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誤判實證研究：以408件再審案件為分析樣本

1 前言
1．1 選題緣起
1．2 追問
1．3 研究意義
1．4 研究思路
1．4．1 宏觀思路
1．4．2 具體思路
1．5 研究方法
2 民事誤判之基本理論
2．1 民事誤判之概念辨析
2．1．1 民事誤判之概念
2．1．2 民事錯案與民事誤判之界分
2．1．3 民事誤判與刑事誤判、行政誤判的區(qū)別
2．2 民事誤判之形成機理
2．2．1 違背司法規(guī)律
2．2．2 違背民事訴訟規(guī)律
2．2．3 推理錯誤：違背裁判規(guī)律
2．2．4 當事人及其代理人的錯誤
2．2．5 審判法官的能力限制
2．3 同案同判：民事誤判之界定原則
2．3．1 為什么是“同案同判”？
2．3．2 民事誤判中的“同案同判”
2．3．3 民事誤判中“同案同判”的分野
2．4 合法性標準：民事誤判的界定標準
2．4．1 事實認定錯誤之具體標準
2．4．2 法律適用錯誤之界定標準
2．4．3 合法性標準：兩大法系之共同界定標準
2．4．4 人民滿意：“有中國特色”的民事誤判界定標準
2．5 民事誤判：必然沉沒的司法成本
2．5．1 民事誤判為司法正義所容忍
2．5．2 “同案同判”包含民事誤判
2．5．3 民事誤判是可以降低的司法成本
2．6 本章小結(jié)
3 我國民事誤判實證分析——以408件民事再審案件為分析樣本
3．1 我國民事誤判與再審現(xiàn)狀
3．1．1 數(shù)據(jù)庫的建立與指標的設計
3．1．2 數(shù)據(jù)庫之運行
3．2 數(shù)據(jù)庫數(shù)據(jù)反映出來的民事誤判問題
3．2．1 不服當事人申請再審積極性高漲
3．2．2 法院系統(tǒng)對生效裁判信心不足
3．2．3 法院原審、再審生效裁判質(zhì)量不高
3．3 民事誤判之產(chǎn)生原因
3．3．1 裁判遵循“實體處理正確”標準
3．3．2 兩審終審制激生民事誤判
3．3．3 司法觀念上重實體輕程序
3．3 4法院司法政治化
3．3．5 法院司法行政化
3．4 本章小結(jié)
4 域外民事誤判預防與救濟機制之考察——基于比較法的分析
4．1 大陸法系
4．1．1 德國
4．1．2 日本
4．1．3 臺灣地區(qū)
4．2 英美法系
4．2．1 美國
4．2．2 英國
4．3 域外經(jīng)驗帶來的啟示
4．3．1 司法理念層面：正當性基礎上的自信
4．3．2 程序設計層面：審級功能界分清晰
4．3．3 司法責任層面：信任與容忍
4．3．4 操作技術(shù)層面：判例法
4．4 本章小結(jié)
5 我國民事誤判預防機制之型塑——基于結(jié)構(gòu)功能主義的思考
5．1 民事誤判預防機制之結(jié)構(gòu)性要求
5．1．1 民事誤判預防機制之結(jié)構(gòu)
5．1．2 民事誤判預防機制的結(jié)構(gòu)性要求
5．2 法官獨立：預防民事誤判的正當性基礎
5．2．1 建立全國人大之下的法院垂直體系
5．2．2 法官只服從法律與良心
5．2．3 建立法官職業(yè)保障制度
5．3 程序保障：預防民事誤判的基本理念
5．3．1 民事訴訟目的以保護私人權(quán)利為第一目的
5．3．2 以三審終審制維護當事人的審級利益
5．3．3 “重心前移”充實審前程序
5．4 指導性案例：預防民事誤判的可行路徑
5．4．1 有助于民事司法實現(xiàn)“同案同判”
5．4．2 有助于減少法律適用錯誤
5．5 本章小結(jié)
6 重構(gòu)我國民事誤判之救濟機制——基于構(gòu)建主義的思考
6．1 有限救濟：我國民事誤判救濟之理念
6．1．1 生成性權(quán)利：民事誤判救濟機制之邏輯基點
6．1．2 司法謙抑：民事誤判救濟機制之司法品格
6．1．3 自我責任：民事誤判救濟機制之當事人成本
6．2 程序規(guī)制：民事誤判救濟機制之匡正
6．2．1 民事誤判救濟之主體
6．2．2 民事誤判救濟之客體
6．2．3 民事誤判救濟之啟動
6．2．4 民事誤判救濟之運行
6．3 本章小結(jié)
7 民事誤判之可接受性及證成——基于社會心理學的思考
7．1 民事誤判之可接受性原理
7．1．1 司法裁判之可接受性原理
7．1．2 民事誤判之可接受性
7．2 我國民事誤判可接受性之證成
7．2．1 司法公信力：民事誤判宏觀層面的可接受性
7．2．2 程序法治：民事誤判微觀層面的可接受性
7．3 本章小結(jié)
結(jié)語
參考文獻
附錄
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