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述說中國史上社會演變一個大體的輪廓，這是完全依據(jù)歷史客觀事實，經(jīng)過分析綜合而來的。但最近期的中國社會，在此一百年來，又開始變動，而且愈變愈劇，還未見有轉向停止安定的跡象。這不得不特地再加以敘述。

　　首先是中西雙方兩種不同型社會之驟相接觸。中國社會一向栽根在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上，驟然接觸到近代商業(yè)經(jīng)濟性的西洋社會，而手足無措了。自從五口通商，歷年的貿易入超，已經(jīng)迫得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逐步干涸。而商業(yè)資本，則始終宛轉在次殖民地的買辦利潤下求生存。這是經(jīng)濟上一個大轉變。

　　說到政治，遠從洪、楊直到辛亥，地方封疆勢力抬頭，滿清中央政權由低落而崩潰，造成軍閥割據(jù)。更重要的是，晚清末年取消自唐以來綿歷一千年的科舉制度，而西方民主自由的地方選舉，急切間未能學得，于是政治失卻重心，實際上握有軍權即握有了政權。學校教育又只在小學中學國民教育方面稍有基礎，大學教育不僅發(fā)展較緩，而且始終未能達到學術獨立之水準。全國最高教育托命在留學制度上，因此只在科學技術方面粗有績效，至于傳統(tǒng)文化與立國精神，在本國最高學府中，從未正式注意到。作為全國中層階級指導社會的知識分子，長期在搞黨與革命兩條路上轉側徘徊，非此則沒有他們轉上政治的其他門路。黨的支撐，則不在民眾而在軍隊。因此黨爭即就是革命。社會并沒有力量去影響政治。政治脫離了社會，沒有安定的重心。社會脫離了政治，沒有集中的領導。政治動搖，社會沒有力量控制。內部是軍閥，外面則仰賴帝國主義之發(fā)蹤指示。帝國主義的力量，又遠超在本國軍閥力量之上，于是不論學術、政治、軍事，也全形成一種次殖民地的買辦姿態(tài)，舉國重心，都不由自主地外傾了。這是這一百年來，中國社會在轉型期中，一最顯著的特征。我們若勉強要替它安立一名稱，不如稱之為一個殖民地化的社會。

　　我們綜觀這一段最近時期的中國社會演變，除卻滿清政府狹義的部族政權是例外，其他實在沒有一個能阻礙社會前進的特殊勢力該打倒，而是要有一個能領導社會前進的中心勢力該建立。不幸這一個中心勢力遲遲未能出現(xiàn)，于是社會無一重心，一切不成勢力的勢力乘隙作祟，全國上下，終于醞釀到兩個口號下不斷興奮。對內是"打倒封建勢力"，對外是"打倒帝國主義"。對內沒有安定，沒有健全，對外打倒帝國主義終成為一句有氣無力的口號。于是實際活動，不期然而然地集合在對內打倒封建勢力的旗幟下。

　　若我們把所謂封建勢力的實際內容，歸納到指摘政治上一種脫離中央違背統(tǒng)一的地方性割據(jù)，在經(jīng)濟上一種階級性的不平等，憑著政治黑暗，脫離勞苦大眾，而走向私家經(jīng)濟的特殊權益，則我們不能不說這兩種勢力，確在最近期的中國社會里，不斷地興風作浪，造成了目前一切的災禍。但這不僅最近期的中國社會是如此，遠從有史以來，只要政治不上軌道，沒有一個中心的指導力量來控制社會，社會自然趨勢，永遠會向這兩條路邁進。人類永遠有想攫取權力財富，來在社會上形成一特出地位的一套私意。西洋中古時期的封建社會，正亦由此形成。近代西方資本主義之興起，也在封建主義下轉進。只要那一個領導社會的中心力量不出現(xiàn)，那種分裂而不平等的封建勢力仍將此仆彼起，無法消彌的。不幸而近代中國的革新工作，偏偏多在社會方面來打倒與推翻，卻不在政治方面來建立與革新，循至社會元氣逐步斲喪，更不易生長出一個中心力量來，而政治遂一無憑借。如是，則革命只是破壞，破壞愈徹底，建設愈困難，終將造成中國前途一大悲劇。

　　因此我們雖則承認，近代中國社會確有不少變相的封建勢力在盲動，卻不能說中國二千年來的社會傳統(tǒng)，本質上是一個封建。更不能本此推說，中國二千年來的文化傳統(tǒng)，本質上也是一封建。"封建"二字，應有一明確的界線，若連家人父子的一片恩情也算是封建，人民對國家民族傳統(tǒng)文化歷史的一片崇敬愛護之心也算是封建，如此漫無標準，則打倒封建，無異打倒一切。政治建基在社會上，社會建基在文化上?，F(xiàn)在要憑一時的政權，恣意所在，連根來鏟除社會傳統(tǒng)，撲滅文化傳統(tǒng)，一切人性人道，只為我所不快的，全求打倒，這不是社會向政府革命，而是政府向社會革命。試問這一個政權，憑借何種力量來完成此大業(yè)。如上分析，在內則仍只有憑軍隊，在外則仍只有憑外力。那些是否可資憑借，茲且不論，但你攀登樹巔來自伐樹根，伐木者只有隨木俱倒。幸而這老樹根深柢固，然而旦旦而伐，終有根斷株絕的一天。

　　在西洋的史學家，固已委悉指陳了他們近代的民主代議制以及工商企業(yè)組織，遠在中古封建時代，已經(jīng)早有根苗。社會上一切新生機，不會從天外憑空飛來，否則歷史將不成為一種學問，要人去研究。即就馬克思理論言，無產(chǎn)階級亦必在資本主義社會下獲得長期的高度訓練，待其知識程度與組織能力達到一理想水準，才能脫穎而出，代替資本主義來掌握政權。

　　至于蘇維埃共產(chǎn)革命，一面是推翻了沙皇專制，一面卻由共產(chǎn)黨的極權來承襲沙皇，而再由此機構來替代西洋先進國家的資本勢力，加緊制造無產(chǎn)階級，而施以強力的訓練。我們也可說，近代蘇維埃共產(chǎn)極權政治，正由沙皇政治所培植。所以蘇維埃共產(chǎn)革命，還是隨順帝俄歷史有其本身之淵源，而非隨順馬克思預言憑空躍起。馬克思預言，根據(jù)于一套歷史哲學。而蘇維埃革命，則根據(jù)帝俄歷史。

　　至于當前的中共革命，幾乎是針對了中國歷史之全部傳統(tǒng)。中國社會是封建的，該打倒，但憑何種力量來完成此打倒？他們說，根據(jù)馬克思預言，以及蘇維埃革命的歷史教訓。假使那樣的一種革命而獲得成功，則只是遠站在中國以外的一種帝國主義之成功。這一種革命意識，依然擺脫不掉殖民地化的意識。

　　目前的中國問題，還是要在中國社會本身內部，找尋一個擔當?shù)闷鹬行闹笇У牧α?。若就上文所分析，貴族封建勢力，早已崩潰。工商私人資本之企業(yè)組織，也并未成熟。廣大的窮苦民眾，說不上是無產(chǎn)階級，在知識技能上，在組織秩序上，絕未經(jīng)有嚴格的訓練，與馬克思預言中之無產(chǎn)階級不類似。而傳統(tǒng)的政治意識與政治習慣，又距離帝俄沙皇的黑暗專制太遠了。因此，在精神及訓練上，亦絕不能如影隨形般。

　　中國社會的自身淵源，是唐代以來的科舉社會，它的病痛在平鋪散漫，無組織，無力量。而所由得以維系不輟團結不散者，則只賴它自有的那一套獨特而長久的文化傳統(tǒng)，與由此所形成的強固民族意識。若并消滅此二者，則中國社會將剩四億五千萬個生活窮苦的個人生命，外此一無所有。

　　因此要謀中國社會之起死回生，只有先著眼在它所僅有的文化傳統(tǒng)與民族意識上，而這一個文化傳統(tǒng)與民族意識之鮮明透露，則仍不得不期望在社會之知識分子，此乃自唐以來中國科舉社會之中堅。但一則因科舉制度取消，他們在政治上無合法的出路。一則農(nóng)村崩潰，他們在生活上無安定的保障。一則教育制度更新，他們在精神上無親切的安頓。這一個自唐以來一向成為中國社會中心的知識分子，也已開始動搖，開始崩潰。最近期中國社會之一切亂象，知識分子該負最大的責任。非這一輩知識分子先得救，中國社會仍將不得救。

　　今天則問題更嚴重，已非知識分子得救與否的問題，而將轉落到并無真正的中國知識分子存在的問題。這已走近了唐末五代時情況。如何來再教育再培植一輩真正的中國知識分子，來挽救中國的厄運，當前的中國，已和北宋初年相仿，這將成為中國得救與否之惟一該先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