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革命問題的通信

趙汀陽：中國歷史至今有過三次性質(zhì)有所不同的革命，第一次革命是三千年前的周朝，成果是建立了普遍主義的天下體系，還有禮樂制度；第二次革命是兩千多年前的秦漢王朝，成果是長達兩千余年的中央集權(quán)的中華帝國；第三次革命是1911 年至今的現(xiàn)代中國。
德布雷：歸根到底，唯一跳出星球運轉(zhuǎn)的循環(huán)意義外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技術(shù)革命，因為只有它們才是不復返的。有了電流后就不再用蠟燭，有了汽輪船就不再用帆船。然而有了十月革命還是回到了東正教，有了長征后還是回到了儒教和看風水?；ヂ?lián)網(wǎng)和集裝箱比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更實際地改變了世界的面貌。
第二組通信
趙汀陽：我一直有個困惑：人類追求許多美好概念，正義、自由、民主、平等、普愛、進步、解放、革命，如此等等，每一個概念單獨來看都是好的，但這很像我聽說的一個故事。這個故事說的是4個弦樂藝人，崇拜勃拉姆斯，有一天找到勃拉姆斯給他演奏其創(chuàng)作的一首弦樂四重奏，被演奏所折磨的勃拉姆斯最后對他們說：你們每個人都分別演奏得很好，真的，每個人都演奏得很好。
德布雷：民主在我們所在的地方正經(jīng)歷一場危機，這是明顯的事實。這是一場意義的危機，正如你感覺到的一樣。我們這兒任何人可以對一切發(fā)表任何意見（從未有過這么多的個人自由），但實際上誰都控制不了什么。人民的權(quán)力（民主的原義）變成了鬼魅，很明顯，真正當真的事情是在人民監(jiān)督之外而被決定的，在自我封閉的（國家的、歐盟的、國際的）圈子里決定的。
第三組通信
趙汀陽：20 世紀70 年代的中國，革命是個最常用的詞匯，聽起來，革命大概等于“正確”的意思，可是正確又是什么意思呢？記得當時給我的印象是，革命有一個比較具體的意思就是窮人翻身。不過，窮人翻身之后變成什么呢？這件事情使人迷茫。假如窮人翻身之后還是很窮，革命的意義何在呢？
德布雷：對那些帶著“主義”的詞匯（您說得對，也就是那些意義含糊而天真的抽象概念），以及對理論之間的比賽和自夸，我取用了一種多少含著調(diào)侃的冷漠（雖然那些主義在人間喜劇中有其應有的地位）。社會的看法和職業(yè)使我無可奈何地被歸劃為所謂“知識分子”這個種姓或者種類，但是經(jīng)驗教給了我如何與奧維爾所說的“那些爭奪我們靈魂的令人厭惡的小正統(tǒng)教條”保持警惕的距離，因而對觀察小事情的喜好超過了注釋大道理的興趣。
第四組通信
趙汀陽：大眾媒體是一種精神簡化致幻劑，它以自由之名毀掉人們自由自主思想的能力，以民主之名毀掉理性對話。不過目前中國大眾傳媒的情況卻十分奇特，一方面具有上述的市場化性質(zhì)，另一方面也仍然保留著管制性質(zhì)，經(jīng)常以人民之名而代表人民表態(tài)，把不屬于人民的意見說成是人民的意志。市場性質(zhì)和管制性質(zhì)同時存在于大眾媒體中，堪稱奇觀。
德布雷：要領(lǐng)導一個國家，必須要開啟夢想，因此要對它說謊。這最后的詞用得使我感到拘束，因為它貶低和不恰當?shù)孛枋隽藟粝氲幕钴S領(lǐng)域。一個國家沒有感覺，它只有利益，但一個民族擁有心臟和感情（一個政治領(lǐng)袖應該懂得如何在這兩方面衡量）。必須通過欣快的偉大神話來動員一個民族，尤其是在生活的條件和收入懸差極大的地方，比如像您那邊目前的情況。
第五組通信
趙汀陽：盡管“文化大革命”被大多數(shù)人所批判，可是“文化大革命”的語言方式和思維慣性依然存在，仍然是很多人得手應心的本領(lǐng)。不過事情也并非沒有變化，我注意到年輕人所使用的更為直率而生氣勃勃的語言，也許新一代人將來能夠解放言論空間，超越政治正確的封閉性。
德布雷：自1789 年以來，我們在法國成為了公民而不再是臣民，這也可以是你們的合理追求。但問題是，公民今天變成了客戶，而選民變成了廣告瞄準的靶子，由黨派收購或者通過各種非常昂貴的媒體操作來搶購他們的選票 ( 這導致我們民主分子的腐敗)。面對著強大的市場和遙不可及的技術(shù)官僚，我們?nèi)嗣竦闹鳈?quán)轉(zhuǎn)變成了虔誠的空洞口號，而我們議會的決定實力不斷流失。真正的決策是在別的地方?jīng)Q定的，而我們甚至不太清楚誰是決策者。
第六組
趙汀陽：“公民變成客戶！”你的妙語令我十分開心，我完全同意你對當今社會的這個洞見。中國的情況似乎也差不多，除了極少數(shù)擁有超越的權(quán)力的人，絕大多數(shù)人也已經(jīng)不同程度地變成了客戶，甚至可以說，擁有權(quán)力的少數(shù)人其實也正在不可避免地變成客戶，這確實是個不可阻擋的趨勢。盡管人們對此變化有些不適，但總體來說，大家似乎是“愉快地”變成了客戶。這一點正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高科技尤其是全球化的力量所
德布雷：要做一個知識分子是多么困難：如果我忠于我作為少數(shù)派反潮流的天職，我就會從輿論的合法生產(chǎn)地，也即媒體的舞臺或競技場上被擠出去，被趕到臺下走廊里去而失去影響力；如果我想讓那些重要人物聽到我的聲音，并享受一點點個人名利，那就得回到輿論的樂隊里，變成有名的意識形態(tài)鼓吹者、政治氣候預報的奴隸，隨機應變，聽任新聞熱點的擺布，并很快就得憂慮如何捍衛(wèi)自己的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