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836年，每年輸入中國的鴉片約1，820噸。吸煙成癮者似乎與日俱增。煙癮的程度如何從來沒有精確估計，因為一個吸煙人每日平均用多少鴉片沒有可靠數(shù)字。1836年，外國人估計約有一千二百五十萬吸煙者。1881年，赫德爵士作過一次比較認真的核查，他提出吸鴉片者的人數(shù)是二百萬，即約占全國人口的0.65％。大多數(shù)當時人士認為這個數(shù)字太低。喬納森·斯賓士經(jīng)過認真的研究，認為吸煙人占總人口10％是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后期的合理數(shù)字，也許3—5％的人煙癮很大，因此提出1890年癮君子人數(shù)是一千五百萬。［1］
可以上溯到1820年，外事專家包世臣曾宣稱，蘇州有十萬名癮君子。1838年，林則徐堅持說，用洋藥者至少占中國人口的1％。但是比這些學者引用的數(shù)字更重要的是，到處出現(xiàn)了吸煙的情景。在通都大邑和貿(mào)易大道上，在人煙稠密的河流三角洲，吸煙現(xiàn)象不能忽視。因為吸煙所費不貲，它需要余暇時間和額外收入。因此，吸煙人往往是富有的紳士、中央政府的官員（有人說吸煙者占五分之一）、衙門胥吏（林則徐估計占五分之四）和士兵。朝廷一想到整個政府官員因吸煙而腐敗時感到震驚，對于銀錠外流量與日俱增的經(jīng)濟后果也感到驚恐。粗略地說，中國采用的是復本位幣制，即一千文銅錢依法應兌換銀一兩；但銀價在逐漸增長，所以到1838年，大約1，650文銅錢換銀一兩。因為土地稅一般用銅錢交納，但要用銀兩計算和上解給中央政府，因此，農(nóng)民必須繳納愈來愈高的賦稅，而國家收入則毫未增加。
兌換率的這種變化還有純屬國內(nèi)的原因。例如，云南銅礦開采產(chǎn)量下降，迫使政府鑄造更便宜的銅錢。銅錢質量變劣及其相應的貶值，要求有更多的現(xiàn)錢，所以在十九世紀開頭三十年，每年鑄造的貨幣多達十八世紀初的八倍。按格雷欣法則，銀因此在流通領域內(nèi)消失，這就增加了對銀的需要，從而也提高了銀的價值。［2］ 縱然銅錢本身的貶值完全說明了銅錢交換價值的損失的原因，但清朝官員仍把價值差額完全歸咎于鴉片貿(mào)易對中國所造成的白銀收支逆差。這種經(jīng)濟方面的擔心還夾雜著其它一些論證。例如，鴉片被視為外夷侵略的一個幫兇，是使人民意志消沉、“道德淪喪的毒藥”。象“邪教”一樣，鴉片破壞了中國固有的——即使人區(qū)別于禽獸、使中國人區(qū)別于外夷的——社會關系（倫理）。如果人民因吸煙而不斷深深陷入頹廢消沉之中，御史袁玉麟在1836年論證說：“父不能教其子，夫不能戒其妻，主不能約 其仆，師不能訓其弟……是絕民命而傷元氣也?！保?］
此外，洋藥貿(mào)易使官員和暴徒發(fā)生聯(lián)系，從而敗壞了公職。廣東情況特別是這樣，所以該省早在1826年就已建立了一支專門捕捉鴉片走私船的巡邏船隊。沒有過多久，這些巡邏船便讓走私船“快蟹”每月交納三萬六千銀兩而允許它們從身邊悄悄通過。因此巡邏船于1832年被撤消，五年之后，即當鄧廷楨想盡辦法要消滅走私時，又被恢復。麻煩的是這些海上巡邏船吸引住了一心想謀取暴利的所有貪贓枉法的官員。甚至水師提督韓肇慶也要為抽取傭金而轉運鴉片。廣州的大商號也被牽連在內(nèi)。這些商號唯恐洋藥危及它們的合法生意，確實設法不使自己過深地卷入洋藥貿(mào)易，但最后對此也滿不在乎了。許多商人都從事這種貿(mào)易，例如福建批發(fā)商、廣州布販、山西銀行家等：所有這些人在官方看來都是一丘之貉。
在公開記錄的下面尚潛藏著迄今并無文件可考的懷疑，即最初得到對西方貿(mào)易壟斷事業(yè)支持的廣州實業(yè)界，逐漸依賴鴉片；后來由于宮廷吮吸鴉片利潤，它進而使北京也依賴鴉片了。貪污腐化和高尚的道德原則常常共存于世界上的一些權力中心，因而這樣來聯(lián)系似乎是可信的。嘉慶年間（1796—1821年），廣州每年應交皇室的關稅余額為855，000兩銀子，此款比帝國境內(nèi)二十一個海關征稅的全部余額（銀2，261，000兩）的三分之一還多。因此人們可以推測，廣州有這么多官員都能得到利益，那么海關監(jiān)督勢必要上解一份給朝廷分享。［4］ 此外，從清代貿(mào)易初期開始，中國東南地區(qū)的商人就已經(jīng)和沿海罪犯緊密勾結在一起。這種勾結隨著廣州貿(mào)易制度的日趨穩(wěn)定曾經(jīng)有所減弱?，F(xiàn)在它又在重振旗鼓，使得被派去治理這個地區(qū)的清朝官員比以往更加確信，有個完整的當?shù)亍芭褔摺苯M織在幫助外夷腐蝕中國。
鴉片煙在十八世紀沒有獲得有效的禁止。1820年道光帝登極時被這種違法行為所震驚。他的憤怒影響到當時的兩廣總督阮元，后者曾把鴉片走私販從澳門驅逐到伶仃島。但在十九世紀整個二十年代，關于洋藥泛濫的報告不斷傳來；北京本地也公開出售，山西省有煙館，上海附近有走私買賣，甚至安徽各地山上也遍種著紅罌粟花。到1830年。道光帝也得知江南銀價上漲，第二年他下詔逮捕走私販以制止從廣州輸入鴉片，并命令恢復保甲制度和獎勵告密，以制止國內(nèi)種植鴉片。［5］ 這兩個措施都未能減弱暴利的吸引力，到1836年事情已很清楚了，“嚴厲”執(zhí)行現(xiàn)行法律并不能遏止洋藥的傳播。因此，在那年5月17日，北京的一位官員許乃濟大膽地建議說，禁止不是辦法。姑且不論道德問題，可是銀塊外流卻是實際問題，而這只有對鴉片貿(mào)易實行解禁并采取易貨交易才能預防。清帝立刻要求其他高級官員討論這個問題，他靜默地傾聽他們的辯論，不表態(tài)；以后這場辯論以這種或那種形式進行了兩年之久。
第一個是解禁問題。當時有兩種意見。解禁派辯解說，“空想的”實施禁令是不切實際的，除非皇帝愿意實行恐怖統(tǒng)治。繼續(xù)不斷的禁止只能使官員貪污腐化。最好的辦法是把握現(xiàn)實，用易貨交易的辦法獲得洋藥，然后把它置于海關監(jiān)督的壟斷控制之下。這樣，國家收入就會大量增加。這最后一點的確打動了道光帝的心，因為他是一位著名的主張節(jié)儉的人；但他又很自覺地模仿歷史上的英明君主，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所負的道德義務。因此，他更容易接受道德派的反對意見，即違法不是廢除法律的理由。世道可能是惡劣的，但這更是大膽恢復道德的理由。另一方面，如果鴉片被解禁，人們都要吸煙。
道光帝同意道德派的意見，下令駐廣州官員要更積極地執(zhí)行反對中國人走私和販賣的法律。這次禁煙運動的成績超出了北京的意料。到1837年1月，廣東按察使王青蓮四處查封煙店，使鴉片貿(mào)易幾乎銷聲匿跡，在這整個一年里有兩千個販煙者被捕。事實上，港腳商人掌握的洋藥確實供過于求，因此價格暴跌。雖然有一個外商因走私而被驅逐出境，但是這里的外國人仍然認為，中國人對此反正不會十分認真，并且會認識到實行解禁在財政上是正確的。特別是他們?nèi)匀粷M有理由地認為可以免予逮捕。雖然豁免權是個關鍵問題，但由于道光帝對從廣州呈遞的樂觀奏折產(chǎn)生了可以理解的懷疑，又由于他渴望這個問題獲得最終和徹底的解決，所以免予逮捕的范圍完全改變了。1838年6月2日，北京的另一位官員黃爵滋要求道光帝下令對煙民判以死刑，這引起了第二階段的鴉片辯論，即辯論如何根除鴉片的方法。到這時為止，只有販賣和種植鴉片者才受懲罰。黃爵滋爭辯說，這還不夠。只要有需要，寡廉鮮恥之徒就會竭力去迎合它。因此，一定要杜絕對鴉片的需要，即使它意味著千千萬萬的人死去也在所不惜。
這時，沈陽的韃靼族將軍（滿洲將軍）寶興向道德派提出了質問。他問道，你如何斷定誰是吸煙者呢？從這樣一條法律獲得好處的只是衙役和胥吏，因為他們可以利用這條法律勒索不幸的無辜者，或是利用它來報復宿怨。這樣做不行，要打擊的仍應是煙販和走私者，因為他們是問題的關鍵。應當認真地執(zhí)行現(xiàn)行法律即可，而不必另外頒布新的嚴刑峻法。這是個合理的勸告，但是道光帝知道，自從1820年以來走私者本已被逮捕，但洋藥仍然源源流入中國。空談執(zhí)行法律很容易，但另外還必須制定確切的執(zhí)行方法。另一方面，道德派的意見的確是激進派的意見，因為這些意見意味著國家對社會的最下層給予干預。這不但有些法家味道，而且還意味著把一件強有力的武器交給了不可能指望他們善于使用它的下級官員。難道那時沒有人能夠提出一個合理解決的辦法嗎？
在回答這個問題時，1838年7月10日聽到了另一個人的言論，此人就是湖廣總督林則徐。林則徐出身于福州一個家道中落的望族，這時他已有了出色的仕宦經(jīng)歷。1804年，他十九歲中舉。后來任巡撫佐幕五年，接著在京任三年多翰林院庶吉士。此后，由于朝廷賞識他作事有魄力，他的升遷較常格稍快：他歷任學政、（江南道）監(jiān)察御史、（浙江?。┑绬T、（浙江）鹽運使、（江蘇）按察使、（江寧）布政使、（河東）河道總督等職，直到尚在比較年輕的四十七歲時已升任為巡撫。五年之內(nèi)他又晉升為總督。他的經(jīng)歷清白無瑕。在1838年林則徐還沒有和西方打交道的經(jīng)驗，他有著一個從未犯過嚴重錯誤的人的強烈信心。他為人處世很講道德，有強烈責任感。這部分是因為他受了當時與他過從甚密的清帝國一些最嚴肅的知識分子的激勵。在京城，他和著名政治理論家魏源及其他一些深受儒家“今文”學派影響的學者組織過一個學社。
今文學派可以上溯到漢代（漢代人對當時尚存的儒家著作的可靠性進行過激烈的爭論）。有一學派堅持說，用“今文”書寫的經(jīng)籍是經(jīng)文的真文。另一派學者則相信，從孔子出生地附近一堵墻內(nèi)發(fā)現(xiàn)的用“古”文書寫的著作才是可靠的經(jīng)文。后一學派最終占了上風，部分原因是因為今文學家支持《春秋公羊傳》，此書對儒家思想比那更為世俗的《左傳》作了更多空想化的解釋。這場爭論到公元第三世紀才平息下來，它對于發(fā)展儒家思想起過重要的作用，宛如阿里烏斯教派異端之于中世紀天主教教義那樣重要。今文學家對經(jīng)典的注釋一直被禁止，直到十八世紀訓詁學家莊存與才恢復了這項工作。莊存與的一個嫡傳弟子名龔自珍，后者在鴉片戰(zhàn)爭時期繼續(xù)闡發(fā)今文學派的學說；龔自珍是林則徐的至友，也是該進步文社中的成員之一，這些學者在當時開始意識到正統(tǒng)的程朱理學對清帝國是一種致命的壓力。振奮精神需要道義上有所作為，但這種作為不是宋代玄學的“空洞”說教，也不是清代漢學枯燥的訓詁，而是倫常日用的治平之術。對這個道理的認識，最初并不是很清楚的，只是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康有為才大膽表達出來。這就要求人們擔負起重任，并且還要順應正在變化中的時代。今文學家從經(jīng)典中找到了“合時”一詞作為根據(jù)，這個概念在經(jīng)典著作中屢見不鮮，足以使人們相信他們的這個理論是可靠的，因為連孔子本人也認為人們只應在現(xiàn)代意義上利用古代事例。過去的范例不應盲從和附和，而應酌加修改，使其適合當前用途，此即“托古改制”。
林則徐認為，這個見解能使人們很容易地懂得利用西學和西方武器來保衛(wèi)中國文化。但是今文學派著作中充滿著神秘主義和道德主義的微妙混合物，這一點對他的影響尤其深。如果“君子”能正確地領會天意，他就能及時地召喚天道的宏偉力量來顯示奇跡?？傊ベt乃是代表上天的。因此我們在魏源著作中可以讀到這樣一段話：
“竹萌能破堅土不旬日而等身，荷蕖生水中一晝夜可長數(shù)寸，皆以中虛也。故虛空之力能持天載地。土讓水，水讓火，火讓風，愈虛則力愈大。人之學虛空者如之何？……一陰一陽者天之道，而圣人常扶陽以抑陰。一治一亂者天之道，而圣人必撥亂以反正。何其與天道相左哉？”［6］
人們的世俗的思與行之間總是脫節(jié)的，在思辨中的與在寫例行奏疏時的同一位哲學家也往往言行不一。但林則徐比大多數(shù)人更好地通過了這一關。就他那個時代的人而言，他把這兩方面結合得最好，他后來相信這樣一個信念：在與英國作戰(zhàn)時期上天是站在他一邊的；正象在此前幾個月那樣，他用這種同樣的道德熱情使道光帝轉變態(tài)度，接受了他的禁煙方案。
到1838年，道光帝對官員們的優(yōu)柔寡斷感到憤怒，對鴉片辯論未獲結論感到灰心。他所希望的是對問題的正反意見作出清醒的判斷，然后采取決定性行動，而林則徐7月10日的奏章正中他的下懷，因為林則徐開門見山地談到這場辯論的主旨。一方面，他完全同意寶興的意見。死刑是對吸煙者非常嚴酷的懲罰。但洋藥對于國家強盛畢竟是非常有害的。因為煙民是道德病態(tài)的人，因破壞法律而處決他是不對的。但是用死刑威脅他，恫嚇他除去這種惡習是對的?！胺蝤f片非難于革癮，而難于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怵心之法？”［7］ 在此之前，誰也沒有討論過煙癮的心理學，也沒有討論過戒煙問題。林則徐卻強調(diào)了這兩點。例如，他認為，雖可以用槍決相威脅，但吸煙之輩陷溺已深，會因戒煙痛苦而拖延到追悔莫及。因此，煙癮必須由國家?guī)椭鷣斫浣^。須開設戒煙院，從死刑的公布到實施以一年為期，其中又分為四個階段，愈到后來的階段加罪愈嚴。同時，在南方應加強反對煙販的斗爭。因為癮君子雖說到處都有，但關鍵仍在廣州。對廣州外籍走私販的處理應與本國走私販相同。他們畢竟是罪惡的淵藪。現(xiàn)在已不是用溫和手段對待他們的時候了，要把他們真正置于中國法律的管制之下。
這個包括多方面的綱領性文件有希望使禁煙奏效，因此林則徐立即奉召進京。他在京師受到不尋常的禮遇，他私人被道光帝召見竟達十九次。1838年12月31日，林則徐被任命為欽差大 臣。有一道上諭說明了道光帝授與這項非常任命的原因：
“昨經(jīng)降旨，特派湖廣總督林則徐馳赴粵省，查辦?？谑录?，并頒給欽差大臣關防，令該省水師，兼歸節(jié)制。林則徐到粵后，自必遵旨竭力查辦，以清弊源。唯該省窯口快蟹，或以開設煙館，販賣吸食，種種弊竇，必應隨地隨時，凈絕根株?！保?］
這幾點訓令是果斷徹底的。其意義可看作是，如有必要，準許林則徐使中國采取軍事行動。毫無疑問，道光帝和林則徐討論過這種可能性，不過他們不習慣于用“開戰(zhàn)”這個概念，即現(xiàn)代意義上的正式宣戰(zhàn)。他們認為英國人桀驁不馴，林則徐這次南行就是要駕馭和平息他們。如果形勢需要，他可以動用武力，但這不是他所希望的。他在1839年9月向道光帝陳奏說：“鴉片必須清源，而邊釁亦不容輕啟。”［9］ 避免危機的可靠辦法是靈活地兼用胡蘿卜和大棒，即“恩威并用”。正象林則徐對鴉片煙癮所作的分析那樣，這也有賴于應用心理學原則。正確地顯示一下清帝國無可比擬的道德力量，可以懾服外夷。從這兩方面看來，道光帝認為欽差大臣林則徐的威力在于確信可利用心理手段發(fā)動一場道德勸戒運動來禁絕鴉片。究竟如何才能不折不扣地做到這點，道光帝并不清楚。他贊同林則徐，也贊成這個措施，但其功過則將一如其他欽差大臣一樣，而由他的成敗來決定。禁煙必將成功，林則徐對此是毫不懷疑的。他為人剛直不阿，作事堅決果斷，這易于使英國人懾服，正象容易使本國鴉片商畏懼一樣?！皯?zhàn)爭”從來沒有成為考慮的問題。
?。?］ 斯賓士：《清代吸食鴉片概況》，載小韋克曼和格蘭特編：《中華帝國晚期的沖突和控制》。
［2］ 費正清：《中國沿海的貿(mào)易和外交》，第77頁。弗蘭克·金：《1845—1895年中國的貨幣和貨幣政策》，第140—143頁。
?。?］ 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戰(zhàn)爭評論》，第213頁。
［4］ 張德昌：《清朝內(nèi)務府的經(jīng)濟作用》，第258頁。
?。?］ 《清實錄經(jīng)濟資料輯要》，第533頁。這里有關于鴉片辯論的奏文和詔令，第527—533頁；更加完備的材料具見于蔣廷黻編的《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卷1第24—36頁。張馨保的《欽差大臣林則徐和鴉片戰(zhàn)爭》一書對這個問題作了很好的批判性研究。
?。?］ 魏源：《古微堂內(nèi)集》，卷2第6頁。
?。?］ 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戰(zhàn)爭評論》，第220頁。
?。?］ 《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5第17頁。
?。?］ 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戰(zhàn)爭評論》，第250—251頁。也參看張馨保著《欽差大臣林則徐和鴉片戰(zhàn)爭》，第140頁。
可以上溯到1820年，外事專家包世臣曾宣稱，蘇州有十萬名癮君子。1838年，林則徐堅持說，用洋藥者至少占中國人口的1％。但是比這些學者引用的數(shù)字更重要的是，到處出現(xiàn)了吸煙的情景。在通都大邑和貿(mào)易大道上，在人煙稠密的河流三角洲，吸煙現(xiàn)象不能忽視。因為吸煙所費不貲，它需要余暇時間和額外收入。因此，吸煙人往往是富有的紳士、中央政府的官員（有人說吸煙者占五分之一）、衙門胥吏（林則徐估計占五分之四）和士兵。朝廷一想到整個政府官員因吸煙而腐敗時感到震驚，對于銀錠外流量與日俱增的經(jīng)濟后果也感到驚恐。粗略地說，中國采用的是復本位幣制，即一千文銅錢依法應兌換銀一兩；但銀價在逐漸增長，所以到1838年，大約1，650文銅錢換銀一兩。因為土地稅一般用銅錢交納，但要用銀兩計算和上解給中央政府，因此，農(nóng)民必須繳納愈來愈高的賦稅，而國家收入則毫未增加。
兌換率的這種變化還有純屬國內(nèi)的原因。例如，云南銅礦開采產(chǎn)量下降，迫使政府鑄造更便宜的銅錢。銅錢質量變劣及其相應的貶值，要求有更多的現(xiàn)錢，所以在十九世紀開頭三十年，每年鑄造的貨幣多達十八世紀初的八倍。按格雷欣法則，銀因此在流通領域內(nèi)消失，這就增加了對銀的需要，從而也提高了銀的價值。［2］ 縱然銅錢本身的貶值完全說明了銅錢交換價值的損失的原因，但清朝官員仍把價值差額完全歸咎于鴉片貿(mào)易對中國所造成的白銀收支逆差。這種經(jīng)濟方面的擔心還夾雜著其它一些論證。例如，鴉片被視為外夷侵略的一個幫兇，是使人民意志消沉、“道德淪喪的毒藥”。象“邪教”一樣，鴉片破壞了中國固有的——即使人區(qū)別于禽獸、使中國人區(qū)別于外夷的——社會關系（倫理）。如果人民因吸煙而不斷深深陷入頹廢消沉之中，御史袁玉麟在1836年論證說：“父不能教其子，夫不能戒其妻，主不能約 其仆，師不能訓其弟……是絕民命而傷元氣也?！保?］
此外，洋藥貿(mào)易使官員和暴徒發(fā)生聯(lián)系，從而敗壞了公職。廣東情況特別是這樣，所以該省早在1826年就已建立了一支專門捕捉鴉片走私船的巡邏船隊。沒有過多久，這些巡邏船便讓走私船“快蟹”每月交納三萬六千銀兩而允許它們從身邊悄悄通過。因此巡邏船于1832年被撤消，五年之后，即當鄧廷楨想盡辦法要消滅走私時，又被恢復。麻煩的是這些海上巡邏船吸引住了一心想謀取暴利的所有貪贓枉法的官員。甚至水師提督韓肇慶也要為抽取傭金而轉運鴉片。廣州的大商號也被牽連在內(nèi)。這些商號唯恐洋藥危及它們的合法生意，確實設法不使自己過深地卷入洋藥貿(mào)易，但最后對此也滿不在乎了。許多商人都從事這種貿(mào)易，例如福建批發(fā)商、廣州布販、山西銀行家等：所有這些人在官方看來都是一丘之貉。
在公開記錄的下面尚潛藏著迄今并無文件可考的懷疑，即最初得到對西方貿(mào)易壟斷事業(yè)支持的廣州實業(yè)界，逐漸依賴鴉片；后來由于宮廷吮吸鴉片利潤，它進而使北京也依賴鴉片了。貪污腐化和高尚的道德原則常常共存于世界上的一些權力中心，因而這樣來聯(lián)系似乎是可信的。嘉慶年間（1796—1821年），廣州每年應交皇室的關稅余額為855，000兩銀子，此款比帝國境內(nèi)二十一個海關征稅的全部余額（銀2，261，000兩）的三分之一還多。因此人們可以推測，廣州有這么多官員都能得到利益，那么海關監(jiān)督勢必要上解一份給朝廷分享。［4］ 此外，從清代貿(mào)易初期開始，中國東南地區(qū)的商人就已經(jīng)和沿海罪犯緊密勾結在一起。這種勾結隨著廣州貿(mào)易制度的日趨穩(wěn)定曾經(jīng)有所減弱?，F(xiàn)在它又在重振旗鼓，使得被派去治理這個地區(qū)的清朝官員比以往更加確信，有個完整的當?shù)亍芭褔摺苯M織在幫助外夷腐蝕中國。
鴉片煙在十八世紀沒有獲得有效的禁止。1820年道光帝登極時被這種違法行為所震驚。他的憤怒影響到當時的兩廣總督阮元，后者曾把鴉片走私販從澳門驅逐到伶仃島。但在十九世紀整個二十年代，關于洋藥泛濫的報告不斷傳來；北京本地也公開出售，山西省有煙館，上海附近有走私買賣，甚至安徽各地山上也遍種著紅罌粟花。到1830年。道光帝也得知江南銀價上漲，第二年他下詔逮捕走私販以制止從廣州輸入鴉片，并命令恢復保甲制度和獎勵告密，以制止國內(nèi)種植鴉片。［5］ 這兩個措施都未能減弱暴利的吸引力，到1836年事情已很清楚了，“嚴厲”執(zhí)行現(xiàn)行法律并不能遏止洋藥的傳播。因此，在那年5月17日，北京的一位官員許乃濟大膽地建議說，禁止不是辦法。姑且不論道德問題，可是銀塊外流卻是實際問題，而這只有對鴉片貿(mào)易實行解禁并采取易貨交易才能預防。清帝立刻要求其他高級官員討論這個問題，他靜默地傾聽他們的辯論，不表態(tài)；以后這場辯論以這種或那種形式進行了兩年之久。
第一個是解禁問題。當時有兩種意見。解禁派辯解說，“空想的”實施禁令是不切實際的，除非皇帝愿意實行恐怖統(tǒng)治。繼續(xù)不斷的禁止只能使官員貪污腐化。最好的辦法是把握現(xiàn)實，用易貨交易的辦法獲得洋藥，然后把它置于海關監(jiān)督的壟斷控制之下。這樣，國家收入就會大量增加。這最后一點的確打動了道光帝的心，因為他是一位著名的主張節(jié)儉的人；但他又很自覺地模仿歷史上的英明君主，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所負的道德義務。因此，他更容易接受道德派的反對意見，即違法不是廢除法律的理由。世道可能是惡劣的，但這更是大膽恢復道德的理由。另一方面，如果鴉片被解禁，人們都要吸煙。
道光帝同意道德派的意見，下令駐廣州官員要更積極地執(zhí)行反對中國人走私和販賣的法律。這次禁煙運動的成績超出了北京的意料。到1837年1月，廣東按察使王青蓮四處查封煙店，使鴉片貿(mào)易幾乎銷聲匿跡，在這整個一年里有兩千個販煙者被捕。事實上，港腳商人掌握的洋藥確實供過于求，因此價格暴跌。雖然有一個外商因走私而被驅逐出境，但是這里的外國人仍然認為，中國人對此反正不會十分認真，并且會認識到實行解禁在財政上是正確的。特別是他們?nèi)匀粷M有理由地認為可以免予逮捕。雖然豁免權是個關鍵問題，但由于道光帝對從廣州呈遞的樂觀奏折產(chǎn)生了可以理解的懷疑，又由于他渴望這個問題獲得最終和徹底的解決，所以免予逮捕的范圍完全改變了。1838年6月2日，北京的另一位官員黃爵滋要求道光帝下令對煙民判以死刑，這引起了第二階段的鴉片辯論，即辯論如何根除鴉片的方法。到這時為止，只有販賣和種植鴉片者才受懲罰。黃爵滋爭辯說，這還不夠。只要有需要，寡廉鮮恥之徒就會竭力去迎合它。因此，一定要杜絕對鴉片的需要，即使它意味著千千萬萬的人死去也在所不惜。
這時，沈陽的韃靼族將軍（滿洲將軍）寶興向道德派提出了質問。他問道，你如何斷定誰是吸煙者呢？從這樣一條法律獲得好處的只是衙役和胥吏，因為他們可以利用這條法律勒索不幸的無辜者，或是利用它來報復宿怨。這樣做不行，要打擊的仍應是煙販和走私者，因為他們是問題的關鍵。應當認真地執(zhí)行現(xiàn)行法律即可，而不必另外頒布新的嚴刑峻法。這是個合理的勸告，但是道光帝知道，自從1820年以來走私者本已被逮捕，但洋藥仍然源源流入中國。空談執(zhí)行法律很容易，但另外還必須制定確切的執(zhí)行方法。另一方面，道德派的意見的確是激進派的意見，因為這些意見意味著國家對社會的最下層給予干預。這不但有些法家味道，而且還意味著把一件強有力的武器交給了不可能指望他們善于使用它的下級官員。難道那時沒有人能夠提出一個合理解決的辦法嗎？
在回答這個問題時，1838年7月10日聽到了另一個人的言論，此人就是湖廣總督林則徐。林則徐出身于福州一個家道中落的望族，這時他已有了出色的仕宦經(jīng)歷。1804年，他十九歲中舉。后來任巡撫佐幕五年，接著在京任三年多翰林院庶吉士。此后，由于朝廷賞識他作事有魄力，他的升遷較常格稍快：他歷任學政、（江南道）監(jiān)察御史、（浙江?。┑绬T、（浙江）鹽運使、（江蘇）按察使、（江寧）布政使、（河東）河道總督等職，直到尚在比較年輕的四十七歲時已升任為巡撫。五年之內(nèi)他又晉升為總督。他的經(jīng)歷清白無瑕。在1838年林則徐還沒有和西方打交道的經(jīng)驗，他有著一個從未犯過嚴重錯誤的人的強烈信心。他為人處世很講道德，有強烈責任感。這部分是因為他受了當時與他過從甚密的清帝國一些最嚴肅的知識分子的激勵。在京城，他和著名政治理論家魏源及其他一些深受儒家“今文”學派影響的學者組織過一個學社。
今文學派可以上溯到漢代（漢代人對當時尚存的儒家著作的可靠性進行過激烈的爭論）。有一學派堅持說，用“今文”書寫的經(jīng)籍是經(jīng)文的真文。另一派學者則相信，從孔子出生地附近一堵墻內(nèi)發(fā)現(xiàn)的用“古”文書寫的著作才是可靠的經(jīng)文。后一學派最終占了上風，部分原因是因為今文學家支持《春秋公羊傳》，此書對儒家思想比那更為世俗的《左傳》作了更多空想化的解釋。這場爭論到公元第三世紀才平息下來，它對于發(fā)展儒家思想起過重要的作用，宛如阿里烏斯教派異端之于中世紀天主教教義那樣重要。今文學家對經(jīng)典的注釋一直被禁止，直到十八世紀訓詁學家莊存與才恢復了這項工作。莊存與的一個嫡傳弟子名龔自珍，后者在鴉片戰(zhàn)爭時期繼續(xù)闡發(fā)今文學派的學說；龔自珍是林則徐的至友，也是該進步文社中的成員之一，這些學者在當時開始意識到正統(tǒng)的程朱理學對清帝國是一種致命的壓力。振奮精神需要道義上有所作為，但這種作為不是宋代玄學的“空洞”說教，也不是清代漢學枯燥的訓詁，而是倫常日用的治平之術。對這個道理的認識，最初并不是很清楚的，只是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康有為才大膽表達出來。這就要求人們擔負起重任，并且還要順應正在變化中的時代。今文學家從經(jīng)典中找到了“合時”一詞作為根據(jù)，這個概念在經(jīng)典著作中屢見不鮮，足以使人們相信他們的這個理論是可靠的，因為連孔子本人也認為人們只應在現(xiàn)代意義上利用古代事例。過去的范例不應盲從和附和，而應酌加修改，使其適合當前用途，此即“托古改制”。
林則徐認為，這個見解能使人們很容易地懂得利用西學和西方武器來保衛(wèi)中國文化。但是今文學派著作中充滿著神秘主義和道德主義的微妙混合物，這一點對他的影響尤其深。如果“君子”能正確地領會天意，他就能及時地召喚天道的宏偉力量來顯示奇跡?？傊ベt乃是代表上天的。因此我們在魏源著作中可以讀到這樣一段話：
“竹萌能破堅土不旬日而等身，荷蕖生水中一晝夜可長數(shù)寸，皆以中虛也。故虛空之力能持天載地。土讓水，水讓火，火讓風，愈虛則力愈大。人之學虛空者如之何？……一陰一陽者天之道，而圣人常扶陽以抑陰。一治一亂者天之道，而圣人必撥亂以反正。何其與天道相左哉？”［6］
人們的世俗的思與行之間總是脫節(jié)的，在思辨中的與在寫例行奏疏時的同一位哲學家也往往言行不一。但林則徐比大多數(shù)人更好地通過了這一關。就他那個時代的人而言，他把這兩方面結合得最好，他后來相信這樣一個信念：在與英國作戰(zhàn)時期上天是站在他一邊的；正象在此前幾個月那樣，他用這種同樣的道德熱情使道光帝轉變態(tài)度，接受了他的禁煙方案。
到1838年，道光帝對官員們的優(yōu)柔寡斷感到憤怒，對鴉片辯論未獲結論感到灰心。他所希望的是對問題的正反意見作出清醒的判斷，然后采取決定性行動，而林則徐7月10日的奏章正中他的下懷，因為林則徐開門見山地談到這場辯論的主旨。一方面，他完全同意寶興的意見。死刑是對吸煙者非常嚴酷的懲罰。但洋藥對于國家強盛畢竟是非常有害的。因為煙民是道德病態(tài)的人，因破壞法律而處決他是不對的。但是用死刑威脅他，恫嚇他除去這種惡習是對的?！胺蝤f片非難于革癮，而難于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怵心之法？”［7］ 在此之前，誰也沒有討論過煙癮的心理學，也沒有討論過戒煙問題。林則徐卻強調(diào)了這兩點。例如，他認為，雖可以用槍決相威脅，但吸煙之輩陷溺已深，會因戒煙痛苦而拖延到追悔莫及。因此，煙癮必須由國家?guī)椭鷣斫浣^。須開設戒煙院，從死刑的公布到實施以一年為期，其中又分為四個階段，愈到后來的階段加罪愈嚴。同時，在南方應加強反對煙販的斗爭。因為癮君子雖說到處都有，但關鍵仍在廣州。對廣州外籍走私販的處理應與本國走私販相同。他們畢竟是罪惡的淵藪。現(xiàn)在已不是用溫和手段對待他們的時候了，要把他們真正置于中國法律的管制之下。
這個包括多方面的綱領性文件有希望使禁煙奏效，因此林則徐立即奉召進京。他在京師受到不尋常的禮遇，他私人被道光帝召見竟達十九次。1838年12月31日，林則徐被任命為欽差大 臣。有一道上諭說明了道光帝授與這項非常任命的原因：
“昨經(jīng)降旨，特派湖廣總督林則徐馳赴粵省，查辦?？谑录?，并頒給欽差大臣關防，令該省水師，兼歸節(jié)制。林則徐到粵后，自必遵旨竭力查辦，以清弊源。唯該省窯口快蟹，或以開設煙館，販賣吸食，種種弊竇，必應隨地隨時，凈絕根株?！保?］
這幾點訓令是果斷徹底的。其意義可看作是，如有必要，準許林則徐使中國采取軍事行動。毫無疑問，道光帝和林則徐討論過這種可能性，不過他們不習慣于用“開戰(zhàn)”這個概念，即現(xiàn)代意義上的正式宣戰(zhàn)。他們認為英國人桀驁不馴，林則徐這次南行就是要駕馭和平息他們。如果形勢需要，他可以動用武力，但這不是他所希望的。他在1839年9月向道光帝陳奏說：“鴉片必須清源，而邊釁亦不容輕啟。”［9］ 避免危機的可靠辦法是靈活地兼用胡蘿卜和大棒，即“恩威并用”。正象林則徐對鴉片煙癮所作的分析那樣，這也有賴于應用心理學原則。正確地顯示一下清帝國無可比擬的道德力量，可以懾服外夷。從這兩方面看來，道光帝認為欽差大臣林則徐的威力在于確信可利用心理手段發(fā)動一場道德勸戒運動來禁絕鴉片。究竟如何才能不折不扣地做到這點，道光帝并不清楚。他贊同林則徐，也贊成這個措施，但其功過則將一如其他欽差大臣一樣，而由他的成敗來決定。禁煙必將成功，林則徐對此是毫不懷疑的。他為人剛直不阿，作事堅決果斷，這易于使英國人懾服，正象容易使本國鴉片商畏懼一樣?！皯?zhàn)爭”從來沒有成為考慮的問題。
?。?］ 斯賓士：《清代吸食鴉片概況》，載小韋克曼和格蘭特編：《中華帝國晚期的沖突和控制》。
［2］ 費正清：《中國沿海的貿(mào)易和外交》，第77頁。弗蘭克·金：《1845—1895年中國的貨幣和貨幣政策》，第140—143頁。
?。?］ 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戰(zhàn)爭評論》，第213頁。
［4］ 張德昌：《清朝內(nèi)務府的經(jīng)濟作用》，第258頁。
?。?］ 《清實錄經(jīng)濟資料輯要》，第533頁。這里有關于鴉片辯論的奏文和詔令，第527—533頁；更加完備的材料具見于蔣廷黻編的《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卷1第24—36頁。張馨保的《欽差大臣林則徐和鴉片戰(zhàn)爭》一書對這個問題作了很好的批判性研究。
?。?］ 魏源：《古微堂內(nèi)集》，卷2第6頁。
?。?］ 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戰(zhàn)爭評論》，第220頁。
?。?］ 《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5第17頁。
?。?］ 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戰(zhàn)爭評論》，第250—251頁。也參看張馨保著《欽差大臣林則徐和鴉片戰(zhàn)爭》，第1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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