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原為費正清、崔瑞德主編的《劍橋中國史》的第3卷，本卷為崔瑞德編，其紀事起自隋朝滅陳（589年），止于唐之滅亡（906年），實際上是隋唐兩朝的王朝史。鑒于《劍橋中國史》現(xiàn)正陸續(xù)出版，同時本書又能獨立成卷，自成體系，故先予譯出，以饗我國讀者，并定名為《劍橋中國隋唐史》。
本書是一部結構嚴謹、資料豐富、內(nèi)容充實的斷代史，在不少問題上有獨特的見解，自成一家之言。一部外國人編寫的大型隋唐史，能夠達到這樣的水平，是難能可貴的。我們相信，不僅對這一段歷史感興趣的讀者能夠從中看到西方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隋唐史的研究者也可作為參考。
本書的特點之一是，對隋唐史上有爭議的重要歷史人物和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乏新意，富有創(chuàng)見。
一、對歷史人物的評價
歷史人物評價是歷史科學重要內(nèi)容之一。本書非常重視歷史人物的活動，它以人為經(jīng)，事為緯，層次分明地展示了中國中古史中這一重要時期的豐富多彩的歷史，同時又剖歧析異，發(fā)人所未發(fā)，給人以啟迪?，F(xiàn)舉數(shù)例如下：
隋煬帝 煬帝其人，歷來被封建史家貶為一無是處的暴君。近年來，雖然有一些學者肯定了他建東都、開運河等事跡，但總的來說，仍是褒少貶多。本書卻給煬帝以很高評價。盡管作者不否認煬帝驕奢淫逸，但認為他在中國帝王中決不是最壞的。從當時背景看，他并不比別的皇帝更暴虐。煬帝很有才能，是一位有成就的詩人、獨具風格的散文家，還有點像政治美學家，很適合鞏固其父開創(chuàng)的偉業(yè)。本書認為，在589年平陳時，他在建康的行為堪稱模范。其后他在促進南北文化再統(tǒng)一，向北方介紹南方佛教傳統(tǒng)等方面，都作出了貢獻。唐代的繁榮，應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繼承和改善了煬帝所開的運河，運河促使杭州成為繁榮的商業(yè)城市，并提高了運送軍隊和供應至任何有潛在反抗危險的地區(qū)的能力。在談到煬帝被否定的原因時，作者認為這是儒家修史者給他抹黑和民間傳說對他歪曲的結果。
唐高祖 長期以來，治史者認為唐高祖李淵是平庸無能之輩。近年來，國內(nèi)史學界已逐漸清除籠罩在初唐史上的迷霧并肯定了李淵的建唐開國之功。在這一點上，本書也作出了有益的貢獻。本書認為，盡管李淵反隋時已年逾五十，但他仍不失為一個有雄心壯志、生氣勃勃和干練的領袖人物。他策劃了太原起兵。他對李密和東突厥的外交攻勢，使唐軍得以勝利進軍并攻占隋都大興城。他推行的大赦、封官許愿等政策，有助于促進全國統(tǒng)一。唐高祖創(chuàng)立了初唐的制度和政治格局。以任何標準衡量，“武德之治”均稱得上是取得了突出成就，為唐王朝打下了堅實的政治、經(jīng)濟和軍事基礎。李淵之所以遭到冷落，一是因為他執(zhí)政期短，又夾在中國史上最突出的兩個人物隋煬帝和唐太宗之間。二是他的開國之功被唐太宗精心地掩蓋了。
唐高宗 唐高宗是唐史上一位重要人物。舊史卻將他描繪為懦弱的傀儡，在重要政治制度上建樹極少。有些學者也持類似觀點。本書不為這些傳統(tǒng)之見所囿，既指出高宗確有懦弱一面，又具體論述了他在法制等方面的建樹。和前輩相比，他的另一偉大政績是對科舉制進行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刂莆飪r的措施也收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并行用于有唐一代。唐朝這時的軍事力量和威望均達頂峰，甚至超過唐太宗時期。在高宗后期，武則天的地位基本上是不穩(wěn)定的。她只能靠間接手段控制朝廷，并一直容易受到攻擊。
武則天 她是隋唐史乃至中國史上的一位特殊人物。千百年來，毀譽不一，至今猶爭論不已。本書在全面分析了她的作為后指出：中國傳統(tǒng)史學稱684至705年為“武韋之禍”，是“欠公道的”。因為首先，它忽視了武后篡位前的成就的意義。其次，沒有確鑿證據(jù)能說明在她執(zhí)政最后幾年以前，政府受其統(tǒng)治作風的危害。第三，武后時期農(nóng)民生活比史學家經(jīng)常斷言的更為良好。在人民中間，她可能是得人心的。只有很少的中國統(tǒng)治者，其生日能像武后那樣在農(nóng)村節(jié)日中被人紀念至今。本書認為，武則天之受譴責，原因在于她的許多行為不符合儒家準則，如沉溺于佛教，延長服母喪期以提高婦女地位，派武延秀至突厥與默啜可汗之女結婚等。武則天的消極面表現(xiàn)在：她最后幾年的統(tǒng)治每況念下；她的統(tǒng)治作風高度獨斷，以至當她失控時，行政結構立即出現(xiàn)裂痕，而她這時反而不能以其一貫的無情手段，斷然采取措施。對中外學術界有爭議的以下一些問題，作者也一一加以剖析。（一）支持和反對武則天的兩派斗爭問題。過去主要有兩種看法：陳寅恪認為這種斗爭是關隴集團與山東集團之間的最高權力之爭；另一種看法則認為是掌權的貴族統(tǒng)治階級與新興地主之間的爭權奪利。本書認為這兩種看法都有問題，都是對當時社會認識過于簡單化的結果。作者認為，這是維護既得利益的掌權者與以擁武為升遷手段的勢力之間的斗爭，武則天利用后者奪取了權力。（二）武則天遷都洛陽問題。本書認為，從政治和經(jīng)濟上解釋這個問題，雖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很可能還有第三種因素，即她慘殺王皇后等人后，內(nèi)心恐懼，無法再留在長安。（三）以周代唐問題。一般認為，武則天取國號為周可歸因于她追贈其父的封地（周）。但這種看法難以成立。她以周為國號是為了與古代周朝聯(lián)系起來，以前王莽等人也都采用過這種手段。她的目的是想建立周朝所達到的至治之世。（四）科舉取士名額增加支持了武氏政體的問題。本書認為支持這種看法的史料很少。武財天在660年后10年間根本沒有開科取士。 660至683年進士年平均數(shù)也僅18人。（五）武則天代表什么階級或集團的利益問題。本書不同意她為商人之女，所以就代表“新興的商人階級”的看法，因為其父及兄弟均仕于隋、唐。本書也不贊成武則天代表東部地區(qū)利益反對西北貴族的觀點，因她總是強烈地意識到自己的“貴族”出身。
唐德宗 本書認為，傳統(tǒng)史籍把唐德宗說成剛愎自用，貪得無厭，但又說他輕信和柔弱，兩種說法彼此矛盾。關于他允許宦官和節(jié)度使自行其是的記載也是夸張之說。所謂唐德宗779至781年的勵精圖治同樣是記載不實。實際上，他的政策和行為，表現(xiàn)了相當程度的內(nèi)在連貫性。他志在振興中央權力，以使?jié)M朝文武相形見絀。由于盡量保存現(xiàn)有中央權力并非易事，他必須與藩鎮(zhèn)作必要的妥協(xié)，這是審慎之策，不是人們指責的姑息之政。對唐德宗完全聽從家奴的指責，也不符事實，因宦官并未損害他，他一直是最高統(tǒng)治者。所謂外廷受宦官壓抑，這是史籍對宦官影響的夸大。
唐憲宗 二王八司馬事件，是唐中葉以降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史學界不少人認為憲宗上臺后大力鎮(zhèn)壓二王集團，是反對革新的保守派頭子。本書力圖抹掉投射在憲宗評價上的陰影，認為他對二王集團的處理非常慎重，除二王外，無人被處死。清洗范圍僅限于真正的參與者，而不像歷來那樣殃及親朋故舊，甚至與二王集團關系極密的韋執(zhí)誼的岳父杜黃裳也被重用為宰相。憲宗鼓勵朝臣大膽講話，堅決削平藩鎮(zhèn)，選用武元衡等一大批五十歲左右的優(yōu)秀人物當宰相，實行一系列改革以推進軍事中央集權運動，在“中興”李唐過程中打開了德宗時代的僵局，所以他是唐后期幾乎重建“貞觀之治”的人。關于憲宗之死，作者認為，他被宮監(jiān)陳弘志所弒的看法不可能獲得證實或反證。但他的死卻使宦官在擁帝問題上開始擁有大權。對于憲宗因服藥過量而卒的說法，儒家流行的看法認為這是道德墮落的結果，但本書認為，這種意見雖有理，但還不能讓人了解更重要的政治背景問題?？傊拼鷮m廷陰謀，模糊不清，真假難辨。
李林甫 此人歷來受到責難，被視為“口蜜腹劍”的小人和促成李唐由盛而衰的罪魁禍首之一。本書雖不否認李林甫善搞政治權術，但說他是務實的政治家、精明的行政官員和制度專家。唐玄宗統(tǒng)治時期許多重大而有價值的改革，都是在李林甫和張九齡當宰相時進行的。李林甫時徹底修改了整個稅制和地方費用規(guī)定，使財政制度更切合地方實際，這確是一大成就。他修訂的全部法典，至14世紀初仍保持其權威性。李林甫的改革使朝廷行使權力比以往更順利、更有效率。李林甫執(zhí)政時的政府對外連續(xù)取得了輝煌勝利。在姚崇、宋璟和張說任宰相時，首輔宰相是在積極參與政務的皇帝手下工作，而在李林甫漫長任期內(nèi)，唐玄宗已不再起積極作用，故李林甫對朝廷的支配，遠比姚崇等人全面，楊國忠根本不能與他相比。有人說李林甫任宰相前與張九齡不和，因為后者反對他擢升，這種意見并無確證。所謂他的入相與武惠妃有關和他與裴光庭之妻私通的傳說，都可能自出虛構，因為當時史家大多仇視李林甫，所以盡量給他抹黑。
二、歷史事件
“安史之亂” 本書指出，過去不少人將“安史之亂”視為“在國內(nèi)進行的外患”，因安祿山及其許多追隨者出身非漢族。這種看法雖不是毫無根據(jù)，但無說服力。陳寅恪發(fā)展了的夷狄論的變種觀點同樣缺乏足夠的證據(jù)。谷霽光從河北對唐廷的長期異化的角度來解釋叛亂的論據(jù)也無說服力。作者本人的看法是：“安史之亂”產(chǎn)生于基本上是“政治性質(zhì)的若干牽涉面較小的環(huán)境”，它與“中國文化的敵人的大規(guī)模滲透，或長期的地方分離主義無本質(zhì)聯(lián)系”。盡管人們都說“安史之亂”使唐由盛而衰，影響巨大，但語焉不詳。本書則非常重視這種影響及其引起的變化，這些變化可歸納為以下幾點：（一）軍方成了帝國生活中的主要力量。（二）地方行政結構被改組。（三）許多人取得了高官和社會威望。（四）國家財政結構崩潰。（五）土地分配制度受到致命打擊。（六）人口大規(guī)模南移。（七）喪失了對河北和河南大部分地區(qū)的控制。（八）江淮幾道取得新的關鍵地位。（九）唐帝國喪失了領土和威信。本書將這些變化貫串到此后至唐亡的歷史論述中去，這樣做是很有眼光的。
“牛李黨爭” 這也是學術界長期爭論不休的重要問題。本書針對主要的分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關于“牛李黨爭”的起因，本書認為是出自始于憲宗時的個人恩怨。至9世紀20年代個人恩怨公開化，形成黨。黨不過是政治人物的松散結合體。因史載闕如，很難弄清產(chǎn)生朋黨的思想觀點和社會分化狀況。本書認為，朋黨領袖擁有政治權力，故能掌握想分享杯羹的追隨者。穆、敬、文三帝庸懦，不能遏制朋黨的發(fā)展，若宣宗直接繼憲宗位，朋黨之爭將會緩和得多，甚至會使人不知朋黨為何物。關于朋黨規(guī)模，日本學者礪波護編制的兩黨名單中，有幾人被列入或劃出，其標準尚可推敲。他關于門生故吏依附上層朋黨成員，朋黨結盟影響向下層發(fā)展，從而形成金字塔形式的看法，雖有某些正確性，但也有不少問題。本書認為，依附牛李兩黨主要人物的大垂直系統(tǒng)的派別集團是否存在，值得懷疑。有人想找出形成朋黨的意識形態(tài)基礎，本書建議最好把李德裕對李宗閔等的敵意追溯至808年的制舉。但是，將皇甫湜的對策文看成整個牛黨共同觀點的看法并不合適，因為他后來從政治舞臺上消失了。幾位最重要的領袖的文章也未將其哲學觀點和政治組合聯(lián)系起來，所以看不出是什么觀點和態(tài)度把這些人分為牛黨或李黨的。關于牛黨是主和派，李黨是主戰(zhàn)派的問題，本書認為，不應把李吉甫與李絳之爭，與十余年后的“牛李黨爭”等量齊觀，沒有理由把李絳視為牛黨的精神追隨者，也不應忽視牛黨成員卷入9世紀各種軍事斗爭。所以把牛黨宰相看成是和平主義者的觀點就未免簡單化了。很難想象9世紀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的小兵變，能對全面展開的朋黨之爭有很深的影響，也不能排除史籍中塞進偽造材料的可能性。陳寅恪等對“牛李黨爭”的社會學解釋，雖有不少理由使這一假設頗具說服力，但因文獻不足，很難說中舉者必出自寒素，庇蔭者定來自名門望族。想在朋黨上層作前后一貫的社會學區(qū)分，證據(jù)還遠遠不夠。
“會昌毀佛” 不少學者認為“會昌毀佛”是由于唐武宗佞道所致。本書不否認他是虔誠的道教徒，但認為武宗除有幾名寵幸道士外，似乎并沒有打算促成敵視佛教的“道教壓力集團”。一些歷史著作聲稱李德裕為武宗毀佛推波助瀾，也無充分證據(jù)，所講的動機更是含糊其詞。本書指出李德裕支持武宗毀佛的原因是：（一）它給國家財政帶來利益。（二）促進國家禮儀以支持他的活動。（三）削弱宦官仇士良之權。（四）可能受了843年政事鎮(zhèn)壓摩尼教的啟示。本書所說“會昌毀佛”的最重要原因在于經(jīng)濟問題的看法雖非創(chuàng)見，但820年以后唐王朝的財政拮據(jù)與寺院的日益富足形成了鮮明對比，所以較有說服力。
“大中興佛” 有些論著言及唐宣宗一反武宗毀佛之策時，給人的印象是此后悉復舊現(xiàn)，并一直持續(xù)至唐亡。本書認為，847年興佛詔令在后來受到了限制，政府采取了更慎重政策，具體表現(xiàn)在：裁減過分費用，只許在人口稠密處建寺，防止私度僧尼，加強對佛教的控制。這一政策延續(xù)了許多世紀。
本書的特點之二是它填補了隋唐史研究中的不少薄弱環(huán)節(jié)，乃至空白。
隋唐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盛世，也是當時世界上最文明最富強的帝國。這段歷史向來倍受中外學者重視，研究成果也較多。以國內(nèi)而言，解放后已出隋唐史專著七部，居斷代史之首。然而由于種種原因，研究工作不夠全面，隋末唐初、唐太宗、武則天、安史之亂、均田制和唐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等方面研究成果較多，唐后期、五代十國和思想文化等方面涉及較少，不少問題若明若暗。這種狀況近年來已有較大改變。本書不僅表示了要改變隋唐史研究詳略不均的意愿，而且確實將此意愿貫徹到實際編寫工作之中，并做出了顯著成績。這表現(xiàn)在以下幾方面：
?。ㄒ唬┮酝乃逄剖?，講皇帝事多，其他人物事少。本書對從唐高祖直至唐末的幾乎每個皇帝（特別是太宗、武則天、玄宗、德宗、憲宗和文宗）的宰相、大臣和重要歷史人物的主要事跡都做了簡要論述，從而大大地充實了當時政治史的內(nèi)容。
?。ǘ┮酝乃逄剖费芯枯^少結合歷史人物的生平、性格等特點來評說其活動，而本書在這一點上做得較好。它使人們看到那些純屬個人氣質(zhì)的種種因素在人的歷史活動中所起的作用。它避免了把豐富多彩的歷史寫得過于抽象的弊病，從而恢復了歷史人物本來的豐采。本書對隋文帝、隋煬帝、唐德宗、唐敬宗、唐憲宗和唐宣宗等的論述，就是如此。
?。ㄈ┍緯谥赋鎏坪笃谑妨先狈Φ耐瑫r，又盡量發(fā)幽鉤沉，積極探討過去隋唐史研究中涉獵較少或無人問津的研究課題，給人們描繪出唐后期比較清晰的輪廓。書中對唐德宗時崔造提出的以重新確立和加強中央職官權力為目的的786年改革、唐憲宗時裴垍的稅制改革、烏重胤建議的軍政制度改革、9世紀中央和地方關系的特點、監(jiān)軍使制度、地方民團的建立和地方軍事化、晚唐時期中國權力的新結構、朱溫降唐后對宣武鎮(zhèn)的控制，以及885年李克用進攻長安時唐僖宗出逃情況等問題的論述，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本書的特點之三是，它在論述隋唐史時，沒有局限于隋唐史本身，而是將隋唐史放在中國古代歷史、特別是從漢至宋的歷史長河中去考察。通過這樣的宏觀探討，隋唐時期的政治、經(jīng)濟和思想文化等的來龍去脈、前因后果，就被揭示得比較清楚，讀者從而能對這一歷史時期的基本特點及它在中國史上的地位有比較清晰的了解。如在論述隋唐時期全國統(tǒng)一問題時，本書從秦漢帝國的崩潰、三國鼎立、西晉短暫統(tǒng)一、五胡十六國、南北分裂、隋唐統(tǒng)一、五代十國，一直講到北宋重新統(tǒng)一中國；在論述“安史之亂”及藩鎮(zhèn)割據(jù)時，也不是就事論事，而是從中國歷史上強調(diào)統(tǒng)一、反對分裂這一重大趨勢的角度進行剖析。在論述五代十國時，本書指出宋代中國的許多特征，如長江三角洲的經(jīng)濟發(fā)展、南中國沿海大量外貿(mào)，以及新文人階層在東南的集中，均應追溯至十國時期半個世紀的和平與穩(wěn)定。宋代的另一些特征，則與北方發(fā)展有關。宋帝國的政治、軍事基礎在唐末已經(jīng)打下，而使有宋一代感到苦惱的持久的外患，也顯然起源于唐后期。
本書的特點之四是它極其重視史料真?zhèn)魏蛯ｎ}研究，并且廣泛汲取了各國的學術研究成果。
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由于自然和人為原因，現(xiàn)存史料不免有這樣那樣問題。歷史科學的任務，就是要去偽存真，還其本來面目，寫出真實的歷史。本書對待史料的態(tài)度比較嚴謹。在《導言》中，它對有關隋唐時期史料的來源、性質(zhì)和價值等，聯(lián)系當時歷史背景，做了比較深入的分析，既指出了史料的珍貴價值，也指出了為尊者諱等缺陷。從本書的論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對史料既不輕信，又重視對原始資料的鑒別和使用。正因為本書是根據(jù)自己審慎選擇過的較為可靠的史料來論述的，所以它的論據(jù)比較扎實。
專題研究是綜合研究的基石。從本書的論述和大量注釋中，讀者可以清楚地看出它是在作者多年有關隋唐時期政治、經(jīng)濟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專題研究基礎上寫成的。也正因為有這種較為深厚的功底，所以這部篇幅較大的斷代史才具有充實的內(nèi)容和獨到的見解，而不是人云亦云。
科學研究總是在前人基礎上進行的。本書廣泛地汲取了英國、日本、美國、法國以及我國的有關研究成果。本書之所以寫得較好，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作者們能將重視史料真?zhèn)?、專題研究和廣泛汲取各國學術研究成果三者有機地結合起來。本書各章篇幅長短不一，這說明它嚴格根據(jù)材料，有多少史料說多少話，因此內(nèi)容翔實，論述有據(jù)。
本書注釋尤具特色，凡屬重要人、事都言之有據(jù)，有的注釋所列出處還不止一則，這就便于讀者探索。注釋所引著作如加整理，就是一部很全的隋唐史參考書目。讀者可以從中了解世界范圍內(nèi)長期以來隋唐史的研究概況。
當然，本書也存在一些問題，其中有的由于史學觀點不同，我們難以茍同，有的則為錯誤。其中表現(xiàn)在：
?。ㄒ唬┍緯谡撌鏊逄茣r期的農(nóng)民起義時，除了宣稱裘甫的反抗為“真正的民間農(nóng)民起義”外，把其他許多大大小小的民間的起義都稱為“叛亂”，反抗官府壓迫的人也幾乎一律被稱為“盜匪”。
（二）把吐蕃、渤海等地與日本、新羅等地相提并論。
?。ㄈ┍緯谡撌鰵v史事件時也出現(xiàn)一些錯誤，或與我國傳統(tǒng)史籍記載不符，如將元文都等獻計使李密和宇文化及兩敗俱傷之事說成是王世充用的計謀；說李建成是被“砍死”的；把編《氏族志》的世家大族官員，說成是“其中無一人出身于世家大族”；把許敬宗對人講的話，說成唐高宗“命令許敬宗當朝宣稱”；把722年唐玄宗注《孝經(jīng)》說成注《道德經(jīng)》；安祿山當過捉生將，但被說成是“普通士兵”；把史朝義自縊而死說成“被殺”；把湖南監(jiān)軍誘使桂州嘩變戍兵繳械，說成是唐王朝允許士兵在護送下返鄉(xiāng)，但“條件是他們應在湖南放下武器”；把尚君長等人被朝廷殺于長安，說成被宋威在當?shù)靥幩溃话褎h宏劫官軍輜重說成劫王仙芝輜重；把885年李克用擊敗朱玫說成擊敗王重榮。在地名方面，有的重要地名未注今地名。有的地方的方位有誤，如把洛陽以西的陜州誤為位于“洛陽以東六十英里”；把河北臨漳的鄴城誤入河南，把今河南商丘的宋州誤入江蘇。
?。ㄋ模┍緯诮Y構上也有不足之處。有些史事當寫未寫或少寫，有些可寫可不寫的則多寫。如五代只寫了后梁、后唐兩國朱溫和李克用的傳記式的史事，對后晉、后漢和后周只字未提，對十國的楚、南平、南唐和后蜀也未提及，對北漢只一筆帶過，對吳越、吳、南漢和閩的敘述僅寥寥數(shù)語，只有前蜀的內(nèi)容稍為詳細一些。整個五代十國的篇幅僅六千余字，而唐玄宗一章就長達十萬言。另外，本書各章銜接得不夠緊密，出現(xiàn)了重復敘述同一人事的現(xiàn)象，重復二三次的不乏其例，而對“安史之亂”的重復敘述就更多了。
本書雖然存在上述的缺陷和不足，但瑕不掩瑜，它仍不失為一部有價值的斷代史巨著，值得一讀。
本書是一部結構嚴謹、資料豐富、內(nèi)容充實的斷代史，在不少問題上有獨特的見解，自成一家之言。一部外國人編寫的大型隋唐史，能夠達到這樣的水平，是難能可貴的。我們相信，不僅對這一段歷史感興趣的讀者能夠從中看到西方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隋唐史的研究者也可作為參考。
本書的特點之一是，對隋唐史上有爭議的重要歷史人物和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乏新意，富有創(chuàng)見。
一、對歷史人物的評價
歷史人物評價是歷史科學重要內(nèi)容之一。本書非常重視歷史人物的活動，它以人為經(jīng)，事為緯，層次分明地展示了中國中古史中這一重要時期的豐富多彩的歷史，同時又剖歧析異，發(fā)人所未發(fā)，給人以啟迪?，F(xiàn)舉數(shù)例如下：
隋煬帝 煬帝其人，歷來被封建史家貶為一無是處的暴君。近年來，雖然有一些學者肯定了他建東都、開運河等事跡，但總的來說，仍是褒少貶多。本書卻給煬帝以很高評價。盡管作者不否認煬帝驕奢淫逸，但認為他在中國帝王中決不是最壞的。從當時背景看，他并不比別的皇帝更暴虐。煬帝很有才能，是一位有成就的詩人、獨具風格的散文家，還有點像政治美學家，很適合鞏固其父開創(chuàng)的偉業(yè)。本書認為，在589年平陳時，他在建康的行為堪稱模范。其后他在促進南北文化再統(tǒng)一，向北方介紹南方佛教傳統(tǒng)等方面，都作出了貢獻。唐代的繁榮，應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繼承和改善了煬帝所開的運河，運河促使杭州成為繁榮的商業(yè)城市，并提高了運送軍隊和供應至任何有潛在反抗危險的地區(qū)的能力。在談到煬帝被否定的原因時，作者認為這是儒家修史者給他抹黑和民間傳說對他歪曲的結果。
唐高祖 長期以來，治史者認為唐高祖李淵是平庸無能之輩。近年來，國內(nèi)史學界已逐漸清除籠罩在初唐史上的迷霧并肯定了李淵的建唐開國之功。在這一點上，本書也作出了有益的貢獻。本書認為，盡管李淵反隋時已年逾五十，但他仍不失為一個有雄心壯志、生氣勃勃和干練的領袖人物。他策劃了太原起兵。他對李密和東突厥的外交攻勢，使唐軍得以勝利進軍并攻占隋都大興城。他推行的大赦、封官許愿等政策，有助于促進全國統(tǒng)一。唐高祖創(chuàng)立了初唐的制度和政治格局。以任何標準衡量，“武德之治”均稱得上是取得了突出成就，為唐王朝打下了堅實的政治、經(jīng)濟和軍事基礎。李淵之所以遭到冷落，一是因為他執(zhí)政期短，又夾在中國史上最突出的兩個人物隋煬帝和唐太宗之間。二是他的開國之功被唐太宗精心地掩蓋了。
唐高宗 唐高宗是唐史上一位重要人物。舊史卻將他描繪為懦弱的傀儡，在重要政治制度上建樹極少。有些學者也持類似觀點。本書不為這些傳統(tǒng)之見所囿，既指出高宗確有懦弱一面，又具體論述了他在法制等方面的建樹。和前輩相比，他的另一偉大政績是對科舉制進行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刂莆飪r的措施也收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并行用于有唐一代。唐朝這時的軍事力量和威望均達頂峰，甚至超過唐太宗時期。在高宗后期，武則天的地位基本上是不穩(wěn)定的。她只能靠間接手段控制朝廷，并一直容易受到攻擊。
武則天 她是隋唐史乃至中國史上的一位特殊人物。千百年來，毀譽不一，至今猶爭論不已。本書在全面分析了她的作為后指出：中國傳統(tǒng)史學稱684至705年為“武韋之禍”，是“欠公道的”。因為首先，它忽視了武后篡位前的成就的意義。其次，沒有確鑿證據(jù)能說明在她執(zhí)政最后幾年以前，政府受其統(tǒng)治作風的危害。第三，武后時期農(nóng)民生活比史學家經(jīng)常斷言的更為良好。在人民中間，她可能是得人心的。只有很少的中國統(tǒng)治者，其生日能像武后那樣在農(nóng)村節(jié)日中被人紀念至今。本書認為，武則天之受譴責，原因在于她的許多行為不符合儒家準則，如沉溺于佛教，延長服母喪期以提高婦女地位，派武延秀至突厥與默啜可汗之女結婚等。武則天的消極面表現(xiàn)在：她最后幾年的統(tǒng)治每況念下；她的統(tǒng)治作風高度獨斷，以至當她失控時，行政結構立即出現(xiàn)裂痕，而她這時反而不能以其一貫的無情手段，斷然采取措施。對中外學術界有爭議的以下一些問題，作者也一一加以剖析。（一）支持和反對武則天的兩派斗爭問題。過去主要有兩種看法：陳寅恪認為這種斗爭是關隴集團與山東集團之間的最高權力之爭；另一種看法則認為是掌權的貴族統(tǒng)治階級與新興地主之間的爭權奪利。本書認為這兩種看法都有問題，都是對當時社會認識過于簡單化的結果。作者認為，這是維護既得利益的掌權者與以擁武為升遷手段的勢力之間的斗爭，武則天利用后者奪取了權力。（二）武則天遷都洛陽問題。本書認為，從政治和經(jīng)濟上解釋這個問題，雖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很可能還有第三種因素，即她慘殺王皇后等人后，內(nèi)心恐懼，無法再留在長安。（三）以周代唐問題。一般認為，武則天取國號為周可歸因于她追贈其父的封地（周）。但這種看法難以成立。她以周為國號是為了與古代周朝聯(lián)系起來，以前王莽等人也都采用過這種手段。她的目的是想建立周朝所達到的至治之世。（四）科舉取士名額增加支持了武氏政體的問題。本書認為支持這種看法的史料很少。武財天在660年后10年間根本沒有開科取士。 660至683年進士年平均數(shù)也僅18人。（五）武則天代表什么階級或集團的利益問題。本書不同意她為商人之女，所以就代表“新興的商人階級”的看法，因為其父及兄弟均仕于隋、唐。本書也不贊成武則天代表東部地區(qū)利益反對西北貴族的觀點，因她總是強烈地意識到自己的“貴族”出身。
唐德宗 本書認為，傳統(tǒng)史籍把唐德宗說成剛愎自用，貪得無厭，但又說他輕信和柔弱，兩種說法彼此矛盾。關于他允許宦官和節(jié)度使自行其是的記載也是夸張之說。所謂唐德宗779至781年的勵精圖治同樣是記載不實。實際上，他的政策和行為，表現(xiàn)了相當程度的內(nèi)在連貫性。他志在振興中央權力，以使?jié)M朝文武相形見絀。由于盡量保存現(xiàn)有中央權力并非易事，他必須與藩鎮(zhèn)作必要的妥協(xié)，這是審慎之策，不是人們指責的姑息之政。對唐德宗完全聽從家奴的指責，也不符事實，因宦官并未損害他，他一直是最高統(tǒng)治者。所謂外廷受宦官壓抑，這是史籍對宦官影響的夸大。
唐憲宗 二王八司馬事件，是唐中葉以降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史學界不少人認為憲宗上臺后大力鎮(zhèn)壓二王集團，是反對革新的保守派頭子。本書力圖抹掉投射在憲宗評價上的陰影，認為他對二王集團的處理非常慎重，除二王外，無人被處死。清洗范圍僅限于真正的參與者，而不像歷來那樣殃及親朋故舊，甚至與二王集團關系極密的韋執(zhí)誼的岳父杜黃裳也被重用為宰相。憲宗鼓勵朝臣大膽講話，堅決削平藩鎮(zhèn)，選用武元衡等一大批五十歲左右的優(yōu)秀人物當宰相，實行一系列改革以推進軍事中央集權運動，在“中興”李唐過程中打開了德宗時代的僵局，所以他是唐后期幾乎重建“貞觀之治”的人。關于憲宗之死，作者認為，他被宮監(jiān)陳弘志所弒的看法不可能獲得證實或反證。但他的死卻使宦官在擁帝問題上開始擁有大權。對于憲宗因服藥過量而卒的說法，儒家流行的看法認為這是道德墮落的結果，但本書認為，這種意見雖有理，但還不能讓人了解更重要的政治背景問題?？傊拼鷮m廷陰謀，模糊不清，真假難辨。
李林甫 此人歷來受到責難，被視為“口蜜腹劍”的小人和促成李唐由盛而衰的罪魁禍首之一。本書雖不否認李林甫善搞政治權術，但說他是務實的政治家、精明的行政官員和制度專家。唐玄宗統(tǒng)治時期許多重大而有價值的改革，都是在李林甫和張九齡當宰相時進行的。李林甫時徹底修改了整個稅制和地方費用規(guī)定，使財政制度更切合地方實際，這確是一大成就。他修訂的全部法典，至14世紀初仍保持其權威性。李林甫的改革使朝廷行使權力比以往更順利、更有效率。李林甫執(zhí)政時的政府對外連續(xù)取得了輝煌勝利。在姚崇、宋璟和張說任宰相時，首輔宰相是在積極參與政務的皇帝手下工作，而在李林甫漫長任期內(nèi)，唐玄宗已不再起積極作用，故李林甫對朝廷的支配，遠比姚崇等人全面，楊國忠根本不能與他相比。有人說李林甫任宰相前與張九齡不和，因為后者反對他擢升，這種意見并無確證。所謂他的入相與武惠妃有關和他與裴光庭之妻私通的傳說，都可能自出虛構，因為當時史家大多仇視李林甫，所以盡量給他抹黑。
二、歷史事件
“安史之亂” 本書指出，過去不少人將“安史之亂”視為“在國內(nèi)進行的外患”，因安祿山及其許多追隨者出身非漢族。這種看法雖不是毫無根據(jù)，但無說服力。陳寅恪發(fā)展了的夷狄論的變種觀點同樣缺乏足夠的證據(jù)。谷霽光從河北對唐廷的長期異化的角度來解釋叛亂的論據(jù)也無說服力。作者本人的看法是：“安史之亂”產(chǎn)生于基本上是“政治性質(zhì)的若干牽涉面較小的環(huán)境”，它與“中國文化的敵人的大規(guī)模滲透，或長期的地方分離主義無本質(zhì)聯(lián)系”。盡管人們都說“安史之亂”使唐由盛而衰，影響巨大，但語焉不詳。本書則非常重視這種影響及其引起的變化，這些變化可歸納為以下幾點：（一）軍方成了帝國生活中的主要力量。（二）地方行政結構被改組。（三）許多人取得了高官和社會威望。（四）國家財政結構崩潰。（五）土地分配制度受到致命打擊。（六）人口大規(guī)模南移。（七）喪失了對河北和河南大部分地區(qū)的控制。（八）江淮幾道取得新的關鍵地位。（九）唐帝國喪失了領土和威信。本書將這些變化貫串到此后至唐亡的歷史論述中去，這樣做是很有眼光的。
“牛李黨爭” 這也是學術界長期爭論不休的重要問題。本書針對主要的分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關于“牛李黨爭”的起因，本書認為是出自始于憲宗時的個人恩怨。至9世紀20年代個人恩怨公開化，形成黨。黨不過是政治人物的松散結合體。因史載闕如，很難弄清產(chǎn)生朋黨的思想觀點和社會分化狀況。本書認為，朋黨領袖擁有政治權力，故能掌握想分享杯羹的追隨者。穆、敬、文三帝庸懦，不能遏制朋黨的發(fā)展，若宣宗直接繼憲宗位，朋黨之爭將會緩和得多，甚至會使人不知朋黨為何物。關于朋黨規(guī)模，日本學者礪波護編制的兩黨名單中，有幾人被列入或劃出，其標準尚可推敲。他關于門生故吏依附上層朋黨成員，朋黨結盟影響向下層發(fā)展，從而形成金字塔形式的看法，雖有某些正確性，但也有不少問題。本書認為，依附牛李兩黨主要人物的大垂直系統(tǒng)的派別集團是否存在，值得懷疑。有人想找出形成朋黨的意識形態(tài)基礎，本書建議最好把李德裕對李宗閔等的敵意追溯至808年的制舉。但是，將皇甫湜的對策文看成整個牛黨共同觀點的看法并不合適，因為他后來從政治舞臺上消失了。幾位最重要的領袖的文章也未將其哲學觀點和政治組合聯(lián)系起來，所以看不出是什么觀點和態(tài)度把這些人分為牛黨或李黨的。關于牛黨是主和派，李黨是主戰(zhàn)派的問題，本書認為，不應把李吉甫與李絳之爭，與十余年后的“牛李黨爭”等量齊觀，沒有理由把李絳視為牛黨的精神追隨者，也不應忽視牛黨成員卷入9世紀各種軍事斗爭。所以把牛黨宰相看成是和平主義者的觀點就未免簡單化了。很難想象9世紀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的小兵變，能對全面展開的朋黨之爭有很深的影響，也不能排除史籍中塞進偽造材料的可能性。陳寅恪等對“牛李黨爭”的社會學解釋，雖有不少理由使這一假設頗具說服力，但因文獻不足，很難說中舉者必出自寒素，庇蔭者定來自名門望族。想在朋黨上層作前后一貫的社會學區(qū)分，證據(jù)還遠遠不夠。
“會昌毀佛” 不少學者認為“會昌毀佛”是由于唐武宗佞道所致。本書不否認他是虔誠的道教徒，但認為武宗除有幾名寵幸道士外，似乎并沒有打算促成敵視佛教的“道教壓力集團”。一些歷史著作聲稱李德裕為武宗毀佛推波助瀾，也無充分證據(jù)，所講的動機更是含糊其詞。本書指出李德裕支持武宗毀佛的原因是：（一）它給國家財政帶來利益。（二）促進國家禮儀以支持他的活動。（三）削弱宦官仇士良之權。（四）可能受了843年政事鎮(zhèn)壓摩尼教的啟示。本書所說“會昌毀佛”的最重要原因在于經(jīng)濟問題的看法雖非創(chuàng)見，但820年以后唐王朝的財政拮據(jù)與寺院的日益富足形成了鮮明對比，所以較有說服力。
“大中興佛” 有些論著言及唐宣宗一反武宗毀佛之策時，給人的印象是此后悉復舊現(xiàn)，并一直持續(xù)至唐亡。本書認為，847年興佛詔令在后來受到了限制，政府采取了更慎重政策，具體表現(xiàn)在：裁減過分費用，只許在人口稠密處建寺，防止私度僧尼，加強對佛教的控制。這一政策延續(xù)了許多世紀。
本書的特點之二是它填補了隋唐史研究中的不少薄弱環(huán)節(jié)，乃至空白。
隋唐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盛世，也是當時世界上最文明最富強的帝國。這段歷史向來倍受中外學者重視，研究成果也較多。以國內(nèi)而言，解放后已出隋唐史專著七部，居斷代史之首。然而由于種種原因，研究工作不夠全面，隋末唐初、唐太宗、武則天、安史之亂、均田制和唐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等方面研究成果較多，唐后期、五代十國和思想文化等方面涉及較少，不少問題若明若暗。這種狀況近年來已有較大改變。本書不僅表示了要改變隋唐史研究詳略不均的意愿，而且確實將此意愿貫徹到實際編寫工作之中，并做出了顯著成績。這表現(xiàn)在以下幾方面：
?。ㄒ唬┮酝乃逄剖?，講皇帝事多，其他人物事少。本書對從唐高祖直至唐末的幾乎每個皇帝（特別是太宗、武則天、玄宗、德宗、憲宗和文宗）的宰相、大臣和重要歷史人物的主要事跡都做了簡要論述，從而大大地充實了當時政治史的內(nèi)容。
?。ǘ┮酝乃逄剖费芯枯^少結合歷史人物的生平、性格等特點來評說其活動，而本書在這一點上做得較好。它使人們看到那些純屬個人氣質(zhì)的種種因素在人的歷史活動中所起的作用。它避免了把豐富多彩的歷史寫得過于抽象的弊病，從而恢復了歷史人物本來的豐采。本書對隋文帝、隋煬帝、唐德宗、唐敬宗、唐憲宗和唐宣宗等的論述，就是如此。
?。ㄈ┍緯谥赋鎏坪笃谑妨先狈Φ耐瑫r，又盡量發(fā)幽鉤沉，積極探討過去隋唐史研究中涉獵較少或無人問津的研究課題，給人們描繪出唐后期比較清晰的輪廓。書中對唐德宗時崔造提出的以重新確立和加強中央職官權力為目的的786年改革、唐憲宗時裴垍的稅制改革、烏重胤建議的軍政制度改革、9世紀中央和地方關系的特點、監(jiān)軍使制度、地方民團的建立和地方軍事化、晚唐時期中國權力的新結構、朱溫降唐后對宣武鎮(zhèn)的控制，以及885年李克用進攻長安時唐僖宗出逃情況等問題的論述，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本書的特點之三是，它在論述隋唐史時，沒有局限于隋唐史本身，而是將隋唐史放在中國古代歷史、特別是從漢至宋的歷史長河中去考察。通過這樣的宏觀探討，隋唐時期的政治、經(jīng)濟和思想文化等的來龍去脈、前因后果，就被揭示得比較清楚，讀者從而能對這一歷史時期的基本特點及它在中國史上的地位有比較清晰的了解。如在論述隋唐時期全國統(tǒng)一問題時，本書從秦漢帝國的崩潰、三國鼎立、西晉短暫統(tǒng)一、五胡十六國、南北分裂、隋唐統(tǒng)一、五代十國，一直講到北宋重新統(tǒng)一中國；在論述“安史之亂”及藩鎮(zhèn)割據(jù)時，也不是就事論事，而是從中國歷史上強調(diào)統(tǒng)一、反對分裂這一重大趨勢的角度進行剖析。在論述五代十國時，本書指出宋代中國的許多特征，如長江三角洲的經(jīng)濟發(fā)展、南中國沿海大量外貿(mào)，以及新文人階層在東南的集中，均應追溯至十國時期半個世紀的和平與穩(wěn)定。宋代的另一些特征，則與北方發(fā)展有關。宋帝國的政治、軍事基礎在唐末已經(jīng)打下，而使有宋一代感到苦惱的持久的外患，也顯然起源于唐后期。
本書的特點之四是它極其重視史料真?zhèn)魏蛯ｎ}研究，并且廣泛汲取了各國的學術研究成果。
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由于自然和人為原因，現(xiàn)存史料不免有這樣那樣問題。歷史科學的任務，就是要去偽存真，還其本來面目，寫出真實的歷史。本書對待史料的態(tài)度比較嚴謹。在《導言》中，它對有關隋唐時期史料的來源、性質(zhì)和價值等，聯(lián)系當時歷史背景，做了比較深入的分析，既指出了史料的珍貴價值，也指出了為尊者諱等缺陷。從本書的論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對史料既不輕信，又重視對原始資料的鑒別和使用。正因為本書是根據(jù)自己審慎選擇過的較為可靠的史料來論述的，所以它的論據(jù)比較扎實。
專題研究是綜合研究的基石。從本書的論述和大量注釋中，讀者可以清楚地看出它是在作者多年有關隋唐時期政治、經(jīng)濟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專題研究基礎上寫成的。也正因為有這種較為深厚的功底，所以這部篇幅較大的斷代史才具有充實的內(nèi)容和獨到的見解，而不是人云亦云。
科學研究總是在前人基礎上進行的。本書廣泛地汲取了英國、日本、美國、法國以及我國的有關研究成果。本書之所以寫得較好，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作者們能將重視史料真?zhèn)?、專題研究和廣泛汲取各國學術研究成果三者有機地結合起來。本書各章篇幅長短不一，這說明它嚴格根據(jù)材料，有多少史料說多少話，因此內(nèi)容翔實，論述有據(jù)。
本書注釋尤具特色，凡屬重要人、事都言之有據(jù)，有的注釋所列出處還不止一則，這就便于讀者探索。注釋所引著作如加整理，就是一部很全的隋唐史參考書目。讀者可以從中了解世界范圍內(nèi)長期以來隋唐史的研究概況。
當然，本書也存在一些問題，其中有的由于史學觀點不同，我們難以茍同，有的則為錯誤。其中表現(xiàn)在：
?。ㄒ唬┍緯谡撌鏊逄茣r期的農(nóng)民起義時，除了宣稱裘甫的反抗為“真正的民間農(nóng)民起義”外，把其他許多大大小小的民間的起義都稱為“叛亂”，反抗官府壓迫的人也幾乎一律被稱為“盜匪”。
（二）把吐蕃、渤海等地與日本、新羅等地相提并論。
?。ㄈ┍緯谡撌鰵v史事件時也出現(xiàn)一些錯誤，或與我國傳統(tǒng)史籍記載不符，如將元文都等獻計使李密和宇文化及兩敗俱傷之事說成是王世充用的計謀；說李建成是被“砍死”的；把編《氏族志》的世家大族官員，說成是“其中無一人出身于世家大族”；把許敬宗對人講的話，說成唐高宗“命令許敬宗當朝宣稱”；把722年唐玄宗注《孝經(jīng)》說成注《道德經(jīng)》；安祿山當過捉生將，但被說成是“普通士兵”；把史朝義自縊而死說成“被殺”；把湖南監(jiān)軍誘使桂州嘩變戍兵繳械，說成是唐王朝允許士兵在護送下返鄉(xiāng)，但“條件是他們應在湖南放下武器”；把尚君長等人被朝廷殺于長安，說成被宋威在當?shù)靥幩溃话褎h宏劫官軍輜重說成劫王仙芝輜重；把885年李克用擊敗朱玫說成擊敗王重榮。在地名方面，有的重要地名未注今地名。有的地方的方位有誤，如把洛陽以西的陜州誤為位于“洛陽以東六十英里”；把河北臨漳的鄴城誤入河南，把今河南商丘的宋州誤入江蘇。
?。ㄋ模┍緯诮Y構上也有不足之處。有些史事當寫未寫或少寫，有些可寫可不寫的則多寫。如五代只寫了后梁、后唐兩國朱溫和李克用的傳記式的史事，對后晉、后漢和后周只字未提，對十國的楚、南平、南唐和后蜀也未提及，對北漢只一筆帶過，對吳越、吳、南漢和閩的敘述僅寥寥數(shù)語，只有前蜀的內(nèi)容稍為詳細一些。整個五代十國的篇幅僅六千余字，而唐玄宗一章就長達十萬言。另外，本書各章銜接得不夠緊密，出現(xiàn)了重復敘述同一人事的現(xiàn)象，重復二三次的不乏其例，而對“安史之亂”的重復敘述就更多了。
本書雖然存在上述的缺陷和不足，但瑕不掩瑜，它仍不失為一部有價值的斷代史巨著，值得一讀。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