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方法論：文化、社會、規(guī)范》一書對法律方法的探索，不是僅局限于純粹規(guī)范和技術視角，而是放大了法律方法的觀察視界，從文化—社會的一般規(guī)定性出發(fā)，尋求法律方法的生成根據，進而擴展了法律方法的研究范圍，以充實法律方法的理念，從而得出如下一般的結論：對于成文法而言，救濟法律意義模糊、沖突和空缺的方案，盡管可以在法律內部尋找，但當內部尋找不能時，就只能把視野置諸事實層面，進而置諸人們日常生活和交往的文化—社會層面。 本書上編主要基于文化觀念和歷史法學的基本思路，把文化一般和中國文化的特色相結合，探究在中國文化背景下法律對社會關系進行調整的一般機理。盡管這部分不是直接論述法律方法，更未涉及任何具體的法律方法技術，但它對人們理解作為技術或工具的法律所依賴的文化—社會背景不無幫助，尤其對理解在*終意義上講，作為規(guī)范體系的法律必須依從作為交往體系的事實，以及這種事實的“規(guī)定性指令”；否則，法律自身便失去了合法性，進而也對人們理解當規(guī)范體系暌違事實體系時，救濟方法出場的必要和可能不無幫助。這部分的內容，與筆者一直鐘情的法哲學研究密切相關，可謂是法律方法的法哲學視角。 本書中編主要基于法社會學與法人類學的理念，把習慣等民間規(guī)范作為法典調整不能或調整不周時的法律適用救濟方案。雖然因為我國民事立法在近些年的推進，法律對習慣等民間規(guī)范的關注日益強化，舉凡“交易習慣”“物權習慣”“婚姻習慣”“民族習慣”等社會規(guī)范不斷地出現(xiàn)在各類民事法律和民族法律中。特別是《民法總則》第10條有關司法適用習慣的原則規(guī)定，進一步激活了法官在法律存在漏洞時的民事司法活動中，適用習慣的可能和條件。但是，法律的這種授權，一方面，為在法律方法視角探究習慣適用提供了規(guī)范權*；但另一方面，對學術研究而言，僅就此而展開論述，尚很不夠，在立法上、行政中以及傳統(tǒng)文化中深入探究習慣等民間規(guī)范在法律中的吸納、適用以及排除，為在此一視角探究并擴展法律方法，創(chuàng)設了更為廣闊的空間。這部分的內容，與筆者一直關注并研究的民間法這一法社會學領域明顯勾連，可謂是法律方法的法社會學視角。 本書下編則基于規(guī)范法學或法律哲學的理念，直接探究法律方法的理論基礎、基本功能、適用細節(jié)以及規(guī)范詞的辯證。之前，我曾出版過《法律哲學》一書，總結并探究了法律病癥與法律方法出場救濟的一般關系，分別論述了應對法律意義模糊、沖突和空缺的三類共九種法律方法，形成了筆者關于法律方法論的體系構造。但該體系構造中在涉及法律方法的適用時，明顯有過于機械的一面——畢竟在司法中，法律方法的適用不僅是單獨適用，還有復雜適用。一旦其復雜適用，則如何擺正法律方法的適用順位，就是司法和有關司法的學術研究所理應關注的話題?；诖耍梢哉J為下編的部分篇什，是對《法律哲學》的一種糾偏和補正。熟悉筆者學術進路者應知道，筆者在法哲學和民間法研究之外，也特別關注法律方法這一被我稱為法律哲學（而非法哲學）的研究領域。這部分內容，可謂是法律方法的法規(guī)范學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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