩百余年沒有移動 。殷商文明是從盤庚、武丁等殷商大王占領中原后， 才開始形成的上古帝國。殷商文化屬多元而整體化的 上古帝國文明，其涵蓋幾種不同族群的文化，殷商王 族為其中占少數的草原族群。殷商王族的標志乃馬車 、拜虎信仰、亞字形墓葬和亞字形族徽、戰(zhàn)爭狩獵文 化、人牲斬首禮、崇拜麥子、用大理石制造禮器，以 及日辰系統(tǒng)和祖先日名謚號等。殷商王族通過占領、 封建諸侯，以及通婚制度，吞并河北平原、黃漢中原 ，及黃淮平原、魯西、周原的部分地區(qū)，影響遠達江 南，其統(tǒng)治范圍相當廣。 王國維曾說：“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 殷、周之際?！钡裉炜脊排c甲骨金文研究的數據皆 顯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商建國。至 于殷周之際，雖然文獻顯示周人與商人來源不同，然 而考古資料卻表明西周前期并無新的文化現象。細讀 文獻資料，我們可以獲得一種印象，編輯文獻的周代 官員似乎特意強調周商間的差異性，隱藏實際上的親 密關系。 文王既為殷商國家諸侯之一，又屬先王所生的后 裔，故有資格參加國家宗廟之禮。但據周原卜辭所載 ，文王不僅參加國家宗廟之禮、受胙，還親自主導祭 祀大甲、大乙成、武丁等先王之禮。文王藉由親自主 導先王之禮，以強調自己繼承大乙成的正統(tǒng)性。因此 西伯祭祀殷商祖先與祈求克殷的目的并無矛盾，文王 認同大殷之祖，強調自己是受先王護祜的后裔，祈求 祖先保祜他的王室而非帝乙的王室。 商周王家雖然分屬不同的“氏”，建立了不同的 朝代；但據殷商父母雙系制度，兩者應屬同族。周王 家原是殷商上層貴族之一，其語言、信仰、文化都相 同。甚至在古代的父母雙嗣制度中，周文武王和殷商 王族有著共同的先祖，周室屬于殷室王族的旁支。文 武王時，周王家在諸侯問強調其承續(xù)殷宗的正統(tǒng)性， 并最終以此政策取代了殷商王室。 對照考古與文獻，商周之變應屬上層貴族的政變 ，而非新族群的移入。政變后，歷經國家社會文明的 逐步改變，直至昭、穆王時，周人才開始武斷地強調 其與殷商不同，從而形成商周兩段的歷史傳統(tǒng)。實際 上商周之間的差異往往不如盤庚前后那么巨大。 西周文明形成的情況及其與其他文明的關系，目 前尚需要依靠考古發(fā)掘以增加研究的材料，不過，從 初步觀察中，筆者提出推論如下：在新石器時代，寶 雞地區(qū)的彩陶文明，北與甘肅馬家窯有文化來往，南 則通過類似于陳倉古道和褒斜古道的路線，與漢江流 域的大溪文化締結關系。同時，雖然渭河匯流入黃河 ，水路交通便利，但早期渭河東游的居住條件并不良 好，三門峽和黃河中下游的資源貧瘠，因此寶雞先民 前往河南西北角發(fā)展的情況并不踴躍。直至青銅早期 ，因氣候變動、北方族群掠奪以及其他今日難以掌握 了解的情況，渭河流域的彩陶文化沒落，先民或往其 他地區(qū)流動，導致青銅時代早期的周原地區(qū)聚落遺址 極少，根本不見古城遺址。直至將近殷商時期，周原 遺址的數量才開始逐步增加。并且，若吾人從先周文 化的涵蓋范圍來看，其與中原地區(qū)的交流關系，往往 還不如通過類似于陳倉古道和褒斜古道的路線，從而 與漢江流域及廣漢地區(qū)的文化交流來得頻繁。因此， 周本土的文明亦不離長江中上游文明的影響。既然本 人認為夏文明的中心在漢江下游（古名為夏水），那 么位于周原的文明，確實并非是從殷商繼承對夏的知 識，反而是在殷商之前或同時，便已經通過自己的交 通線，吸收了夏文明的精神、文化、技術，同時亦從 同一管道得知了夏文明的神話歷史與傳說。 不過，在先周文化中亦依然可見黃河北游下來的 影響因素。根據現有的資料，使我們初步推論出以下 情況：某些西北掠奪者的族群，在殷商之前便已開始 在寶雞地區(qū)定居，并利用南下的路線，與漢江及廣漢 古文明發(fā)生交流。此族群在定居后，便從掠奪者的生 活方式，逐步發(fā)展成以定居族群的經濟活動為主，其 中包含了農耕和商業(yè)，并且學會了許多南方的技術， 而成為南方的農耕文明、居于山上的族群以及草原族 群之間的聯絡者，利用其地理位置發(fā)展商業(yè)。殷商末 期的周國因掌握了通商要道而富強，并以此為始逐步 擴展己方政權的勢力。 殷商上古帝國建立后，殷商政權到達周原，將周 原的族群納為屬國，并積累牧產、馬匹、礦物等西北 及西南的資源。這便確定了周原在殷商帝國里的重要 性，并且促使黃河流域的交通線成為主要國道。殷商 透過派遣“侯”統(tǒng)治周原，并與周原貴族通婚，逐漸 將周原族群同化，周王室來源即于此。 周王室成為殷商王室的旁系，因此當周室初掌政 權后，并不刻意否定其與殷商王室間的傳承關系。可 是到了昭穆王時期，在新的政治情勢下，開始強調其 自身與殷商無關的獨特性，并偽托與夏的傳承關系。西周晚期的周室掌握了記述文獻紀錄的權利，因此將 夏的歷史改寫成自身族群的前史，并隱藏了夏文明的 地域范圍實際上就是周時期的楚地一事。造成后人誤 解，以為夏的位置在黃河流域。然而，最近考古的發(fā) 展皆顯示：中國境內的文明起源在長江流域；直至青 銅時期，草原地帶才出現文明化的活動，但此文明的 發(fā)展重點不是產業(yè)，而是戰(zhàn)爭。青銅早期時代，以黃 河作為南北不同文明的邊界，直到接近殷商時代，黃 河才逐步成為文明交通的要道，并形成了南北、東西 集中的“中”文明。 筆者對中國文字與文獻起源的研究，獲得結論如 下：中國文字的起源應該是在長江中游、江淮、江漢 地區(qū)所發(fā)生的。其發(fā)生年代與西亞蘇美爾文字的起源 期差不多相同。早期文字所記錄的語言應相當于長江 中游族群的語言，可能會涉及到先楚、先吳及淮南先 民的語言。這些早期的文字系統(tǒng)從一元發(fā)展起，在歷 史互動中，也具有某程度互相學習、影響的關聯性。長江流域、江北等地的文字系統(tǒng)，從新石器晚期以來 ，并沒有遭到中斷。早期文字已出現在陶器上，但后 來字數增多，可能開始在竹木上寫字。殷墟建都后有 計劃地構成了國家禮儀的文字，其主要基礎是當時最 發(fā)達的長江中游文明之文字，但是殷墟貴族的語言屬 性與南方族群不同，因此南方的文字被配合、改造為 殷商貴族的語言文字。殷商貴族依照南方構字的規(guī)律 ，另行造字，使文字更加豐富、系統(tǒng)化，以符合表達 不同的語言，因此漢字才在這樣的基礎上，逐步發(fā)展 成為跨語言的記錄工具。 雖然中國文字的歷史源遠流長，但到了西周晚期 ，中國文明才到了“認知自己”的歷史階段，之前只 有口傳的故事，并自此開始記錄而形成歷史文獻。本 文主要從三個角度來探討中華文明的歷史觀念形成問 題。一是商周文獻的類型、結構，以及其中“歷史記 載”的痕跡；二是文獻中關于時間的記錄方式，以及 “歷史時間”觀念的形成；三是商周史官任務的演化 。 就第一項問題來說，現有三種商周文獻：甲骨文 、金文、簡冊。其中，甲骨文沒有與占卜或祭祀無關 的記錄，甲骨刻辭也沒有歷史記載的目的，因此不能 當作“歷史記載”。青銅器銘文的目的是祭祀祖先， 本與歷史記載無關，但發(fā)展至西周后半葉，許多銘文 中已含有歷史記載的成分。殷商、西周時期的簡冊雖 已不存，但從甲骨金文可知，“冊”都是祭冊和禮冊 ，并不用以記事，然而在西周后半葉，禮冊也出現了 與銘文相同的發(fā)展。 就第二項問題來說，商代以前的文明中，已有周 期性的“自然時間”觀念，殷商時還有另一種“祭禮 時間”的周期概念。直至西周后半葉，才有足以稱為 歷史記錄的紀年文獻出現，這也是“歷史時間”觀念 形成的重要標志。因此，中國編年史始于西周晚期， 不過，一直要等到戰(zhàn)國晚期，“歷史時間”觀念才變 得完整而成熟。 就第三項問題來說，史官記錄國家大事的傳統(tǒng)應 該也始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時代。若考諸《尚書》、《 逸周書》等傳世文獻的用語，其中年代最早的內容， 同樣只能溯至西周晚期。是故，不論從各方面來看， 中華文明歷史概念之形成都應完成于西周后半葉。 當然，早在歷史記載出現之前，中華文明已有口 耳相傳的傳統(tǒng)。因有口傳，所以具備歷史觀念的后人 在記錄時事之余，亦得以將古老的知識變成敘述文字 。然而僅有口傳尚不足以形成“歷史觀念”，因為口 傳容易中斷，其原意也容易被改變。后人擔心口傳的 不確定性而導致知識亡佚，于是開始記錄、編輯古事 ，從而引發(fā)出人們對歷史的重視。唯有出現了“歷史 記載”，我們才可以認定這個社會確實具備了歷史意 識與觀念。 既然歷史意識與觀念是西周晚期以來文化所有， 傳世的歷史概念也必然奠基于當時對社會的認識和理 想。古代文明直至西周晚期才開始出現歷史記錄，原 來口耳傳承的故事被寫成文本，同時也記載了當時的 事情。殷周之前的多元觀點和故事，大部分已失傳， 流傳下來的記錄均代表周文明的立場，我們無法聽到 別人的聲音，因此必須著意于史料辨析，試圖從絕傳 的文化中，勾勒出古代的多元面貌。 文獻所敘述的三代史往往不符合史實。在空間寬 大、生活條件不同的中國境內，竟能出現統(tǒng)一的歷史 ，這種“歷史”顯然不符合世界上古史的演變脈絡。但考古所顯示的情況，恰好與世界歷史所經過的階段 類似：上古中國也是依靠農耕成長，經過社會、經濟 分化，而逐步組成聯合城邦國家的結構，發(fā)展出各種 生產行業(yè)和交易，發(fā)現金屬料而發(fā)明鑄銅技術。最后 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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