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尋訪利瑪竇的足跡
利瑪竇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及其歷史地位
利瑪竇在江西
利瑪竇在南京
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雙子星座——利瑪竇與徐光啟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天主教與西方科學在中國
中西文化的核心差異與利瑪竇等耶穌會士成功的歷史偶然
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先驅——晚明知識界的一代偉人
晚明西洋望遠鏡傳入中國軌跡
利瑪竇的繼承人龍華民
北京天主教東堂的創(chuàng)建人——利類思和安文思
南懷仁在華科技活動與耶穌會士的“學術傳教”策略
“淵通律歷”、“任使盡職”——記葡萄牙耶穌會士徐日升
傳教士與中俄《尼布楚條約》的簽訂
中捷文化交流的“夜鶯”——捷克耶穌會士嚴嘉樂
西方傳教士與《皇輿全覽圖》
戴進賢——任職清廷欽天監(jiān)近30年的德國耶穌會士
北京的天主教南堂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多方面文化功能
17、18世紀北京成為中西文化交流之探因——從400年前利瑪竇進入北京談起
樊守義的歐洲之行與《身見錄》
從月食、大沽口之敗和圓明園被毀所想到的——對“西學東漸”的深度思考
對外開放是國家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對關于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個命題的商榷
滕公柵欄傳教士墓地的400年滄桑(1611—2011)
“利瑪竇和外國傳教士墓地”恢復重建36年(1979—2015)
北京正福寺法國傳教士墓地的歷史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