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王》、《樹王》、《孩子王》,念起來有節(jié)奏,不過以寫作期來講,是《樹王》、《棋王》、《孩子王》這樣一個順序?!镀逋酢穼懺谄呤甏?,之前是“遍地風流”系列,雖然在學生腔和文藝腔上比“遍地風流”有收斂,但滿嘴的宇宙、世界,口氣還是虛矯。當時給一個叫俞康寧的朋友看,記得他看完后苦笑笑,隨即避開小說,逼我討論莫扎特的第五號小提琴協奏曲的慢板樂章中提琴部分的分句,當時他已經將三個樂章的提琴部分全部練完,總覺得第二樂章有不對勁的地方。我說第二樂章的提琴部分好像是小孩子,屬于撒嬌式抒情。這一瞬間,我倒明白了《棋王》不對勁的地方。俞康寧后來患了腎炎,從云南坐火車回北京,到站后腿腫得褲子脫不下來,再后來病退回北京,在水利部門做拍攝災情的工作。我后來想到我們在鄉(xiāng)下茅房里討論莫扎特,莫扎特真是又遠又近,無疑很##。幸虧藝術就是##,可供我們在那樣一個環(huán)境里揮霍。一九九二年,我到意大利北部山區(qū)去見奧米先生。奧米先生是意大利電影導演,我在紐約看過他的經典之作《木鞋樹》,深為折服。奧米先生提出拍《樹王》,說叫我來導,我后來不知道怎樣拒絕?!稑渫酢吩趺纯梢栽偬崞鹉兀克俏覄?chuàng)作經驗上的一塊心病,后來又是我發(fā)表經驗上的一個心病?!镀逋酢钒l(fā)表后,約稿緊促,就把《樹王》遞出了,窘的當然是我自己?!稑渫酢分笫恰镀逋酢冯A段。大概是《棋王》里有些角色的陳詞濫調吧,后來不少批評者將我的小說引向道家。其實道家解決不了小說的問題,不過寫小說倒有點像儒家。做藝術者有點像儒家,儒家重具體聯系,要解決的也是具體關系。若是,用儒家寫道家,則恐怕兩家都不高興吧?《孩子王》是我自認成熟的一個短篇,寫得很快,快得好像是抄書。小說寫到這種狀態(tài),容易流于油滑。寫過幾篇之后,感覺像習草書,久寫筆下開始難收,要習漢碑來約束。這也是我翻檢我的小說之后,覺得三個時期各有一篇,足夠了。其他的,重復了,不應該再發(fā),有些篇,例如有一篇講近視眼的,連我自己再看過后都生厭惡之心,有何資格去麻煩讀者?我開始寫小說的時候,正是中國的出版的黑暗時期,所以習作開始,就沒有養(yǎng)成為發(fā)表而寫作的良好習慣,此先天不足,從八十年代中直到現在,一直困擾我。此次重新出版舊作,新在恢復了《孩子王》在《人民文學》發(fā)表時被刪去的部分,這多虧楊葵先生要到手抄件,不過《樹王》的手抄件已被《中國作家》清理掉了?,F在想起來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國有那么多文學刊物每月發(fā)那么多的小說,真是不祥,一個文學刊物,實在要清理一下倉庫?,F在就正常多了,小說的發(fā)表量和小說的閱讀人口,比例適中。一九九八年底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