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漁批閱三國演義（小插盒）

　　在我國清初文壇上，有一位名滿天下，婦孺皆知，卻又毀譽(yù)天壤的大名士，他就是李漁。李漁（1610~1680），字謫凡，號笠翁，別署覺世稗官、笠道人、湖上笠翁等，浙江金華蘭溪夏李村人。他是我國清初著名戲劇家、文學(xué)家、戲劇理論家，在他所留給后世六百余萬字的作品中，人們較為熟知的有戲劇作品《笠翁十種曲》，短篇小說集《無聲戲》、《十二樓》，長篇小說《合錦回文傳》、《肉蒲團(tuán)》，戲劇理論著作《閑情偶寄》等。另外，李漁一生還評點(diǎn)、評改過大量的小說、戲劇作品。爽口《金瓶梅》就是李漁后改定的作品，時間當(dāng)在1667至1674年間；而鮮為人知的《笠翁評閱繪像三國志才子書》則是李漁晚年所評改的作品。透過李評本及其為《三國演義》題的兩篇序，我們可以窺視到李漁與《三國演義》之間的關(guān)系，是那樣的密不可分，是那樣的使人驚嘆。李漁與《三國演義》有著特殊的關(guān)系。他不僅早就推崇《三國演義》，后來自己評點(diǎn)過《三國演義》，對《三國演義》給予很高的評價，并且在毛綸、毛宗崗父子評點(diǎn)的《三國演義》，即《四大奇書種》的問世，以及讀書流傳之始時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三百多年來，人們都知道《三國演義》的作者是明初的羅貫中，但實際上流傳至今，人們所讀到的卻是清初的毛評本。鄭振鐸說：“自毛本行，羅本原本便也廢棄，而不為人所知。”羅本被廢棄的主要原因是：羅本經(jīng)毛氏加以評改之后，無論是內(nèi)容還是文字，都較為完整，較為進(jìn)步，所以，毛本一出，羅本便湮沒無聞。《三國演義》評點(diǎn)本傳世的不多，明、清兩代正式對該書提出“批評”者的有：《書坊沖止余象烏批評》、葉晝托名的《李卓吾先生批評》、《景陵鐘惺伯敬父批評》、《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李笠翁評閱》等，其中，毛評本、李評本為有價值。但是，在實際流傳過程中，毛評本《三國演義》卻成為后來的通行本，得以廣泛流傳，并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而李評本《三國演義》則湮沒無聞，不為人們所知，這種相互間的反差之大，實與李漁大有關(guān)系。假如當(dāng)年李漁不在其中起著重要作用，毛評本的流傳很有可能被李評本所替代。清康熙十八年（1679），毛綸、毛宗崗父子所評的《三國演義》始成，李漁為其題序。序中，李漁對羅氏著的“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歷史演義給予了很高評價；對毛氏父子“布其錦心，出其繡口”的整理和評點(diǎn)大加贊賞。《三國演義》是“四大奇書”之一。對于“宇宙四大奇書”之書目，明“后七子”之一的王世貞所定的是《史記》、《南華》、《水滸》與《西廂》四種；而馮夢龍所定的則是《三國》、《水滸》、《西游》與《金瓶梅》四種。李漁的觀點(diǎn)傾向于馮夢龍，李漁認(rèn)為：“愚謂書之奇，當(dāng)從其類，《水滸》在小說家與經(jīng)史不類，《西廂》系詞曲，與小說又不類，今將從其類以配其奇，則馮說為近是。”李漁還認(rèn)為，上述四大奇書當(dāng)中，奇之書非《三國》莫屬，他說：“然野史類多鑿空，易于逞長，若《三國演義》則據(jù)實指陳，非屬臆造，堪與經(jīng)史相表里，由是觀之，奇莫奇于《三國》矣。”那么，《三國》到底奇在哪里？李漁經(jīng)過分析后認(rèn)為，《三國》之奇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三國》者乃古今爭天下之一大奇局”；第二，“演《三國》者，又古今為小說之一大奇手”；第三，評《三國》者，韶“布其錦心，出其繡口”。由于上述三個方面因素，李漁認(rèn)為在“四大奇書”當(dāng)中，《奇書》之名非《三國》莫屬。李評本《三國演義》約比毛評本遲個把月時間脫稿付梓，該書卷首有李漁自題的序，但序文比毛評本里的序文要短。從內(nèi)容來看，比較精練、明快，序中，對“四大奇書”所定的書目.其觀點(diǎn)基本上仍傾向于馮夢龍，所不同的是在此序中，李漁對上述“四大奇書”的優(yōu)劣之處一一作了評論。李漁認(rèn)為，《三國》是一部真正的奇才奇文，應(yīng)當(dāng)多讀，讀《三國》比讀《水滸》、《西游》、《金瓶梅》都要好。李漁指出：“《水滸》文藻雖佳，于世道無所關(guān)系，且庸陋之夫讀之，不知作者密隱鑒誡深意，多以為果有其事，借口效尤，興起邪思，致壞心術(shù)，是奇而有害于人者也；《西游》辭句雖達(dá)，第鑿空捏造，人皆知其誕而不經(jīng)，詭怪幻妄，是奇而滅沒圣賢為治：二心者也；若夫《金瓶梅》，不過諷刺淫侈，興敗無常，差足澹人情欲，資人談柄已耳。”至于《三國》則不同，李漁指出，羅貫中《三國演義》雖由陳壽的《三國志》擴(kuò)而為傳的，但其敘述精詳、記事詳明，文字優(yōu)美等，堪與春秋時代左丘明《左傳》相媲美。首先，《三國演義》能做到“首尾映帶，敘述精詳，貫穿聯(lián)絡(luò)，縷析條分，事有吻合而不雷同，指歸據(jù)實而非臆造”；其次，“演此傳者，又與前后演列國、七國、十六國、南北朝……“各傳之手筆，亦大相徑庭。傳中摸寫入物情事，神彩陸離，了若指掌”；再者，《三國演義》“行文如九曲黃河，一瀉直下，起結(jié)雖有不齊，而章法居然井秩，幾若《史記》之列本紀(jì)、世家、列傳、各成段落者不侔”。除了以上幾點(diǎn)外，再加之其文藻具有“華而不鑿，直而不俚，溢而不匱，章而不繁”等精當(dāng)之處，李漁稱其“奇才奇文也”。因在此之前李漁在《毛評本·序》中已把《三國》定名為“奇書”，又復(fù)憶起當(dāng)年金圣嘆欲評《史記》為“才子書”，后未果。據(jù)此，李漁向世人宜稱：《三國》“誠哉才子書也。”“才子書”的提出和定名、定位，自此以后，大大提高了《三國演義》一書的價值、聲望及學(xué)術(shù)地位，繼而擴(kuò)大了其知名度和社會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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