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從農村居民的收入與福利兩個角度出發(fā)，發(fā)現了一些重要而有趣的結論。從收入角度來看，本研究發(fā)現：第一，脫貧攻堅時期精準扶貧政策提高了貧困家庭的收入、降低了人均消費等，對貧困家庭產生了顯著的增收效應。實踐中，精準扶貧政策通過**生活保障補貼、危房補貼、助學補貼、“985”醫(yī)療政策等減免或報銷補貼政策，大幅減輕了貧困家庭的支出負擔，改善家庭的生活水平，產生了明顯的“增收”與“節(jié)流”的雙重效應。第二，農村家庭資產貧困現象較為普遍，無論是低收入家庭還是高收入家庭的資產積累都不理想，從而導致脫貧家庭存在高脆弱性、高返貧率和低抗風險特征。這意味著，步入鄉(xiāng)村振興階段，政府應該著手推動低收入家庭的“資產積累”，充分發(fā)揮“資產賦能”低收入人口自我發(fā)展能力和抗風險的作用。第三，本研究進一步比較分析了“輸血式”扶貧與“造血式”扶貧對不同要素稟賦家庭的差異化影響。研究發(fā)現，由于轉移支付不具有“授人以漁”的作用，長期兜底式的政府補貼反而促使依靠補貼為主的貧困家庭產生了明顯的“補貼依賴”。第四，精準扶貧政策在減少農村貧困的同時，對非貧困家庭產生了顯著的正向外溢性。這是因為，“造血式”扶貧帶來的增收效應更多地流向了中等收入群體，但這種正向外溢性并非從脫貧攻堅走向鄉(xiāng)村振興：農村居民收入與福利效應分析不利于**收入群體，而是對中等收入群體產生了更大的“增收賦能”效應，從而擴大了農村地區(qū)局部的收入差距。因此，鄉(xiāng)村振興發(fā)展中，政府需要關注市場機制下非均衡化資源分配導致局部收入差距擴大和相對貧困問題。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