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管理四十年：薛攀皋訪談錄

　　在從傳統(tǒng)社會向近代社會的轉型中，國人知識結構的質變，第一代科學家群體的登臺，與世界接軌的科學體制的建立，現(xiàn)代科學技術學科體系的形成與發(fā)展，乃至以“兩彈一星”為標志的一系列重大科技成就的取得，都發(fā)生在20世紀。自1895年嚴復喊出“西學格致救亡”，至199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確定“科教興國”的國策，百年中國，這“科學”是與“國運”緊密關聯(lián)著的。百年中國的科學，也就有太多太多的行進軌跡需要梳理，有太多太多的經(jīng)驗教訓需要總結。關于20世紀中國歷史的研究，可能是格于專業(yè)背景方面的條件，治通史的學者較少關注科學事業(yè)的發(fā)展，專習20世紀科學史者起步較晚，尚未形成氣候。無論精治通史的大家學者，或是研習專史的散兵游勇，都共同面臨著一個難題——史料的缺乏。史料，是治史的基礎。根據(jù)20世紀中國科學史研究的特點，搜求新史料的工作主要涉及文字記載、親歷記憶、圖像資料和實物遺存這四個方面。20世紀對于我們，望其首已遙不可及，撫其尾則相去未遠。親身經(jīng)歷過這個世紀科學事業(yè)發(fā)展且做出過重要貢獻的科學家和領導干部，大都已是高齡。以80歲左右的老人為例，他們在少年時代親歷抗日戰(zhàn)爭，大學畢業(yè)于共和國誕生之初，而國家科學事業(yè)發(fā)展的黃金十年時期（1956-1966）則正是他們施展才華、奉獻青春、燃燒激情的歲月。這些留存在記憶中的歷史，對報刊、檔案等文字記載類史料而言，不僅可以大大填補其缺失，增加其佐證，糾正其訛誤，而且還可以展示為當年文字所不能記述或難以記述的時代忌諱、人際關系和個人的心路歷程。科學研究過程中的失敗挫折和靈感頓悟，學術交流中的辯爭和啟迪，社會環(huán)境中非科學因素的激勵和干擾等等，許多為論文報告所難以言道者，當事人的記憶卻有助于我們還原歷史的全景。湖南教育出版社欲以承擔挖掘和搶救親歷記憶類史料為己任，于2006年啟動了《20世紀中國科學口述史》叢書的工作計劃，在學界前輩和同道的支持下，成立了叢書編委會，于科學史界和科學記者群中招兵買馬，認真探索采訪整理工作規(guī)范和成書體例。通過多方精誠合作，在近兩年中已出版圖書20種，得到了學術界和讀者的認可。

　　薛攀皋（1927-），福建福清人，研究員級高級工程師。1951年畢業(yè)于福州大學生物系，同年分配到中國科學院院部，從事生物學科研組織管理工作，歷任見習科員、科員、生物學部辦公室副主任、生物學部副主任等職，1956-1966年間先后兼任國務院科學規(guī)劃委員會和國家科委的生物學組秘書。曾獲1988年國家科委科技進步一等獎等獎勵。熊衛(wèi)民（1974-），湖南南縣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主要從事中華人民共和國科技史研究。著有《合成一個蛋白質》《鄒承魯傳》《從合成蛋白質到合成核酸》《金霉素·牛棚·生物固氮——沈善炯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