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文化史

　　現(xiàn)代人在贊賞古埃及文明，或者任何古老文明時，到底是基于何種知識和心理上的立場？談論近現(xiàn)代文化和政治霸權的人很容易檢討十九世紀以來的歐美殖民帝國和文化霸權，但古代文明似乎對此類的議題有免疫性。實際上，如果回顧十九世紀以來埃及學的發(fā)展，我們可以看到，埃及學和其他的“東方學”一樣，有一部分也是西方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發(fā)展的一環(huán)。西方各國學者競相研究古埃及，除了表面的純學術興趣，其實也是展現(xiàn)國力的一種方式。埃及文物被西方各國運用各種方式運回去，正是一種文化霸權和霸權文化的展現(xiàn)。而他們在贊嘆、景仰古埃及文明之時，其實也正是在古埃及文明中找尋認同、映見自己，因為古埃及文明正是它存在的古代世界中的一方霸主。然而對于生活在埃及四周，甚至埃及境內的一般人而言，輝煌燦爛的埃及文明到底是他們的福氣還是禍害，恐怕就很有爭議了。認識到這樣的問題，我們的態(tài)度又應該如何？是仍然追隨西方既有的研究傳統(tǒng)，還是另辟蹊徑？筆者的看法是，我們可以接受古埃及文明作為一個有趣也引人沉思的例子，一方面拓展我們的知識和眼界，一方面則可以利用埃及的例子來檢討歷史知識所包含的文化立場。《古埃及文化史》的寫作，出發(fā)點也就是這兩點。

　　蒲慕州，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y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埃及學博士。現(xiàn)任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研究方向為埃及學、中國古代宗教及社會史、比較古代史。曾出版《西洋文明發(fā)展史》《尼羅河畔的文采——古埃及文選》《中國文化史》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