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與民族文化研究文叢 尋找“格桑梅朵”：西藏昌都地區(qū)流動電影放映田野研究實錄》所收錄的，是我2010年、2011年、2012年三次到西藏昌都地區(qū)進行流動電影研究的田野筆記。在這些田野調查資料的基礎上，我先后撰寫過多篇文章，也寫過一本研究專著。在那些文章或是專著中，我也曾援引過田野筆記中的一些內容。為什么要把這樣一些田野筆記公開出版，并不是說這些田野筆記有多高的學術價值，更不敢奢望這樣一些田野筆記出版之后會像當年馬凌諾斯基的田野筆記出版之后那樣在世界人類學界引起強烈“地震”，而是想基于自己的一些田野研究心得，在呈現某一段田野調查的心路歷程的同時，也希望這樣一些粗糙的文字能夠給后來的學習者提供某種借鑒，甚至是批判。在正式開始閱讀筆記之前，對于田野調查中田野筆記的書寫，我想談一個小問題：以寫字的方式進行思考。這完全是一個基于經驗的總結，同樣希望得到讀者的批判?；蛟S是田野筆記盡是“研究者本人的私人文檔”（羅伯特·埃莫森等，2012前言：3），或許是“田野筆記看起來太顯示個性、太凌亂、太不經琢磨，因而研究者不能堂而皇之地把它們呈現在任何讀者面前”（羅伯特·埃莫森等，2012前言：4）?；蛟S還有其他的原因。正因如此，無論是人類學研究中，還是那些采用田野調查的方法所進行的研究，我們看到的通常是經過精心打磨之后的民族志文本，而較少看到那些較為粗糙的田野筆記。一般來說，田野筆記是在田野中完成的，是格爾茲所說的“在那里”（being there）的狀態(tài)，而民族志文本，則是在書齋里完成的，是“在這里”（being here）的狀態(tài)。在我看來，對于一項田野調查的完整的理解，需要把這兩者結合起來。從個人經驗來說，在田野調查期間，對于后來的民族志寫作存在著多種可能，但是最后所形成的民族志文本，僅僅是多種可能的其中一種。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尤其是對于田野調查的初學者來說，從田野筆記的書寫入手來學習田野調查方法，似乎也有更為重要的實際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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