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學-神學領域,庫薩雖然廣泛地接受了當時盛行的亞里士多德主義之影響,但就其立論大旨與根基而言,仍從屬于所謂的天主教新柏拉圖主義傳統(tǒng),這一傳統(tǒng)遠紹古希臘的普羅?。≒lotin)與普羅克洛斯(Proklos)對柏拉圖《國家篇》、《巴門尼德篇》等著作從“太一論”(Henologie)視角所作的闡釋;與亞里士多德主義以“存在論”或曰“存在論”(Ontologie)的視角出發(fā),將“存在者之為存在者”置于形而上學研究的核心位置不同,新柏拉圖主義者將“太一”看作萬有的絕對本原,它以其絕對的單純性甚至無法于自身之中包括存在——這將為“一”本身增添不必要的復多性而使之分裂為二,因而超于存在之上。由此出發(fā),新柏拉圖主義于論理方面主張絕對者從根本上不可能為任何名言概念所框定,于實踐方面則主張努斯通過直觀自身而超思知的活動、從而與“太一”這一至高現(xiàn)實性重新合一的進路——這往往導向對某種“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莊子》大宗師章)的內在體驗之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