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套裝共4冊）》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為開端，這一年周王正式承認三家分晉，因為史書的目的即在于“史鑒”，司馬光于此作了第一篇議論——“臣光曰”。下迄后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和《史記》有所不同，司馬遷的目標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重視天人關系和朝代更替的規(guī)律；而司馬光寫《資治通鑒（套裝共4冊）》的目的則更加現實，他是要“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因此在選材上，能夠為統(tǒng)治者提供借鑒作用的政治史就毫無疑問地占據了最重要的位置。《資治通鑒（套裝共4冊）》極其重視腐敗政治，對于政治清明和黑暗時期都用功很深，也重視戰(zhàn)爭。舉凡權力更迭、施政得失、制度沿替、人才進退都有詳盡深入的記載，這些內容也是《資治通鑒（套裝共4冊）》一書的精華所在，記述中尤其表現出編年史的優(yōu)點。比起紀傳體的一事互見于不同傳記，《資治通鑒（套裝共4冊）》在記述一件事、一項制度的時候，可以更清晰地表現出全貌和發(fā)展變化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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