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楨全集》收錄迄今可見的竺可楨文稿約2000萬字,共24卷。第1—4卷為學術論文、大學講義、科普文章、演講詞、工作報告、思想自傳、信函、題詞、序跋、詩作等;第5卷為外文著述;第6—21卷為1936—1974年的日記;第22—24卷為補編。各卷附珍貴歷史照片。本書為第18卷,收錄1966—1967年的竺可楨日記。自1966年起,中國陷入十年“文革”內亂,竺可楨的最后八年是在這亂世中度過和結束的。“文革”中的竺可楨,幸被最高領導層圈入“保護”對象,成為表示知識分子政策尚存開明的標識性人物,因此沒有遭遇到同時代大多數老科學家所無法躲避的屈辱和苦難。但即使如此,在政治亂局中他依然是時時有驚,步步有險。他也始終把自己置于“斗批改”對象的位置,有隨時受沖擊的心理準備。在洶濤惡浪環(huán)繞之中,理性的光輝依然照耀著竺可楨的學術研究。這位80歲上下的老人,數年如一日地“個人奮斗”,繼續(xù)耕耘在物候學和氣候變遷研究的“自留地”中。 在以“革命”的名義公開“抄家”成為社會時尚的日子里,不知道有多少人因日記獲罪而遭遇滅頂之災,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為避禍而將日記付之一炬。如何保存日記和如何寫日記,必然是竺可楨當時面對的一大難題。在現存的早年日記簿中,可以看到個別圖頁被撕毀的殘跡,對舊時日記中“今是而昨非”之處多有竺可楨的批注手跡,以表達自己的反省。值得慶幸和欽佩的是,他沒有毀掉舊時的日記,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珍貴史料。 同樣令人欽佩的是,他能把日記進行到底!此后的日記在文字風格上已無法與1930年代—1940年代相比,即使與“文革”以前的日記相比,也有相當的差異。日記中不時寫下他內心深處的疑惑、不滿和憤慨,以及對國家前途的憂慮,這些表述被淹沒在記述時事、抄錄文獻的大量文字中,被淹沒在擁護“文革”和頌揚領袖的文字中。他大量引述“最高指示”,引述“正確路線”代表人物的言論和黨報黨刊的聲音,不斷地表述自己從不理解到理解的轉變過程。他努力適應社會變化,認真學習,自以為非,表示要過好社會主義這一“關”。 就實而論,這既有其誠心誠意的一面,也有其誠惶誠恐的一面。日記中特意用紅筆摘抄大段大段的“最高指示”,各年中一再以醒目的方式提及1964年2月6日毛澤東對他的召見,都應視作他為應對日記萬一涉險而求自保的舉措。 了解上述時代背景和個人處境,有助于《全集》讀者正確解讀竺可楨日記的內容。1966年,是“文革”的發(fā)動階段,在中科院副院長的崗位上,竺可楨留下了平生“最后一次”到京外出差和出國訪問的記錄。在1967年重組權力機構之后,他雖然掛著院革命委員會委員的頭銜,但基本上處于賦閑狀態(tài)。 本來年事已高,懵然進入“文革”,持續(xù)的精神壓力,不斷惡化的生活環(huán)境和醫(yī)療條件,加速了他老化和病侵的進程。“文革”中的日記,多有來自當時公開報刊、內部參考、大字報、批判會和民間印刷品傳播的人事內容,廣涉各界各級人物。編者對于那人妖顛倒、是非莫辨的年代中流傳的很多“信息”無法進行核實,請求讀者格外給予諒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