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楨全集》收錄迄今可見的竺可楨文稿約2000萬字，共24卷。第1—4卷為學術論文、大學講義、科普文章、演講詞、工作報告、思想自傳、信函、題詞、序跋、詩作等；第5卷為外文著述；第6—21卷為1936—1974年的日記；第22—24卷為補編。各卷附珍貴歷史照片。本書為第18卷，收錄1966—1967年的竺可楨日記。自1966年起，中國陷入十年“文革”內亂，竺可楨的最后八年是在這亂世中度過和結束的。“文革”中的竺可楨，幸被最高領導層圈入“保護”對象，成為表示知識分子政策尚存開明的標識性人物，因此沒有遭遇到同時代大多數老科學家所無法躲避的屈辱和苦難。但即使如此，在政治亂局中他依然是時時有驚，步步有險。他也始終把自己置于“斗批改”對象的位置，有隨時受沖擊的心理準備。在洶濤惡浪環(huán)繞之中，理性的光輝依然照耀著竺可楨的學術研究。這位80歲上下的老人，數年如一日地“個人奮斗”，繼續(xù)耕耘在物候學和氣候變遷研究的“自留地”中。 在以“革命”的名義公開“抄家”成為社會時尚的日子里，不知道有多少人因日記獲罪而遭遇滅頂之災，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為避禍而將日記付之一炬。如何保存日記和如何寫日記，必然是竺可楨當時面對的一大難題。在現存的早年日記簿中，可以看到個別圖頁被撕毀的殘跡，對舊時日記中“今是而昨非”之處多有竺可楨的批注手跡，以表達自己的反省。值得慶幸和欽佩的是，他沒有毀掉舊時的日記，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珍貴史料。 同樣令人欽佩的是，他能把日記進行到底！此后的日記在文字風格上已無法與1930年代—1940年代相比，即使與“文革”以前的日記相比，也有相當的差異。日記中不時寫下他內心深處的疑惑、不滿和憤慨，以及對國家前途的憂慮，這些表述被淹沒在記述時事、抄錄文獻的大量文字中，被淹沒在擁護“文革”和頌揚領袖的文字中。他大量引述“最高指示”，引述“正確路線”代表人物的言論和黨報黨刊的聲音，不斷地表述自己從不理解到理解的轉變過程。他努力適應社會變化，認真學習，自以為非，表示要過好社會主義這一“關”。 就實而論，這既有其誠心誠意的一面，也有其誠惶誠恐的一面。日記中特意用紅筆摘抄大段大段的“最高指示”，各年中一再以醒目的方式提及1964年2月6日毛澤東對他的召見，都應視作他為應對日記萬一涉險而求自保的舉措。 了解上述時代背景和個人處境，有助于《全集》讀者正確解讀竺可楨日記的內容。1966年，是“文革”的發(fā)動階段，在中科院副院長的崗位上，竺可楨留下了平生“最后一次”到京外出差和出國訪問的記錄。在1967年重組權力機構之后，他雖然掛著院革命委員會委員的頭銜，但基本上處于賦閑狀態(tài)。 本來年事已高，懵然進入“文革”，持續(xù)的精神壓力，不斷惡化的生活環(huán)境和醫(yī)療條件，加速了他老化和病侵的進程。“文革”中的日記，多有來自當時公開報刊、內部參考、大字報、批判會和民間印刷品傳播的人事內容，廣涉各界各級人物。編者對于那人妖顛倒、是非莫辨的年代中流傳的很多“信息”無法進行核實，請求讀者格外給予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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