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800題

　　中華文明是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沒有中斷的文明，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空間上不斷拓展、時間上綿延不絕，在經歷各種滄桑磨難仍然屹立不倒，就得益于中華文明的強大凝聚力和生命力。中國哲學作為中華文明的精神內核，表達了中國人對于宇宙人生的根本思考，形成了重視和諧、崇尚道德、自強不息、知行合一等重要思想，具有鮮明的民族特點。中國哲學的這些特點是中華民族在自身生存發(fā)展的歷史中逐漸形成的。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曾經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提出了“軸心時代”（Axial age）的觀點，指出在公元前800年到200年之間，世界主要文明古國不約而同地實現(xiàn)了文明的突破，出現(xiàn)了大批哲學家和先知，他們的思想奠定了各自文明的基礎，深刻影響了后來文明的發(fā)展。中華文明從周代就開啟了這一漸進的轉變，形成了天民合一、天德合一等重要思想，實現(xiàn)了從宗教神學到人文主義的轉變，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開出了絢爛的花朵，形成的“百家爭鳴”的局面。漢代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將先秦諸子的主要流派概括為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劉歆在《七略》中，又在此基礎上增加了縱橫家、農家、雜家、小說家，形成了“九流十家”的說法。可以說，先秦時期是中國哲學多元化、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時代。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采用了法家的意見，“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并做出了“焚書坑儒”的專制舉動，對中國哲學的發(fā)展產生了不利的影響。但是，由于秦朝只存在了十五年就崩潰了，先秦諸子的一些流派并沒因秦朝殘暴的文化專制政策了而銷聲匿跡，一些學派在漢初仍然存在。直到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的意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先秦諸子的思想才走向消歇，儒學成了漢朝的國家哲學、意識形態(tài)，思想界也實現(xiàn)了大一統(tǒng)的局面。漢代的哲學主要以經學的形式存在，尤其是董仲舒為代表的春秋公羊學影響較大。董仲舒的儒學吸收了陰陽家、墨家、法家等流派的影響，強調天人感應，有將儒學宗教化的傾向。東漢時期，讖緯神學大盛，因此也引起了很多理性哲學家的批評。尤其是王充站在道家自然主義的角度對這套宗教神學進行了系統(tǒng)的批判，也開啟了后來道家復興的契機。 魏晉時期，由于劇烈的社會變動以及殘酷的政治斗爭，“名士少有全者”，客觀上也促進了道家哲學的復興。魏晉玄學在某種意義上又可以稱為“新道家”，是道家哲學的一種新發(fā)展。在這一時期，出現(xiàn)了王弼、何晏、嵇康、阮籍、歐陽建等一大批思想家，圍繞本末、有無、體用、言意等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雖然表面上看來有些”不著實際”“玄之又玄”，但客觀上促進了哲學思維的發(fā)展。 從東漢時期，佛教就傳入中國，在經過了魏晉、隋唐長達七八百年的時間，逐漸與中國哲學融合，形成了天臺、華嚴、禪宗三派中國特色的佛教流派。尤其是禪宗，更可以說是佛學與道家的融合，代表了佛教中國化的最終成果。在這一時期，受佛教刺激，也形成了本土化的道教，在唐代了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形成了儒、道、佛三足鼎立的局面。佛道二教的哲學對中國哲學本體論、心性論的發(fā)展有重要的刺激作用。 魏晉、隋唐時期，儒學在學術上主要以經學形式存在，在國家層面主要表現(xiàn)為政治、社會制度，就精神生活、哲學義理層面，與佛、道二家相比，則有“相形見絀”之勢。再加上唐末、五代劇烈的社會變動，從中唐開始，韓愈、李翱等人就表現(xiàn)了強烈的憂患意識，試圖重整社會秩序，復興儒學。宋明時期，面對佛老的沖擊，很多哲學家一方面受其影響，另一方面則立足于儒學，試圖從儒學中挖掘一些足以與佛道二教抗衡的內容，使儒學向更加重視形上本體、重視心性修養(yǎng)的方向發(fā)展，形成了“宋明理學”（Neo-Confucianism）。 “宋明理學“可以說是中國哲學繼先秦哲學之后發(fā)展的第二個高峰。這一時期可謂群星璀璨，出現(xiàn)了二程、朱熹、陸九淵、王陽明等一大批哲學家。宋明理學也傳播到韓國、日本、越南等東亞、南亞地區(qū)，對亞洲文明產生了重大影響。 由于明清易代的劇烈社會變動，宋明理學對于儒學進行的哲學化、心性化的發(fā)展，在明清之際也引起了很多思想家的批評，他們認為宋明理學受佛老的影響，有過于“玄虛”的傾向，因此部分思想家開始反對宋明理學，重新提倡儒學“經世致用”的面向。顏元、李恭提倡的實學在當時和后來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戴震也反對宋明理學家理一分殊、存理遏欲的思想，提倡“分理”及“理欲合一”的思想，他的思想在清末民初也引起了很多思想家的共鳴。 在清代，由于推行文化專制政策，以及對于宋明理學的批判，“漢學”重新復興，哲學（義理之學）在一定程度上走向衰微。直到清代中后期，由于內憂外患，特別是西方文明的沖擊，春秋公羊學重新復興，出現(xiàn)了康有為、譚嗣同等哲學家，試圖借助春秋公羊學中的歷史哲學與西方進化論的結合為其變法活動提供思想支持。當然，康有為的今文經學在當時也遭到了章太炎所代表的古文經學派的激烈批評。另外，嚴復等人也開始通過翻譯，向中國介紹西方哲學。在這一時期，陸王心學、佛學也出現(xiàn)了復興的趨勢。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fā)，孫中山一方面受西方文化影響，提倡自由、平等、民權等西方價值，另一方面又繼承了中國哲學的一些內容，努力創(chuàng)建其“知難行易”的政治哲學、革命哲學。五四運動之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開啟了中國哲學發(fā)展的新階段、新篇章。 1941年，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指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繼承這一份遺產?！比缃?，中國已經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人民逐漸意識到傳統(tǒng)文化在中華文明生存、發(fā)展中的重要意義，開始有了更強的文化自覺。在這種情況下，認真學習中國哲學史，從中吸收有益的成分并加以發(fā)展，以適應時代的需要，就顯得非常必要。 現(xiàn)在，市面上流行的中國哲學史的著作不可謂不多，但是多為關于哲學史的一般介紹，能夠從專業(yè)研究者的角度，對中國哲學史的重要知識點進行系統(tǒng)概括，并總結為一些專題的著作卻很少見。因此，為滿足廣大中國哲學史的學習者和愛好者的特別需要，山東人民出版社策劃了本書。本書的編者都是長期從事中國哲學研究的專業(yè)人員，因此能夠對中國哲學史的重要內容有著宏觀而準確的把握。另外，他們對哲學重要名詞概念和問題的解答，也具有很強的專業(yè)性。希望本書的出版，能夠對廣大中國哲學愛好者、學習者的有所幫助。

　　高海波北京大學哲學博士，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