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羊傳·隱公元年》原文的字面上，我們似乎只能把"大一統(tǒng)"理解為"重視開始"，現(xiàn)在的問題是：《公羊傳》是解釋《春秋經》的，從《春秋經》的文本是否能推出"重視開始"這個意思尚在兩可之間，而把"大一統(tǒng)"解讀為"在三統(tǒng)之中推重一統(tǒng)"，這離《公羊傳》的文本本身又遠了一步，當然離《春秋經》也就更遠了。--對一種學說"是什么"，我們常常難以判斷，因為各種各樣的解讀往往并存，互相指責對方是修正主義甚至離經叛道，但解讀可以是多樣的，卻不可以是無所不包的，我們雖然難以從"是什么"作出判斷，卻可以從它的自我聲稱以及與其他學派的交火中表現(xiàn)出的"不是什么"來進行理解。是的，隨著時代的發(fā)展，我們將會越來越難于說清儒家思想究竟"是什么"，只能小心翼翼地去觀察它依然"不是什么"。
三統(tǒng)說雖然從《春秋經》的文本當中難于合乎邏輯地推論出來，但它畢竟并不反對仁，也不反對禮，這就像社會主義學說可以有無數(shù)升級版，但不會有一種說法認為社會主義所追求的目標是奴隸社會。
三統(tǒng)說并不淵源于儒家自身。當初周人滅商，周文王接受了老天爺?shù)奈危侵^"受命"，周文王也就是周人是"始受命王"，可當初商朝的開國先祖也是受過命的，兩命不能共存，新命要把舊命革除才行，這就是"革命"。到了戰(zhàn)國時代，天子式微，諸侯逐鹿，大家知道，新一輪的"革命"就要開始了，那么，誰才是新一任的"始受命王"呢？不知道老天爺是怎么想的？
天意從來高難問，老天爺怎么想，人類哪可能知道！但需求總是能創(chuàng)造產品，只要存在強有力的需求，總有人能生產出合適的產品來。于是，天意雖高，拿望遠鏡也是能夠看見一點兒影子的。這個望遠鏡，就是戰(zhàn)國時代最為流行的五行理論，這一理論的大宗師就是齊人鄒衍。
鄒衍的說法是：天命的更替就是五行的更替，天上和人間是相通的，人間的天子必然具備五行中的一行之德（這個"德"不是道德，而是屬性），上天也會顯現(xiàn)與這一德相應的祥瑞。但每一德都不是永恒的，等當前的這一德衰微了，五行次序中的下一德就會取而代之，如此輪流往復、生生不息。這就是五德終始說。
把五德終始說首次付諸實施的是秦始皇。按照五行的次序，周代是火德，秦克周就是水克火，秦朝便是水德。這就要改正朔、易服色了。水德的是黑色，數(shù)字全用六，比如一輛車要用六匹馬來拉，還要是六匹黑馬才好。這些事還都好辦，只要下個命令就行了，可秦始皇不敢輕舉妄動，因為等來等去，上天總也不降下相應的祥瑞來。秦始皇很疑惑：我這個朝代到底是水德么？
有需求就有創(chuàng)造，有人對秦始皇說：您的老祖宗秦文公在五百年前一次打獵的時候獵獲了一條黑龍，這明明就是水德的祥瑞呀，還等什么呀，早就有了！
水德的秦朝就這樣成為了人間現(xiàn)實。
人類社會是一個需求導向型的社會，重要的不是事實，而是需求，有需求就有創(chuàng)造。
五德說流行于戰(zhàn)國，大行于秦朝，三統(tǒng)說卻是漢代的新產品。我們看看五行（五德）、再看看三統(tǒng)，會很詫異地發(fā)現(xiàn)：這兩者雖然一個是三，一個是五，可實質上根本就沒什么差別。按照五德理論，夏是木德，商是金德，周是火德，漢是水德（秦朝已經被忽略不計了），而按照三統(tǒng)說，夏是黑統(tǒng)，商是白統(tǒng)，周是赤統(tǒng)，漢又回到黑統(tǒng)。漢朝為什么是黑統(tǒng)呢，主要有兩個原因?，F(xiàn)實的原因大約是：劉邦當初發(fā)現(xiàn)秦朝祭祀的天帝只有白、青、黃、赤四位，他很疑惑："我聽說天有五帝，怎么會只有四個？"自己一捉摸，很快就找到答案了："原來是在等我來湊成五帝之數(shù)呀。"劉邦就這么立了黑帝祠，自居水德。但這么一來，漢朝和秦朝就同屬水德了，這顯然是沒道理的?？墒?，木已成舟，解決方案也就只有把秦朝踢出五德系統(tǒng)、讓漢朝的前代變成周朝了。
除了這個現(xiàn)實原因之外，公羊家還給出了一個理論原因：《春秋經》所寫的是黑統(tǒng)的制度，它雖是一部書，卻也算一個統(tǒng)，能用《春秋經》為國家憲法的天子就是黑統(tǒng)之君。--如果我們以小人之心來推測一下，公羊家的言外之意就是：漢朝是黑統(tǒng)（既然劉邦都自定為黑帝了，肯定變不了了），那么，《春秋》學正好就是為黑統(tǒng)量身定做的國家法典，那么，皇帝要運用這部法典，就得重用我們這些人才行。
這兩個原因哪個才是主因，只能各人有各人的推斷了。但在我們看來，三統(tǒng)說相對于五行說并不能算是一種必要的理論創(chuàng)新，這就像百事可樂相對于可口可樂并不算是一種必要的產品創(chuàng)新一樣。那么，百事可樂的出現(xiàn)明顯是要以同類產品搶占市場份額，飽讀詩書的公羊家們會不會也是這樣呢？
當然，五德終始說完全是五行家言，而三統(tǒng)說卻帶有儒家思想的痕跡，典型之筆就是"統(tǒng)三正"。
"統(tǒng)"是要和"三正"拉上關系的。董仲舒解釋"統(tǒng)三正"，說："正者，正也"，想來他的意思是說："正月"的"正"（zhēng）就是"正人君子"的"正"（zhèng）。董仲舒接著闡發(fā)：統(tǒng)要是正了，萬事萬物全都會跟著正了，一年最要緊之處也就是正月，若正其根本，枝節(jié)也會跟著正，若正其內部，外部也會跟著正，所以我們要效法這個"正"（原文是"可謂法正也"，看來三國時候的法正就是從這里起名字的），所以君子說："周武王就像正月。"（Ⅰ）
?。á瘢漢]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其謂統(tǒng)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統(tǒng)致其氣，萬物皆應而正。統(tǒng)正，其余皆正，凡歲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應，正內而外應，動作舉錯，靡不變化隨從，可謂法正也，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月矣。"
"周武王就像正月"，這個比喻即便在后現(xiàn)代作家的眼里恐怕也算得上前衛(wèi)。說這話的"君子"據(jù)劉向《說苑》正是孔子本人，而且孔子是用三位往圣前賢分別來比喻春、王和正月的："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無論如何，這一切都說明的是：在"五始"、"通三統(tǒng)"、"大一統(tǒng)"語境之下的"元年春王正月"是如此的重要，尤其是這個周歷正月的出場，"正"（zhèng）得了開始就"正"（zhèng）得了后邊的一切……好的開始不但是成功的一半，甚至是成功的一大半，所以《說苑·建本》說《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
這層道理曾被歷代哲學闡發(fā)出無限的深意，比如《左傳》學的第一位大學者劉歆無比輝煌地鋪陳說：
《經》元一以統(tǒng)始，《易》太極之首也?！洞呵铩范阅繗q，《易》兩儀之中也。于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tǒng)也。于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jié)也。時月以建分、至、啟、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敗，《易》吉兇之效也。朝聘會盟，《易》大業(yè)之本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枪试加邢笠灰?，春秋二也，三統(tǒng)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為十，成五體。以五乘十，大衍之數(shù)也……《經》曰"春，王正月"，《傳》曰："周正月"?；鸪?，于夏為三月，商為四月，周為五月。夏數(shù)得天，得四時之正也。三代各據(jù)一統(tǒng)，明三統(tǒng)常合，而迭為首，登降三統(tǒng)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統(tǒng)之正，始施于子半，日萌色赤。地統(tǒng)受之于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統(tǒng)受之于寅初，日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復于子，地化自丑畢于辰，人生自寅成于申。故歷數(shù)三統(tǒng)，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事為統(tǒng)首。三微之統(tǒng)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與三統(tǒng)相錯。（《漢書·律歷志》）
劉歆長篇大論，我這里只是節(jié)要而錄。從劉歆的說法來看，三統(tǒng)五始、太極兩儀、陰陽五行、乾坤八卦，所有神秘主義內容幾乎應有盡有。如果一個"元年春王正月"當真蘊涵著如此奧秘哲理的話，讀懂《春秋經》真就可以經天緯地了。但遺憾的是，在后代專家的精密推算之下，在純粹的歷法意義上說，這個"王正月"卻有可能搞錯了，由于當時技術手段的限制，對歷法的確定做不到那么嚴密。
對這一點，前文已經介紹過一些，現(xiàn)在再多談幾筆。
清人鄒伯奇精研《春秋》歷法，著有《春秋經傳日月考》專論于此，談到隱公、桓公的正月之設本該建子卻經常建丑，宣公、成公之后還常有建亥的時候，還常?！督洝愤@么說，（Ⅰ）《傳》那么說，所依歷法各異。
鄒伯奇講的最后一點尤其會對一般讀書人造成障礙，因為，如果歷法只有一說，即便推算錯了，一般人也看不出來，但如果對同一件事，《春秋經》說是三月，《左傳》說是五月，甚至《春秋經》說是今年，《左傳》說是明年，這就讓人費解了，正如王韜所謂"合于經者不合于傳，未免說有所窮"。（Ⅱ）
據(jù)《〈侯馬盟書〉叢考·歷朔考》："我國東周時期，周王朝的歷法比較混亂。由于不能對諸侯'頒朔'（公布朔日），都是由各國的史官自己推算。魯國自從文公以后，置閏往往不夠準確，每逢閏月就不能在宗廟舉行告朔典禮。所以，《春秋》一書所記的朔閏，有許多是不準確的……《春秋》寫魯國的歷史。魯國主要奉行周王朝的歷法，正月應為建子。但是，因為歷法混亂，正月在隱、桓二公時為建丑，而在莊、閔二公時，有時為建丑，有時又是建子。僖公時也大致如此，但偶然有時是建寅或建亥。文、宣、成三公時，大多數(shù)年份為建子，有時是建丑或建亥。襄、昭、定三公時大多為建子，有時是建亥。"（Ⅲ）
（Ⅰ）[清]鄒伯奇《春秋經傳日月考》：《春秋》置閏乖錯，隱、桓之正多建丑，宣、成以后又往往建亥，又有經傳置閏各別者。
?。á颍清]王韜《春秋朔閏至日考》上卷，"魯隱公元年正月朔日考"。另參[清]王韜《春秋朔閏至日考》中卷"春秋長歷考正"隱公元年己未建丑：前年十二月十二日癸亥冬至，華亭宋慶云《春秋朔閏日食考》以四分術推之，得周正月朔日辛亥，則上年十二月也，五月朔庚戌，則此年四月也，十月朔丁丑，則此年九月也，又推得天正冬至在乙丑。
?。á螅堫h、陶正剛、張守中：《侯馬盟書》（增訂本）（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另參：《漢書·五行志》：周衰，天子不班朔，魯歷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史記日食，或言朔而實非朔，或不言朔而實朔，或脫不書朔與日，皆官失之也。
我們馬上可以想到的是：歷法如此不密，又不統(tǒng)一，別的不說，至少對算命占卜會產生致命影響。當代算命先生對時辰的講究要精確到"真太陽時"，可春秋那時候連年份都可能是錯的。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不看年、月，只看紀日，那么，就在魯隱公元年的兩年之后，"自《春秋》隱公三年（前720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至今，近三千年的日干支連續(xù)記載，未曾錯亂，堪稱為世界歷史上最長的紀日法。"（Ⅰ）
當然，歷法的準確與否，就算對算命有影響倒也無傷大雅，真正"有傷大雅"的卻是對政治的殺傷力：如果當真如董仲舒所謂"統(tǒng)正，其余皆正"，《春秋》里這么多的"統(tǒng)不正"倒可以解釋這二百四十二年間為什么會禮崩樂壞、戰(zhàn)亂頻仍了。
《春秋》的歷法問題早就讓古代學者們很傷腦筋了，既有諸侯國各行其歷的現(xiàn)象（比如晉國用的是夏歷），又有推算不準的情況（如上所述），這就像我們讀一本歷史書，書中記載時間一會兒用公歷、一會兒用農歷，一會兒出現(xiàn)"2月31號如何如何"，這樣的《春秋》時不時就會給解讀歷史事件造成誤導，還憑空讓一些經師們解讀出了很深刻的微言大義。
于是，校訂《春秋》歷法便成了一門專門的學問，從杜預的《春秋長歷》到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中的《時令表》、《朔閏表》，研究日益精湛。章太炎曾從義理出發(fā)推論出《春秋經》使用周正，但再怎樣無懈可擊的義理、再怎樣深刻的微言大義，最好也要建立在"事實正確"的基礎上。
以史實考據(jù)而論，現(xiàn)在已經基本可以斷定兩點：一是《左傳》和《春秋經》的歷法齟齬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左傳》雜采各國史料，而各國所用歷法不一，《左傳》也沒作好統(tǒng)一校訂的工作；（Ⅱ）
是《春秋經·隱公元年》雖然"理應"用周正而建子，實際卻是合殷正而建丑--如果按"三統(tǒng)"或"三正"的說法，《春秋經》一開篇用的就不是周正，而是殷正。
那么，周正到哪兒去了？張聞玉《古代天文歷法論集》考訂結論是："春秋前期無周正"，又從秦始皇改正朔而建亥的記載，推論"三正"之說當產生于春秋之后、秦朝統(tǒng)一之前。（Ⅲ）
饒尚寬也斷言"三正"之說純屬虛構，因為在春秋時代和戰(zhàn)國前期，還處在觀像授時的階段，并沒有形成像樣的歷法推算；（Ⅳ）
歷法的考據(jù)，夏代史渺茫難求，至于殷商，按常玉芝在1998年出版的《殷商歷法研究》當中一個歸納性的說法，我們簡直就要絕望了："殷商歷法問題（包括殷商年代問題，天象記錄問題）雖然經過中外學者近七十年的反復研究，發(fā)表的各種論作據(jù)筆者統(tǒng)計已近兩百種……但到目前為止，學者們達成的共識似乎就只有一點：即認為殷商時期行用的是以太陰紀月、太陽紀年的太陰太陽歷，即陰陽合歷。但對它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陰陽合歷卻意見不統(tǒng)一。"（Ⅴ）
?。á瘢埳袑挘骸洞呵飸?zhàn)國秦漢朔閏表》（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1版），第257頁。
?。á颍清]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之《時令表》、《朔閏表》。[清]顧炎武《日知錄》卷四。
（Ⅲ）張聞玉：《古代天文歷法論集》（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135頁。
（Ⅳ）饒尚寬：《春秋戰(zhàn)國秦漢朔閏表》（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1版），第259頁。
?。á酰┏Ｓ裰ィ骸兑笊虤v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6頁。
【【圖1－[清]鄒伯奇《春秋經傳日月考》隱公元年至隱公四年
圖2－[清]成蓉鏡《春秋日南至譜》。"日南至"即冬至，確認冬至的具體時間是古代歷法推算的重點，章鴻釗《中國古歷析疑》即謂"考我國之天文學實以'定月建'與'求日至'兩大法為其始基"。（Ⅰ）
成蓉鏡這里是以《古四分歷》和《三統(tǒng)歷》兩相對照。當然，這些專業(yè)的歷法研究大多數(shù)人都看不懂（我也看不懂），這兩頁書影只是想給大家一個直觀感受而已。
成蓉鏡書名中的"日南至"出自《左傳》?！蹲髠鳌诽岬?日南至"共有兩次，一是僖公五年："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二是昭公二十年："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恰恰清人徐文靖《管城碩記》中正是以此為證據(jù)來護衛(wèi)"月改則春移"的舊說，反駁胡安國的"夏時冠周月"之論：《春秋》是孔子的"尊王之書"，所謂"王正月"，是點明"周王之正月"，把"春"字放在"王"字前邊，是表示王者效法老天，并非"行夏之時"的意思……所謂"日南至"，正因為日南至的時候按周歷算是春天，不便在春天稱"冬至"，所以改稱"日南至"。（Ⅱ）
徐文靖于此考訂甚詳，大可與前述趙伯雄之說互相參照。】】
另一方面是，如果涉及三統(tǒng)、五始這類問題，歷史考據(jù)是一條線，政治理念又是另一條線。隱公元年不是周正建子而是殷正建丑，這個考訂放到現(xiàn)在只是一個史實問題，學術小圈子里幾個人討論討論而已，可要是放在過去，不但有可能動搖經學根基--至少"五始"就不全了，"體元以居正"也居錯位了；甚至更嚴重的是：還可能動搖國本--你這個政權的"統(tǒng)"不正！
那么，隱公元年這個歷法之差會不會僅僅是一個細節(jié)小錯而已呢？張聞玉在《銅器歷日研究》里作過一個統(tǒng)計：《春秋經》隱、桓、莊、閔四代共63年，其中49年建丑，8年建寅，6年建子；僖、文、宣、成四代共87年，其中58年建子，16年建丑，13年建亥。如此一來，"事實明擺著，春秋前期建丑為多，少數(shù)失閏才建子、建寅，而沒有建亥的；春秋后期建子為正，少數(shù)失閏才建亥、建丑，沒有建寅的。"由此出發(fā)追溯西周，"如果我們再用大量銅器歷日驗證，西周一代行丑正，不行子正。因為是觀象授時，肉眼觀察，必有失閏。少置一閏，丑正就成為子正；多置一閏，丑正就成寅正。個別銅器記載'十四月'，說明西周歷制粗疏，再失閏還不可避免。"（Ⅲ）
"三正"之說若被擊破，經學家們開宗明義的春秋大義就要大打折扣了。"春王正月"也就少了些神秘感，多了些歷法疑云。但是，即便在史實考據(jù)上已經可以板上釘釘，真正影響歷史的卻往往并非史實本身。在一些公羊家的政治理念里，"春王正月"斷句為"春王，正月"一樣是合情合理的，甚至是惟一正確的。而左學家難道就不講義理嗎？--也講的。
?。á瘢┱馒欋摚骸吨袊艢v析疑》（科學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13頁。
（Ⅱ）[清]徐文靖《管城碩記》卷之九"春王正月"條：《春秋》，夫子尊王之書。王正月者，明其為周王之正月也。冠春于王，明王者之法天也。冠王于正月，示天下以遵王之時也。胡《傳》謂以夏時冠周月，蓋夏以寅月為春。夫子于冬子月上加一春字，春正月以下，仍記周子月事也。殊不知周以建子為正，即以建子為春也?；腹四辏?春正月乙卯，烝"，《爾雅·釋天》："冬祭曰烝。"若周改月不改時，烝安得于春正月乎？……魯冬至在周正月，《春秋》以前皆然?！洞呵铩分^之南至者，時以十一月為春，則不可以為冬至，直謂之南至耳。
（Ⅲ）張聞玉：《銅器歷日研究》（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8－20頁。
就在對"元年春王正月"這句經文的闡釋上，左學家的義理闡發(fā)不但不很遜色于公羊家（比如前邊介紹過的劉歆即是，即便時至近代，大學者如章太炎雖然已經重視起了金文證據(jù)，但仍然推論這里的斷句應當是："春王，正月"，說"王"的真實涵義就是三統(tǒng)），甚至在時代上也并不比公羊家為遲--能追溯到戰(zhàn)國的吳起和漢初的賈誼身上。
--章太炎議論《左傳》，說公羊家之"五始"在《左傳》里雖然未被明言卻也潛藏其意，只是少了個"公即位"，是為"四始"，而且，《左傳》也不光是敘事，也是講義理的，對"元年春王正月"的義理闡釋比公羊家還早。簡述章說：《說苑·建本》載魏武侯向吳起打聽"元年"的意思，吳起以"慎始"為議論，《賈子·胎教》也有類似的說法，而吳起和賈誼都是治《左傳》的早期學者，在他們生活的時代里，《公羊傳》還沒有形諸文字呢，所以他們對"元年"之義理的闡發(fā)肯定不是從《公羊傳》學來的。（Ⅰ）
章太炎最后的推論稍嫌武斷，因為《公羊傳》那時雖然沒有成書，口耳相傳的事卻未必沒有。但無論如何，早期左學家對春秋大義的深刻闡發(fā)確是不爭的事實。
一個"春王正月"，無限微言大義。大義越深刻，圣人的光環(huán)也就越耀眼。但圣人真是這樣的么？
小沙彌請教老和尚："什么是佛法真諦？"老和尚一句話不說，只是豎起了一根手指。--不錯，高僧可以這樣，但圣人總不能也這樣吧？圣人行事，應該如天日昭昭，《論語》里記了那么多圣人之言，雖然有不少缺乏上下文的，也很可能有不少脫漏錯簡的，但還是可以從中看出孔子的風格是樸實明朗的，不會豎一根手指頭讓人家子子孫孫每人各猜一輩子。
當然，有些圣人之言也許過于超前，所以雖不見容于當時，卻可以行之于后世。顧亭林就說，孔子當初對顏淵講"行夏之時"，這議論并不是為了他自己的時代而發(fā)的，而是通過顏淵傳到漢武帝那里，終于在幾百年之后讓漢武帝實行了他"行夏之時"的政治理念。（Ⅱ）
而同樣是從孔子自己的言論里，王陽明則認為孔子不可能在一些原則問題上忽左忽右，所以，孔子既然說過"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還說"吾從周"，而改變周朝正朔不明明就是議禮和制度么，這就不是"從周"而是叛周了？如果孔子真這么搞，用《春秋經》來讓亂臣賊子懼，這不是烏鴉站在豬身上么？
王陽明總結說：《春秋》之法，改變舊制的要批評，比如魯國搞初稅畝；紊亂王制的要批評，比如鄭莊公歸祊；無王命的要批評，比如莒人之入向，可這三種罪過的嚴重程度都遠比不上改變天子正朔，孔子要這么批評別人，這不叫烏鴉站在豬身上，簡直就是豬站在烏鴉身上了。（Ⅲ）
（Ⅰ）章太炎：《春秋左傳讀·隱公篇》。
（Ⅱ）[清]顧炎武《日知錄》"立言不為一時"條：孔子言"行夏之時"，固不以望之魯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獨以告顏淵。及漢武帝太初之元，幾三百年矣，而遂行之。孔子之告顏淵，告漢武也。
?。á螅明]王陽明《王陽明全集·論元年春王正月》：《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紊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祊，無王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猶未至于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魯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
王陽明這些話倒是重邏輯、重證據(jù)，也延續(xù)著歷代學者對公羊家的一貫質疑，但他是心學祖師爺，當然也有"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一面。王陽明那場著名的"龍場悟道"成就出的《五經臆說》現(xiàn)在只殘存了十三條，第一條就是解釋"元年春王正月"的，說"元年"之書在于"正始"，"元"分為乾元（天元）、坤元（地元）還有人元，一國之元在于君，君之元在于心。"元"在天為生物之仁，在人則為心。國君建元就是維新之始、正心之始……（Ⅰ）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王陽明心學的一點端倪，雖然帶上了很大的主觀味道，但和心學后輩們思而不學的作風還是大相徑庭的。
看過了"元年春王正月"的若干版本，如果從溯本求源的意義來講，雖然可以排除一些誤解，而真相如何始終難知。但是，真實影響著兩千年來政治與社會的正是這無窮版本的孔子，真正的孔子反倒是一個很不重要的角色。
?。á瘢明]王陽明《五經臆說》：人君即位之一年，必書元年。元者，始也，無始則無以為終。故書元年者，正始也。大哉乾元，天之始也。至哉坤元，地之始也。成位乎其中，則有人元焉。故天下之元在于王；一國之元在于君；君之元在于心。元也者，在天為生物之仁，而在人則為心。心生而有者也，曷為為君而始乎？曰："心生而有者也。未為君，而其用止于一身；既為君，而其用關于一國。故元年者，人君為國之始也。當是時也，群臣百姓，悉意明目以觀維新之始。則人君者，尤當洗心滌慮以為維新之始.故元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曰："前此可無正乎？"曰："正也，有未盡焉，此又其一始也。改元年者，人君改過遷善，修身立德之始也，端本澄源，三綱五常之始也；立政治民，休戚安危之始也。嗚呼！其可以不慎乎？"
三統(tǒng)說雖然從《春秋經》的文本當中難于合乎邏輯地推論出來，但它畢竟并不反對仁，也不反對禮，這就像社會主義學說可以有無數(shù)升級版，但不會有一種說法認為社會主義所追求的目標是奴隸社會。
三統(tǒng)說并不淵源于儒家自身。當初周人滅商，周文王接受了老天爺?shù)奈危侵^"受命"，周文王也就是周人是"始受命王"，可當初商朝的開國先祖也是受過命的，兩命不能共存，新命要把舊命革除才行，這就是"革命"。到了戰(zhàn)國時代，天子式微，諸侯逐鹿，大家知道，新一輪的"革命"就要開始了，那么，誰才是新一任的"始受命王"呢？不知道老天爺是怎么想的？
天意從來高難問，老天爺怎么想，人類哪可能知道！但需求總是能創(chuàng)造產品，只要存在強有力的需求，總有人能生產出合適的產品來。于是，天意雖高，拿望遠鏡也是能夠看見一點兒影子的。這個望遠鏡，就是戰(zhàn)國時代最為流行的五行理論，這一理論的大宗師就是齊人鄒衍。
鄒衍的說法是：天命的更替就是五行的更替，天上和人間是相通的，人間的天子必然具備五行中的一行之德（這個"德"不是道德，而是屬性），上天也會顯現(xiàn)與這一德相應的祥瑞。但每一德都不是永恒的，等當前的這一德衰微了，五行次序中的下一德就會取而代之，如此輪流往復、生生不息。這就是五德終始說。
把五德終始說首次付諸實施的是秦始皇。按照五行的次序，周代是火德，秦克周就是水克火，秦朝便是水德。這就要改正朔、易服色了。水德的是黑色，數(shù)字全用六，比如一輛車要用六匹馬來拉，還要是六匹黑馬才好。這些事還都好辦，只要下個命令就行了，可秦始皇不敢輕舉妄動，因為等來等去，上天總也不降下相應的祥瑞來。秦始皇很疑惑：我這個朝代到底是水德么？
有需求就有創(chuàng)造，有人對秦始皇說：您的老祖宗秦文公在五百年前一次打獵的時候獵獲了一條黑龍，這明明就是水德的祥瑞呀，還等什么呀，早就有了！
水德的秦朝就這樣成為了人間現(xiàn)實。
人類社會是一個需求導向型的社會，重要的不是事實，而是需求，有需求就有創(chuàng)造。
五德說流行于戰(zhàn)國，大行于秦朝，三統(tǒng)說卻是漢代的新產品。我們看看五行（五德）、再看看三統(tǒng)，會很詫異地發(fā)現(xiàn)：這兩者雖然一個是三，一個是五，可實質上根本就沒什么差別。按照五德理論，夏是木德，商是金德，周是火德，漢是水德（秦朝已經被忽略不計了），而按照三統(tǒng)說，夏是黑統(tǒng)，商是白統(tǒng)，周是赤統(tǒng)，漢又回到黑統(tǒng)。漢朝為什么是黑統(tǒng)呢，主要有兩個原因?，F(xiàn)實的原因大約是：劉邦當初發(fā)現(xiàn)秦朝祭祀的天帝只有白、青、黃、赤四位，他很疑惑："我聽說天有五帝，怎么會只有四個？"自己一捉摸，很快就找到答案了："原來是在等我來湊成五帝之數(shù)呀。"劉邦就這么立了黑帝祠，自居水德。但這么一來，漢朝和秦朝就同屬水德了，這顯然是沒道理的?？墒?，木已成舟，解決方案也就只有把秦朝踢出五德系統(tǒng)、讓漢朝的前代變成周朝了。
除了這個現(xiàn)實原因之外，公羊家還給出了一個理論原因：《春秋經》所寫的是黑統(tǒng)的制度，它雖是一部書，卻也算一個統(tǒng)，能用《春秋經》為國家憲法的天子就是黑統(tǒng)之君。--如果我們以小人之心來推測一下，公羊家的言外之意就是：漢朝是黑統(tǒng)（既然劉邦都自定為黑帝了，肯定變不了了），那么，《春秋》學正好就是為黑統(tǒng)量身定做的國家法典，那么，皇帝要運用這部法典，就得重用我們這些人才行。
這兩個原因哪個才是主因，只能各人有各人的推斷了。但在我們看來，三統(tǒng)說相對于五行說并不能算是一種必要的理論創(chuàng)新，這就像百事可樂相對于可口可樂并不算是一種必要的產品創(chuàng)新一樣。那么，百事可樂的出現(xiàn)明顯是要以同類產品搶占市場份額，飽讀詩書的公羊家們會不會也是這樣呢？
當然，五德終始說完全是五行家言，而三統(tǒng)說卻帶有儒家思想的痕跡，典型之筆就是"統(tǒng)三正"。
"統(tǒng)"是要和"三正"拉上關系的。董仲舒解釋"統(tǒng)三正"，說："正者，正也"，想來他的意思是說："正月"的"正"（zhēng）就是"正人君子"的"正"（zhèng）。董仲舒接著闡發(fā)：統(tǒng)要是正了，萬事萬物全都會跟著正了，一年最要緊之處也就是正月，若正其根本，枝節(jié)也會跟著正，若正其內部，外部也會跟著正，所以我們要效法這個"正"（原文是"可謂法正也"，看來三國時候的法正就是從這里起名字的），所以君子說："周武王就像正月。"（Ⅰ）
?。á瘢漢]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其謂統(tǒng)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統(tǒng)致其氣，萬物皆應而正。統(tǒng)正，其余皆正，凡歲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應，正內而外應，動作舉錯，靡不變化隨從，可謂法正也，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月矣。"
"周武王就像正月"，這個比喻即便在后現(xiàn)代作家的眼里恐怕也算得上前衛(wèi)。說這話的"君子"據(jù)劉向《說苑》正是孔子本人，而且孔子是用三位往圣前賢分別來比喻春、王和正月的："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無論如何，這一切都說明的是：在"五始"、"通三統(tǒng)"、"大一統(tǒng)"語境之下的"元年春王正月"是如此的重要，尤其是這個周歷正月的出場，"正"（zhèng）得了開始就"正"（zhèng）得了后邊的一切……好的開始不但是成功的一半，甚至是成功的一大半，所以《說苑·建本》說《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
這層道理曾被歷代哲學闡發(fā)出無限的深意，比如《左傳》學的第一位大學者劉歆無比輝煌地鋪陳說：
《經》元一以統(tǒng)始，《易》太極之首也?！洞呵铩范阅繗q，《易》兩儀之中也。于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tǒng)也。于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jié)也。時月以建分、至、啟、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敗，《易》吉兇之效也。朝聘會盟，《易》大業(yè)之本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枪试加邢笠灰?，春秋二也，三統(tǒng)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為十，成五體。以五乘十，大衍之數(shù)也……《經》曰"春，王正月"，《傳》曰："周正月"?；鸪?，于夏為三月，商為四月，周為五月。夏數(shù)得天，得四時之正也。三代各據(jù)一統(tǒng)，明三統(tǒng)常合，而迭為首，登降三統(tǒng)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統(tǒng)之正，始施于子半，日萌色赤。地統(tǒng)受之于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統(tǒng)受之于寅初，日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復于子，地化自丑畢于辰，人生自寅成于申。故歷數(shù)三統(tǒng)，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事為統(tǒng)首。三微之統(tǒng)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與三統(tǒng)相錯。（《漢書·律歷志》）
劉歆長篇大論，我這里只是節(jié)要而錄。從劉歆的說法來看，三統(tǒng)五始、太極兩儀、陰陽五行、乾坤八卦，所有神秘主義內容幾乎應有盡有。如果一個"元年春王正月"當真蘊涵著如此奧秘哲理的話，讀懂《春秋經》真就可以經天緯地了。但遺憾的是，在后代專家的精密推算之下，在純粹的歷法意義上說，這個"王正月"卻有可能搞錯了，由于當時技術手段的限制，對歷法的確定做不到那么嚴密。
對這一點，前文已經介紹過一些，現(xiàn)在再多談幾筆。
清人鄒伯奇精研《春秋》歷法，著有《春秋經傳日月考》專論于此，談到隱公、桓公的正月之設本該建子卻經常建丑，宣公、成公之后還常有建亥的時候，還常?！督洝愤@么說，（Ⅰ）《傳》那么說，所依歷法各異。
鄒伯奇講的最后一點尤其會對一般讀書人造成障礙，因為，如果歷法只有一說，即便推算錯了，一般人也看不出來，但如果對同一件事，《春秋經》說是三月，《左傳》說是五月，甚至《春秋經》說是今年，《左傳》說是明年，這就讓人費解了，正如王韜所謂"合于經者不合于傳，未免說有所窮"。（Ⅱ）
據(jù)《〈侯馬盟書〉叢考·歷朔考》："我國東周時期，周王朝的歷法比較混亂。由于不能對諸侯'頒朔'（公布朔日），都是由各國的史官自己推算。魯國自從文公以后，置閏往往不夠準確，每逢閏月就不能在宗廟舉行告朔典禮。所以，《春秋》一書所記的朔閏，有許多是不準確的……《春秋》寫魯國的歷史。魯國主要奉行周王朝的歷法，正月應為建子。但是，因為歷法混亂，正月在隱、桓二公時為建丑，而在莊、閔二公時，有時為建丑，有時又是建子。僖公時也大致如此，但偶然有時是建寅或建亥。文、宣、成三公時，大多數(shù)年份為建子，有時是建丑或建亥。襄、昭、定三公時大多為建子，有時是建亥。"（Ⅲ）
（Ⅰ）[清]鄒伯奇《春秋經傳日月考》：《春秋》置閏乖錯，隱、桓之正多建丑，宣、成以后又往往建亥，又有經傳置閏各別者。
?。á颍清]王韜《春秋朔閏至日考》上卷，"魯隱公元年正月朔日考"。另參[清]王韜《春秋朔閏至日考》中卷"春秋長歷考正"隱公元年己未建丑：前年十二月十二日癸亥冬至，華亭宋慶云《春秋朔閏日食考》以四分術推之，得周正月朔日辛亥，則上年十二月也，五月朔庚戌，則此年四月也，十月朔丁丑，則此年九月也，又推得天正冬至在乙丑。
?。á螅堫h、陶正剛、張守中：《侯馬盟書》（增訂本）（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另參：《漢書·五行志》：周衰，天子不班朔，魯歷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史記日食，或言朔而實非朔，或不言朔而實朔，或脫不書朔與日，皆官失之也。
我們馬上可以想到的是：歷法如此不密，又不統(tǒng)一，別的不說，至少對算命占卜會產生致命影響。當代算命先生對時辰的講究要精確到"真太陽時"，可春秋那時候連年份都可能是錯的。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不看年、月，只看紀日，那么，就在魯隱公元年的兩年之后，"自《春秋》隱公三年（前720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至今，近三千年的日干支連續(xù)記載，未曾錯亂，堪稱為世界歷史上最長的紀日法。"（Ⅰ）
當然，歷法的準確與否，就算對算命有影響倒也無傷大雅，真正"有傷大雅"的卻是對政治的殺傷力：如果當真如董仲舒所謂"統(tǒng)正，其余皆正"，《春秋》里這么多的"統(tǒng)不正"倒可以解釋這二百四十二年間為什么會禮崩樂壞、戰(zhàn)亂頻仍了。
《春秋》的歷法問題早就讓古代學者們很傷腦筋了，既有諸侯國各行其歷的現(xiàn)象（比如晉國用的是夏歷），又有推算不準的情況（如上所述），這就像我們讀一本歷史書，書中記載時間一會兒用公歷、一會兒用農歷，一會兒出現(xiàn)"2月31號如何如何"，這樣的《春秋》時不時就會給解讀歷史事件造成誤導，還憑空讓一些經師們解讀出了很深刻的微言大義。
于是，校訂《春秋》歷法便成了一門專門的學問，從杜預的《春秋長歷》到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中的《時令表》、《朔閏表》，研究日益精湛。章太炎曾從義理出發(fā)推論出《春秋經》使用周正，但再怎樣無懈可擊的義理、再怎樣深刻的微言大義，最好也要建立在"事實正確"的基礎上。
以史實考據(jù)而論，現(xiàn)在已經基本可以斷定兩點：一是《左傳》和《春秋經》的歷法齟齬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左傳》雜采各國史料，而各國所用歷法不一，《左傳》也沒作好統(tǒng)一校訂的工作；（Ⅱ）
是《春秋經·隱公元年》雖然"理應"用周正而建子，實際卻是合殷正而建丑--如果按"三統(tǒng)"或"三正"的說法，《春秋經》一開篇用的就不是周正，而是殷正。
那么，周正到哪兒去了？張聞玉《古代天文歷法論集》考訂結論是："春秋前期無周正"，又從秦始皇改正朔而建亥的記載，推論"三正"之說當產生于春秋之后、秦朝統(tǒng)一之前。（Ⅲ）
饒尚寬也斷言"三正"之說純屬虛構，因為在春秋時代和戰(zhàn)國前期，還處在觀像授時的階段，并沒有形成像樣的歷法推算；（Ⅳ）
歷法的考據(jù)，夏代史渺茫難求，至于殷商，按常玉芝在1998年出版的《殷商歷法研究》當中一個歸納性的說法，我們簡直就要絕望了："殷商歷法問題（包括殷商年代問題，天象記錄問題）雖然經過中外學者近七十年的反復研究，發(fā)表的各種論作據(jù)筆者統(tǒng)計已近兩百種……但到目前為止，學者們達成的共識似乎就只有一點：即認為殷商時期行用的是以太陰紀月、太陽紀年的太陰太陽歷，即陰陽合歷。但對它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陰陽合歷卻意見不統(tǒng)一。"（Ⅴ）
?。á瘢埳袑挘骸洞呵飸?zhàn)國秦漢朔閏表》（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1版），第257頁。
?。á颍清]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之《時令表》、《朔閏表》。[清]顧炎武《日知錄》卷四。
（Ⅲ）張聞玉：《古代天文歷法論集》（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135頁。
（Ⅳ）饒尚寬：《春秋戰(zhàn)國秦漢朔閏表》（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1版），第259頁。
?。á酰┏Ｓ裰ィ骸兑笊虤v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6頁。
【【圖1－[清]鄒伯奇《春秋經傳日月考》隱公元年至隱公四年
圖2－[清]成蓉鏡《春秋日南至譜》。"日南至"即冬至，確認冬至的具體時間是古代歷法推算的重點，章鴻釗《中國古歷析疑》即謂"考我國之天文學實以'定月建'與'求日至'兩大法為其始基"。（Ⅰ）
成蓉鏡這里是以《古四分歷》和《三統(tǒng)歷》兩相對照。當然，這些專業(yè)的歷法研究大多數(shù)人都看不懂（我也看不懂），這兩頁書影只是想給大家一個直觀感受而已。
成蓉鏡書名中的"日南至"出自《左傳》?！蹲髠鳌诽岬?日南至"共有兩次，一是僖公五年："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二是昭公二十年："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恰恰清人徐文靖《管城碩記》中正是以此為證據(jù)來護衛(wèi)"月改則春移"的舊說，反駁胡安國的"夏時冠周月"之論：《春秋》是孔子的"尊王之書"，所謂"王正月"，是點明"周王之正月"，把"春"字放在"王"字前邊，是表示王者效法老天，并非"行夏之時"的意思……所謂"日南至"，正因為日南至的時候按周歷算是春天，不便在春天稱"冬至"，所以改稱"日南至"。（Ⅱ）
徐文靖于此考訂甚詳，大可與前述趙伯雄之說互相參照。】】
另一方面是，如果涉及三統(tǒng)、五始這類問題，歷史考據(jù)是一條線，政治理念又是另一條線。隱公元年不是周正建子而是殷正建丑，這個考訂放到現(xiàn)在只是一個史實問題，學術小圈子里幾個人討論討論而已，可要是放在過去，不但有可能動搖經學根基--至少"五始"就不全了，"體元以居正"也居錯位了；甚至更嚴重的是：還可能動搖國本--你這個政權的"統(tǒng)"不正！
那么，隱公元年這個歷法之差會不會僅僅是一個細節(jié)小錯而已呢？張聞玉在《銅器歷日研究》里作過一個統(tǒng)計：《春秋經》隱、桓、莊、閔四代共63年，其中49年建丑，8年建寅，6年建子；僖、文、宣、成四代共87年，其中58年建子，16年建丑，13年建亥。如此一來，"事實明擺著，春秋前期建丑為多，少數(shù)失閏才建子、建寅，而沒有建亥的；春秋后期建子為正，少數(shù)失閏才建亥、建丑，沒有建寅的。"由此出發(fā)追溯西周，"如果我們再用大量銅器歷日驗證，西周一代行丑正，不行子正。因為是觀象授時，肉眼觀察，必有失閏。少置一閏，丑正就成為子正；多置一閏，丑正就成寅正。個別銅器記載'十四月'，說明西周歷制粗疏，再失閏還不可避免。"（Ⅲ）
"三正"之說若被擊破，經學家們開宗明義的春秋大義就要大打折扣了。"春王正月"也就少了些神秘感，多了些歷法疑云。但是，即便在史實考據(jù)上已經可以板上釘釘，真正影響歷史的卻往往并非史實本身。在一些公羊家的政治理念里，"春王正月"斷句為"春王，正月"一樣是合情合理的，甚至是惟一正確的。而左學家難道就不講義理嗎？--也講的。
?。á瘢┱馒欋摚骸吨袊艢v析疑》（科學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13頁。
（Ⅱ）[清]徐文靖《管城碩記》卷之九"春王正月"條：《春秋》，夫子尊王之書。王正月者，明其為周王之正月也。冠春于王，明王者之法天也。冠王于正月，示天下以遵王之時也。胡《傳》謂以夏時冠周月，蓋夏以寅月為春。夫子于冬子月上加一春字，春正月以下，仍記周子月事也。殊不知周以建子為正，即以建子為春也?；腹四辏?春正月乙卯，烝"，《爾雅·釋天》："冬祭曰烝。"若周改月不改時，烝安得于春正月乎？……魯冬至在周正月，《春秋》以前皆然?！洞呵铩分^之南至者，時以十一月為春，則不可以為冬至，直謂之南至耳。
（Ⅲ）張聞玉：《銅器歷日研究》（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8－20頁。
就在對"元年春王正月"這句經文的闡釋上，左學家的義理闡發(fā)不但不很遜色于公羊家（比如前邊介紹過的劉歆即是，即便時至近代，大學者如章太炎雖然已經重視起了金文證據(jù)，但仍然推論這里的斷句應當是："春王，正月"，說"王"的真實涵義就是三統(tǒng)），甚至在時代上也并不比公羊家為遲--能追溯到戰(zhàn)國的吳起和漢初的賈誼身上。
--章太炎議論《左傳》，說公羊家之"五始"在《左傳》里雖然未被明言卻也潛藏其意，只是少了個"公即位"，是為"四始"，而且，《左傳》也不光是敘事，也是講義理的，對"元年春王正月"的義理闡釋比公羊家還早。簡述章說：《說苑·建本》載魏武侯向吳起打聽"元年"的意思，吳起以"慎始"為議論，《賈子·胎教》也有類似的說法，而吳起和賈誼都是治《左傳》的早期學者，在他們生活的時代里，《公羊傳》還沒有形諸文字呢，所以他們對"元年"之義理的闡發(fā)肯定不是從《公羊傳》學來的。（Ⅰ）
章太炎最后的推論稍嫌武斷，因為《公羊傳》那時雖然沒有成書，口耳相傳的事卻未必沒有。但無論如何，早期左學家對春秋大義的深刻闡發(fā)確是不爭的事實。
一個"春王正月"，無限微言大義。大義越深刻，圣人的光環(huán)也就越耀眼。但圣人真是這樣的么？
小沙彌請教老和尚："什么是佛法真諦？"老和尚一句話不說，只是豎起了一根手指。--不錯，高僧可以這樣，但圣人總不能也這樣吧？圣人行事，應該如天日昭昭，《論語》里記了那么多圣人之言，雖然有不少缺乏上下文的，也很可能有不少脫漏錯簡的，但還是可以從中看出孔子的風格是樸實明朗的，不會豎一根手指頭讓人家子子孫孫每人各猜一輩子。
當然，有些圣人之言也許過于超前，所以雖不見容于當時，卻可以行之于后世。顧亭林就說，孔子當初對顏淵講"行夏之時"，這議論并不是為了他自己的時代而發(fā)的，而是通過顏淵傳到漢武帝那里，終于在幾百年之后讓漢武帝實行了他"行夏之時"的政治理念。（Ⅱ）
而同樣是從孔子自己的言論里，王陽明則認為孔子不可能在一些原則問題上忽左忽右，所以，孔子既然說過"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還說"吾從周"，而改變周朝正朔不明明就是議禮和制度么，這就不是"從周"而是叛周了？如果孔子真這么搞，用《春秋經》來讓亂臣賊子懼，這不是烏鴉站在豬身上么？
王陽明總結說：《春秋》之法，改變舊制的要批評，比如魯國搞初稅畝；紊亂王制的要批評，比如鄭莊公歸祊；無王命的要批評，比如莒人之入向，可這三種罪過的嚴重程度都遠比不上改變天子正朔，孔子要這么批評別人，這不叫烏鴉站在豬身上，簡直就是豬站在烏鴉身上了。（Ⅲ）
（Ⅰ）章太炎：《春秋左傳讀·隱公篇》。
（Ⅱ）[清]顧炎武《日知錄》"立言不為一時"條：孔子言"行夏之時"，固不以望之魯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獨以告顏淵。及漢武帝太初之元，幾三百年矣，而遂行之。孔子之告顏淵，告漢武也。
?。á螅明]王陽明《王陽明全集·論元年春王正月》：《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紊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祊，無王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猶未至于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魯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
王陽明這些話倒是重邏輯、重證據(jù)，也延續(xù)著歷代學者對公羊家的一貫質疑，但他是心學祖師爺，當然也有"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一面。王陽明那場著名的"龍場悟道"成就出的《五經臆說》現(xiàn)在只殘存了十三條，第一條就是解釋"元年春王正月"的，說"元年"之書在于"正始"，"元"分為乾元（天元）、坤元（地元）還有人元，一國之元在于君，君之元在于心。"元"在天為生物之仁，在人則為心。國君建元就是維新之始、正心之始……（Ⅰ）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王陽明心學的一點端倪，雖然帶上了很大的主觀味道，但和心學后輩們思而不學的作風還是大相徑庭的。
看過了"元年春王正月"的若干版本，如果從溯本求源的意義來講，雖然可以排除一些誤解，而真相如何始終難知。但是，真實影響著兩千年來政治與社會的正是這無窮版本的孔子，真正的孔子反倒是一個很不重要的角色。
?。á瘢明]王陽明《五經臆說》：人君即位之一年，必書元年。元者，始也，無始則無以為終。故書元年者，正始也。大哉乾元，天之始也。至哉坤元，地之始也。成位乎其中，則有人元焉。故天下之元在于王；一國之元在于君；君之元在于心。元也者，在天為生物之仁，而在人則為心。心生而有者也，曷為為君而始乎？曰："心生而有者也。未為君，而其用止于一身；既為君，而其用關于一國。故元年者，人君為國之始也。當是時也，群臣百姓，悉意明目以觀維新之始。則人君者，尤當洗心滌慮以為維新之始.故元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曰："前此可無正乎？"曰："正也，有未盡焉，此又其一始也。改元年者，人君改過遷善，修身立德之始也，端本澄源，三綱五常之始也；立政治民，休戚安危之始也。嗚呼！其可以不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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