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余年的研究中，我不斷搜集、整理、挖掘海軍歷史檔案資料，為了理清歷史過程，十分注重歷史碎片的拼接，久而久之，有了意想不到的收獲，過去看似疑難的問題，其輪廓變得越來越清晰。我希望我的努力能達到以下目的：
第一，通過搜集、整理、挖掘新史料，能為澄清人們以往對某些歷史事件和人物的模糊認識，最大限度地還原歷史真相提供幫助。例如，晚清時期，廣東水師提督李準曾率艦巡視西沙群島，這一事件無論對當時維護我國領土主權，還是對現(xiàn)在證明南海諸島主權屬我，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但由于檔案資料的散失以及當事人記憶的失準，不是時間上有偏差，就是細節(jié)上有錯誤，致使若干年來以訛傳訛，大大降低了證據的可信度。我通過對檔案史料的挖掘與研讀，終于糾正了其中的某些錯誤。再如，1965年發(fā)生的國共海軍之間的“八·六海戰(zhàn)”，根據人民海軍參戰(zhàn)人員的描述，人們普遍認為臺灣海軍艦艇赴大陸從事“心戰(zhàn)”活動是海戰(zhàn)的誘因，這種觀點一直持續(xù)了幾十年，直到此次對臺灣海軍檔案史料的挖掘和整理，事實真相才浮出水面。原來，臺灣海軍艦艇赴大陸活動的“海嘯一號”計劃，是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國光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絕非從事“心戰(zhàn)”那么簡單。
第二，通過對近代海軍檔案資料的分析，能為人們理性地認識歷史問題，重新思考歷史研究的價值和意義，提供有益的借鑒。歷史結論往往與現(xiàn)代人的思想感情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人們經常會出于某種原因，努力去修正甚至顛覆它，從而不可避免地在歷史研究過程中形成激烈的爭論，有些爭論不僅曠日持久，而且還會偏離學術研究的方向。聚訟百年的“方伯謙案”就是這樣一個歷史問題。《檔案里的中國海軍歷史》中《中國海軍史上的百年疑案》一文，客觀地介紹了“方伯謙案”從發(fā)生，發(fā)展，到目前結局的來龍去脈，試圖警示人們，冷靜、客觀、科學地對待歷史問題。
第三，在搜集、整理、挖掘檔案史料的過程中獲得的大大小小的新發(fā)現(xiàn)，能為中國近代海軍歷史的書寫，彌補若干小空白，進一步開闊人們的視野。例如，對李鴻章軍事威懾思想的產生與發(fā)展，及其主導北洋海軍歷史命運的研究，能使人們進一步認識到甲午戰(zhàn)爭失敗原因的復雜性。再如，對民國初期海軍內部出現(xiàn)的“新海軍運動”的考察，能證明民國海軍中進步力量的存在，以及中國共產黨對兵運工作的早期認識。另外，姚錫光關于甲午戰(zhàn)爭中中國軍隊陸海協(xié)同的建議、陳紹寬建設航空母艦的主張、美國處理“班乃”號事件的錯誤做法及其后果、海軍在維護南海諸島主權中所反映的晚清及民國時期國人對主權和海權關系的認識，以及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國光計劃”的組織實施、美國顧問團在臺灣的活動及影響、臺灣軍隊突襲東山島的意圖與部署、炮擊金門戰(zhàn)役國民黨軍隊的表現(xiàn)等歷史問題，都是我多年來關注并依靠檔案史料加以理清的重點問題，希望它們能給讀者帶來啟發(f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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