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期關中四家易學研究》認為:明中期,正德至嘉靖年間,民間土地兼并嚴重,災荒不斷,農民流離失所。統(tǒng)治階級日漸荒淫沒落,不思朝政。程朱理學作為官方哲學,不能給衰敗的世風帶來清新風氣,不能給迷亂的人們帶來心靈安慰。此時以陳獻章為首的江門心學崇尚人純真性情的自然流露,對程朱理學所提倡“存天理,滅人欲”的思想進行了沖擊和反駁。南方以王陽明為主的心學漸漸興起,陽明“心學”直視人的道德良知,重視人的內心世界,講究“知行合一”,但對社會現(xiàn)實和社會環(huán)境關注較少;北方以羅欽順、王廷相、呂柟、馬理等為代表的“經邦濟世”之學主張改革社會弊政,提倡尊賢崇圣學風,對當時政治社會風氣起到了扭轉和導向作用。至明朝中期,關學得到了中興,出現(xiàn)了一批比較有影響力的理學名家。比較著名的以呂柟及三原學派為代表,他們著書講學,興辦書院,倡導“實學”。呂柟集大成,王恕、馬理、楊爵、韓邦奇等推波助瀾。在義利關系問題上,堅持義利統(tǒng)一的觀點,摒棄佛老無為思想,主張實踐和實用。其中呂柟的理學著作*多,他提出了“君臣同心,民者天之心”說;認為修身重在修心,重在慎獨;教育重在樹立自強,倡導積學貴在有志于天下國家。王恕的《玩易意見》主要體現(xiàn)了他對伊川和朱熹釋《易》闡《易》思想的疏解、補充和闕疑。馬理認為“圣賢”之學要贊而學之,同時他的理氣論、道德修養(yǎng)論、教育論對當時關中學風更是一大促進。楊爵的“困辨”之學,呼吁“民為邦本”思想更是對當時黑暗腐朽社會的抨擊和控訴。他們四人的思想皆體現(xiàn)了關中學者尚氣節(jié)、厚民風、重學統(tǒng)的風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