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重寫秦漢史：出土文獻的視野》作為北京大學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叢刊之一，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12月3日，該書作者在北京大學李兆基人文學苑重新聚首，與同行學者一起交流寫作出版的旨趣與感想。會后，將各位的發(fā)言整理成稿，供想要進一步了解這本書的讀者參考。
陳侃理：
各位老師、同學，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
歡迎參加《重寫秦漢史：出土文獻的視野》新書出版座談會！
這本書從2013年開始立意編寫，約集作者，到2014年、2015年兩次在北大召開編輯工作坊，再到現在成書出版，前后超過10年。由于疫情防控的阻隔，我們有些作者彼此也好幾年沒見了。今天終于能夠在老地方重聚，非常開心，感慨萬千！
今天到場的，有第一章《文字發(fā)展》的作者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郭永秉教授、第三章《律令法系》作者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張忠煒教授、第四章《徭役制度》作者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凌文超教授、第六章《政區(qū)地理》作者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馬孟龍教授、第九章《里耶秦簡》作者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魯家亮教授。還有三位作者因為工作的原因無法來到現場，也都在線上參加座談，他們是：第二章《文書行政》作者中研院史語所的劉欣寧老師，她現在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第五章《軍事制度》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孫聞博教授，他正在日本訪學；第七章《信仰世界》作者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田天教授，她在陜西周原遺址帶學生田野實習。我是第八章《時間秩序》的作者陳侃理。
此外，在場的還有本書的責任編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毛承慈老師；我們的同行，也是今天的與談人清華大學歷史系的孫正軍教授、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的郭偉濤教授；還有兩位更年輕的與談人，都在讀研究生期間參與過書稿的編校，他們是湖南大學岳麓書院的李屹軒老師、北京大學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所的王景創(chuàng)老師。牛津大學圣安學院的中國學教授羅伯特·恰德老師也來了，他現在是我們歷史學系的人文特聘教授。還有其他老師和同學，為了節(jié)省時間，我就不一一介紹了。歡迎各位！
借著主持座談的機會，我先簡單說幾句，介紹兩個背景。
第一，《重寫秦漢史》這個書名是出版過程中才定下來的。從最初編寫這本書一直到向出版社交稿之前，我們各位作者都把書稿稱為《出土文獻與秦漢史》，改名為《重寫秦漢史》，不是說我們覺得已經“重寫”了，或者僅靠出土文獻和我們幾個人就能夠“重寫”。取這個書名，意思是要開一個頭，提出一份倡議、一個邀請。希望大家意識到，重寫歷史是每一代歷史學者必須要承擔的責任，而出土文獻的大量發(fā)現也使我們有條件、有義務、有信心去重新思考秦漢史中的重大問題。
第二，這本書是所有作者共同努力協作完成的，每一位作者都竭盡所能做出了同樣多的貢獻。我這個“主編”是為了出版方便，不得已掛名的。各章的觀點、創(chuàng)新屬于各章的作者，而各章也因為作者而呈現出不同的風格，看起來不那么整齊劃一。這實際上恰恰反映了所討論問題的特點和作者的風格，反而是本書的一個優(yōu)點。
借了“主編”的特權，我的編后感已經在《后記》里表達得比較充分了。作者們看到十年努力終于成書，一定也有很多感慨，卻還沒有機會發(fā)表。這次新書座談，就是想請作者們談一談寫作的心路歷程、心得體會以及對出土文獻與秦漢史研究的未來有什么看法、期許。我想大家一定有話要說的。
在此之前，我們還是先請本書問世不可或缺的功臣，也是這次座談會另一個主辦單位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代表毛承慈老師來說幾句。大家掌聲歡迎！
毛承慈：
各位老師，各位朋友，上午好，非常榮幸能作為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代表來和大家當面交流。我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出版敦煌西域文獻，目前在甲骨、金文、簡牘等方面，均有涉獵，且漸具規(guī)模，漸成系列。我接觸到這本書還要回到疫情時代。2022年4月，有一天接到了侃理老師的電話，他說出土文獻所打算出一套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的叢書，叢書框架設想宏大，我聽了以后非常高興，覺得未來大有可為，一方面又特別焦慮。最終感謝陳老師愿意等我們，信任我們。去年“雙十二”的時候，我收到了陳老師發(fā)送的《出土文獻與秦漢史書稿簡介》，看完編著旨趣、篇章結構和作者陣容，我第一反應是書很好，但書名起的過于謹慎了，不妨大膽一點。這本書所做的工作就是討論出土文獻給秦漢史研究帶來了哪些新內容，提供了哪些新思考，我直覺這是在做重寫秦漢史的工作，于是我就提出來能不能把書名改作重寫秦漢史。拿到書稿以后，證明我的判斷沒有錯誤。每個專題都高水平綜述了出土簡牘中的代表性資料和近年來對本領域的推進、潛力和前景展望。豐富飽滿、扎實縝密的學術梳理和反思毫無疑問會實現最初的設想，更新出土文獻與秦漢史研究學術范式，向重寫秦漢史邁進。叢書還有榮新江老師的《吐魯番的典籍與文書》剛剛出版，本月即將推出。明年我們還有兩本推出，希望大家關注。
書已經出版，影響正在持續(xù)發(fā)酵，我們是不是以五年為期來對《重寫秦漢史》進行修訂，推出第二版、第三版，等等，把這項事業(yè)繼續(xù)下去，希望大家能繼續(xù)把這些版本交給我們出版，我們將繼續(xù)做好編輯出版的服務工作。謝謝大家！
陳侃理：
謝謝毛老師！下面，我們就按照各章的順序，請作者依次發(fā)言吧！
《重寫秦漢史》出版座談會與會人合影
2015年編輯工作坊
郭永秉：
感謝侃理兄和北大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召開此次座談，讓我們這些多年的朋友能在疫情睽隔三年以后線下相聚。侃理主編這本書是真正的主編，不是掛名，居功至偉，深心敬佩，沒有他的始終不渝的初心，這本書不可能成書。從策劃構想到落實章節(jié)人選，從初稿閱看提出具體修改意見到校審核對統(tǒng)一體例，每一年的堅持不懈地催促大家到最后的幾輪校樣，都是他親力親為，這樣一個分居各個單位、各自都有比較繁忙的課業(yè)和研究、關注的范圍又比較分散的寫作共同體，能夠最終形成這樣一部有一定規(guī)模的書，確實很不容易。我自己拖稿比較久，很慚愧，每次年底收到侃理催稿信都很惶恐不安，十分感謝侃理和在座諸位多年的付出。
當然，這本書產生拖了十年，某種角度看也是一件好事。當時承諾撰寫的各位，在各自領域和題目上的認識都有很多提升，一方面是材料在這十年中刊布密集，另外也是自己的學力學養(yǎng)都在積累提高，十年前寫和今天寫，可能情況是大不相同，所以總體上我想這本書能代表我們幾個同事在相關問題上的最新看法。
就我這第一章來說，我當然也很感謝侃理能把文字納入秦漢史書寫的范疇中間。因為，過去寫史不會專門列一章談談文字狀況如何，除非先秦史，有的會介紹一些材料，比如寫殷商史肯定要談甲骨文。我以前追隨裘先生做過“戰(zhàn)國文字及其文化意義研究”的項目，所謂文化意義就是跟歷史社會等問題相關的，這個項目對我這一章的寫作還是頗有啟發(fā)的?！吨貙懬貪h史》把文字列為一章，有它特殊的意義，侃理的這個策劃可謂高瞻遠矚。
利用新出土文字資料來重寫秦漢歷史，與此后基本上利用傳世文獻和文字不成為識讀障礙的時代，情況不太一樣。這四百多年，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眾體具備”的文字時代，值得濃墨重彩地書寫。我在復旦上文字學課，給學生看課件，從睡虎地、銀雀山、阜陽、馬王堆、北大漢簡，一直放到?；韬钅沟暮啝?。我跟學生說：“你們看這些字，有沒有感到歷史在向我們迎面走來？”文字體式變遷中折射出來的時代歷史和社會的變化，文字字形、形體結構從蒙昧模糊逐漸清晰明了了，確實是非常直觀的。中古以下，文字定型了，便不會有這種觀感。這本身我覺得就是歷史的一部分。
文字的本體也與很多歷史問題相關，教育、識字、考課，文字規(guī)范整理，經學今古文學術文化問題，包括秦漢之際的古文所反映的歷史變革等等。這些內容在我這一章有所涉及，但因為認識淺顯，只能蜻蜓點水談一談粗淺的認識，寫得不見得到位，很希望得到讀者的批評。
劉欣寧：
很榮幸能參加這本書的寫作工作。八九年前的會議中討論“文書行政”時，尚且是一個讓人略感陌生的新領域，近年已經蔚然成熟，有許多優(yōu)秀的年輕學者投入此一研究。例如《史語所集刊》每年刊載的十數篇文章中，即有一兩篇或兩三篇屬于秦漢文書行政領域作品，比例堪稱突出。
“文書行政”是一個涵攝相當廣泛的領域，幾乎所有文書簡牘涉及的課題都可收錄其中。思慮過后，我決定聚焦文書的“溝通”機能，挑選三個主題進行寫作。即使如此，已占據本書龐大的篇幅。感謝主編的包涵，讓這篇文章的思路能夠完整呈現。
我十分認同本書編輯的理念，希望本文能以整體性的框架整合細碎化的個別考證，既協助初學者入門，也提供前沿性的思考。但這并不是一項容易的工作，由于個人的學術積累不足，耽擱出版進程，相當抱歉。希望本文的出版，至少提供一個批評改進的基礎。
“文書行政”是一個十分適合年輕學子的領域，只要愿意耐下性子仔細分析材料，即容易得到成果。我曾經被其他領域的學者問及：為什么你們能做這么枯燥無聊的工作？我想，一方面出于歷史學者純粹的好奇心，材料就在眼前，只要動手即能解答疑惑，為什么不做呢？一方面則是深信從單純的歷史現象之中，可以發(fā)掘與歷史大課題之間的聯系，而這也是我們必須時刻提醒自己的地方。
展望“文書行政”的未來發(fā)展，由于材料較豐，且具備重復性、格套化的特質，頗適合以數字人文工具進行研究。當然實際如何操作，仍需跨領域的合作設計與實驗。
張忠煒：
本章得以撰寫，源自侃理老師的誠意邀約，且有機會向諸位青年才俊學習，故承乏受命。從接受任務、撰寫、打磨到一校、二校、三校，正式出版，整整十年。這十年間，諸位才俊已然成為學界翹楚，忠煒得附驥尾，與有榮焉。
之所以能夠提出一己之見，完全是拜考古發(fā)現所賜。張家山M247簡牘的發(fā)現，使筆者有機會審視舊說，對律令與漢科等問題展開研究；兔子山七號井漢律木牘及胡家草場M12簡牘的發(fā)現，使筆者有機會繼續(xù)深化己說，對出土法律文獻的性質與漢律體系等展開新研。感謝考古工作者的辛苦付出！
就個人研究經驗而言，對于簡牘等出土文獻，在特別關注文字內容之外，還要關注文字外的信息。換言之，簡牘等資料是考古發(fā)現的一部分，需要從考古學的角度進行認識，這種認知傳統(tǒng)海外學者無疑積累更多。何四維、羅泰、風儀誠、冨谷至、籾山明等，可以說無不如此。借用張光直先生的話說，中國學者如要對社會科學做出重大貢獻的話，“頭一件要做的便是把西方社會科學學好。中國史料里面與社會科學有關的種種真理，不是不言自明的，也不是閉關自守的學究所能發(fā)掘出來的?！?/p>
寫作的初衷是想要給讀者提供認識便利，能否如愿，非個人所能掌控，誠心誠意地期待學界的批評；對于寫作的內容，也請讀者持審慎態(tài)度，因為它只是作者的一己之見，有心者若發(fā)現其中存在的問題，也可以“重寫”的。
周邦雖舊，其命維新，生生不息！
凌文超：
經濟史研究歷來是秦漢史研究的重點領域，近年來隨著簡牘文獻的增加，利用簡牘資料進行秦漢經濟史研究取得了長足進展。不過，十年前從事這方面研究的青年學者并不多。侃理兄注意到我曾經發(fā)表過一篇《秦漢魏晉“丁中制”之衍生》（《歷史研究》2010年第2期），便力邀我來寫作“賦役制度”這一章，以免這部書缺乏經濟史方面的內容。接到這一任務時，我心中實在是極為忐忑。原因有三：一是我當時的研究重心是走馬樓吳簡，在秦漢經濟史研究方面的積累非常有限；二是已有好幾部秦漢經濟史、賦役制度研究的著作，是初學者很好的入門參考書，要化繁為簡、推陳出新、深入淺出地用一章內容寫出新的入門讀物存在很大的困難；三是秦漢賦役制度在傳世文獻中的記載極為簡略，古往今來學者們從各個方面進行了各種可能性解釋，近年來隨著相關出土文獻的陸續(xù)刊布，更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相關研究也在諸多的爭議中常寫常新。
在各位學友的關心、鼓勵和幫助下，我邊學邊寫，總算是完成了相應的字數，便以“徭役制度”為題聊以塞責。至于賦稅制度方面，雖然我有一些積累，也發(fā)表過相關文章，但由于各種原因，并未一鼓作氣寫出來。因為在研讀過程中，我深刻體會到漢魏之際賦稅征繳雖在新出簡牘文書中有諸多記錄，但制度上的變革看起來極其劇烈而復雜，深刻影響到社會的方方面面，這一課題應成為今后一段時期研究的重點。據說侃理兄有編《續(xù)編》的計劃，希望今后有青年學者能夠接續(xù)完成這部分內容的寫作。
需要說明的是，在寫作前我雖對秦漢賦役制度研究的復雜程度早有預計，但在寫作過程中隨著新出簡牘文書中與賦役征派相關的內容越來越多，賦役征派逐漸成為秦漢史研究中的熱門話題。在新史料的帶動下，學界又得出了諸多新認識，無疑增加了本章的寫作和修改難度。加上對以往學術史進行梳理，不可避免地要對先行研究進行選擇和批駁，從而形成傾向性意見，因此本章蘊含了不少一己之見，有可能也不一定正確，希望讀者諸君多加留心，當然更期待大家的批評。提交初稿后，我依然想盡可能地將最新成果吸納進來，并且于2022年4月在英國訪學期間還克服困難有過一次增訂。但遺憾的是，拿到校樣后，實在無力在短時間吸納日新月異的研究成果，完成進一步修訂。因此，“徭役制度”部分的學術史回顧大抵截至2022年初。
本書的寫作，于我而言，不僅收獲了信任，也增長了見識，更增進了友誼。當拿到這本沉甸甸的書，我看到自己的名字忝列其中，既深感榮幸，又誠惶誠恐。希望我們的研究能為初學者提供一些合理的指引，少走一些彎路，避免一些深坑，當然更希望越來越多的人關心和從事秦漢史研究。
孫聞博：
時日已然模糊，場景卻很清晰。那是一次會議的晚餐之后，大家仍在交談，侃理師兄走來，邀請共同來做“出土文獻與秦漢史”的撰寫，具體負責“軍事制度”的專題。關于基本設想與寫作體例，當時交流及后來兩次工作坊上聆聽的信息始終一致。每一專題，首先是關涉的出土史料的基本介紹，然后是利用出土文獻可以解決秦漢歷史這一主題的哪些問題，并進行具體示范，最后是未來研究的展望。此章撰寫嚴格遵循這一精神，同時得到鼓勵和支持，立足既有研究基礎來開展工作，完稿較早。十年之間，材料不斷涌現，修訂始終不輟，唯論證及認識，基本未變，接受了初步檢驗。需要提到，秦漢軍制探討或非就制度而論制度，重在相關變遷對國家體制建構的影響，故詳略有所取舍，關懷也由軍制進而及于其他。
本書原擬書題為“出土文獻與秦漢史”，雖然樸實，但是凸顯了核心論題所在。相關研究固然持續(xù)開展，然從理論方法層面思考的文字，卻不多見。所言易被理解為利用簡牘等新材料來研究秦漢史，其實本質上是關于文獻學與歷史學的關系問題。文獻學、歷史學作為獨立的研究領域，各有邊界。文獻學立足文獻，研究最終也歸于文獻。歷史學立足文獻，研究最終指向歷史以及歷史解釋。文獻學依憑存見文獻，持論謹慎，是歷史學開展的堅實基礎，但同時也受到實際留存不那么完整的文獻的“限制”，較難作出通貫整體性的解釋，也較難對沒有留存文獻的那一部分世界予以洞察。歷史學雖同樣強調“凡立一義，必憑證據”，但更注重在扎實辨析和處理史料的基礎上透物見人，注重在落實時、地、人核心要素的基礎上對制度發(fā)展路徑與歷史發(fā)展趨勢的體察認知。只要切實處理好史料，即便材料在完整性上并不那么完美，歷史的發(fā)展路徑和基本方向還是可以嘗試把握的。以個人早先閱讀有關史料并略有實踐的古代史晚期研究為例，政治史辨析甚至可以發(fā)現不止一處其他語種史料在譯介中的翻譯疏誤，并予糾正。這出乎我當時的預料。由此，歷史學，特別是制度史、政治史研究，具有獨特的學科領域特征。制度史、政治史的威力，是不宜低估的。
至于出土文獻，過去常被稱為斷簡零篇。現在隨著新材料的數量增長和內容豐富，情況正在改變。閻步克先生曾說“中國歷史變遷的主題是什么呢？除了種族之外，我們認為就是其獨特的制度與文化。在這個意義上不妨說，中國歷史就是秦始皇和孔夫子的歷史，前者奠定了中國制度的基石，后者奠定了中國文化的主調”（《波峰與波谷》“序言”）。簡帛材料中的古書部分，呼應文化，現在不僅《尚書》，連失傳甚久的《樂》書也有所發(fā)現了。簡帛材料中的文書部分，呼應制度，現在不僅制度依據的法律文獻不斷有新發(fā)現，而且制度實際運作的行政文書、司法文書也有大量出土。2022年3月，《日就月將：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青年學者訪談錄》出版前夕，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曾囑提交一段視頻，當時在祝賀同時，提到“出土文獻對中國古代研究、特別是早期方面會產生一些結構性的影響”。這里所言，首先便是指對史料結構的重大影響。
而就秦漢史而言，這是一個在經歷空前歷史大變革下結束紛亂、完成統(tǒng)一、建立起中央集權的強盛王朝的歷史時期，影響后世深遠，對理解今日也頗為關鍵。秦漢文明最重要的內容之一是官僚制，涉及皇帝制度、律令體系、文書制度、官僚組織形態(tài)、地方行政和基層治理，但史書對“有司存焉”的上述內容涉及不多。秦漢歷史的真正面相由此隱沒。出土文獻的意義在重估，為重估秦漢在中國古代史、中國史的地位意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條件。
現在技術發(fā)展迅速，學術研究與歷史學均遭遇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zhàn)。對此，謹以兩句舊語作結：
提高了效率，但對思考要求更高，對問題的解決程度要求更高，對“人”能夠做出怎樣的獨立的創(chuàng)造性貢獻，要求更高。
世界精彩有趣，仔細體會，多樣之下、急速變動之中，總有一些永恒的東西。
馬孟龍：
出席這個會議，我內心非常激動，因為終于盼到這本書的出版。與其他作者大多經歷陳侃理先生的催稿所不同，我是第一個交稿的作者，那是在2015年，此后我陷于漫長的等待。
這本書各章的寫法并不相同。我負責的“政區(qū)地理”一章主要采用學術史綜述的形式，回顧了上世紀70年代至本世紀初，出土文獻發(fā)現對秦漢政區(qū)地理研究的推動作用。由于這種寫法，就要通覽前人研究，總結出一套敘述體系。2015年以后，幾乎每一年都有重要的秦漢出土文獻公布，隨即產生大量研究成果。這就給我負責的這一章帶來比較大的麻煩。一是我脫離了高效的單身青年學者狀態(tài)，不僅成家生子，還要承擔比較繁重的教學、科研任務，很難像以往那樣隨時追蹤最新研究。二是新的出土文獻公布，有時會顛覆以往的認知體系，這就要求我隨時改動本已穩(wěn)固的章節(jié)架構，甚至“牽一發(fā)而動全身”，一處改動，要涉及好幾處行文調整。對此我深感力不從心。所以2015年以后，我每次見到陳侃理先生都要問他書籍何時出版，還能不能出版。跟大家不同，我是一直在催促主編，以至于陳先生最后都躲著我了。
回歸到我所寫的這一章，我認為還是做了一件比較有意義的事情。早在我讀研究生期間，看到日本學者佐竹靖彥主編的《殷周秦漢史學基本問題》，覺得這種選擇某一斷代歷史學者，就自己精通領域進行專題綜述的形式，非常有助于初學者進入相關專深的議題。另外，就秦漢政區(qū)地理而言，其研究格局早已定型——這就是以譚其驤先生的秦郡研究、周振鶴先生的西漢政區(qū)研究、李曉杰先生的東漢政區(qū)研究為基礎的秦漢政區(qū)體系。由于上述學者在思考相關問題時，幾乎囊括了所有傳世史料，導致很長一段時間內學界難有突破性進展。譚其驤先生奠定的秦郡體系，甚至主導學術界60余年。然而，隨著21世紀初相家巷秦封泥、張家山漢簡、里耶秦簡、岳麓秦簡的公布，這個局面開始變化。特別是秦封泥、里耶秦簡、岳麓秦簡出現的新郡名，掀起一波秦郡研究的熱潮。而晏昌貴先生對張家山漢簡《秩律》開創(chuàng)性的研究，隱約指示出一條重新理解漢初政區(qū)體系的新路徑，我預感到一場前所未有的“大變局”即將到來，而這種變局的產生，毫無疑問是由于出土文獻的推動而產生的。
2013年，陳侃理先生來復旦大學參加第二屆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論壇，跟我提到他有組織一批青年學者就自己熟悉的領域寫一寫出土文獻如何推進相關研究的想法。希望由我承擔“政區(qū)地理”這一專題。他的想法與我“一拍即合”，我欣然接受。2014年冬在北京大學召開第一次“出土文獻與秦漢史”書稿籌備會之后，我便開始系統(tǒng)收集上世紀70年代以來，與政區(qū)地理相關的出土文獻研究成果。應該說，截止到2014年，利用出土文獻進行的秦漢政區(qū)地理研究成果還比較少，所以工作量并不大。我很快就擬定了秦代政區(qū)、漢代政區(qū)、新莽政區(qū)研究的敘述結構，不到一年就把書稿完成。2015年冬，陳侃理先生召集大家來北大開書稿的第二次籌備會，本來是想讓大家交一個章節(jié)大綱，結果沒想到我當場交稿，從而開始了他長達數年被我不斷催促的經歷。
當然，我不得不承認，我所負擔的這一章仍有不足。那就是在2015年以后，隨著新材料的不斷公布，利用出土文獻進行秦漢政區(qū)研究的論著、學位論文呈現“井噴式”增長。毫不夸張地說，近8年相關成果的累積，已經超過了此前40余年所有研究成果的總和。而對于這些成果的吸收，我已感到力不從心。所以我所負責的“政區(qū)地理”一章，呈現的是十年前的學術狀態(tài)。這與之前郭永秉先生說，他那一章反映了他最新思考有所不同。對于近8年的研究，我主要補入了一些我認為非常重要的研究，以及我個人的研究，所以無法全面反映當下學術動態(tài)。對此，我只能向各位讀者道歉。陳侃理先生曾安慰我說，一代學人有一代學人的使命。我的使命可能止步于此，我非常期待能有后來人接續(xù)我的步伐，補上學界最新發(fā)展！
最后，我要向陳侃理先生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毛承慈編輯表示感謝，他們讓我十年前的愿望終得實現，并讓我有幸忝列于各位青年才俊之中。
田天：
以“信仰世界”為題的一章，由遣策、祭祀文本與病方三部分組成，指向生死觀、神靈世界與祝由術三個問題。比起整理神靈系統(tǒng)或祭祀儀節(jié)，本章更希望呈現時人如何理解并處置他們所面對的世界。
第一部分“遣策與生死”建立了遣策與葬禮的關系，更希望通過這一思路，將出土文獻作為墓葬和隨葬品的一部分來看待?！凹漓肱c神靈”一部分則試圖拆散系統(tǒng)和關聯性，做因材料充分才會形成的更保守具體的解釋?！安》脚c祝由”部分寫作時，我剛剛開始接觸病方類古書，想法尚未成形，處理得相對簡單，需要近年的研究來補足。
在學生時代，出土文獻總被當成一種特殊史料。到了今天，在秦漢史研究中，出土文獻已經是也應該是基本史料。似乎可以說，出土文獻研究早已過了自證重要性的階段，然而“新問題”并不天然伴隨新材料而來。在整理、疏通材料之外，如何建立新的解釋，并呈現對一個時代整體面貌的不同認識，值得琢磨。本章不是總結，亦不希求提供唯一確定的答案，而是嘗試以大線索串聯材料，使之成為下一階段研究的開始。
魯家亮：
第九章最開始的設想是做“區(qū)域社區(qū)”這個題目，原計劃將不同時段、地域的簡牘文獻資料進行系統(tǒng)清理后，就秦漢時代不同區(qū)域的社會面貌作一個嘗試性的介紹。但是難度很大，很多問題當時沒考慮清楚（其實現在也沒）。2015年，初稿審定會時，馬孟龍兄拿出了他那章的初稿，作為評議人我感覺壓力很大?；貋砗?，就動手從最熟悉的里耶秦簡開始寫。這部分完成之后，發(fā)現這章的體量已經很大，遂偷懶改變了寫作思路，以一批重要簡牘材料為切入點，來介紹簡牘文獻與秦漢史研究的推進情況。中途還想過用“個案研究”作題目，感覺也不是很合適。初稿在2016年完成之后，拿到研究生的課上去講，受眾是整個中國史方向研一的研究生，從他們那里獲得了比較好的反饋，更堅定了這一思路。這是這章題目用“里耶秦簡”的由來，看上去和其他章名很不一樣，有“拆臺”的嫌疑，這里要特別感謝這本書的策劃者侃理兄的包容。
我想這本書編寫的初衷并沒有變化。除了給同行看，接受同行的批評外，另外一個重要目的是要給初入門的同學們看，為他們進入秦漢出土文獻與秦漢史研究這個領域提供便利。這幾年上課期間，我一再向聽課的同學推薦這本書，提前打廣告，但是不少同學畢業(yè)都畢業(yè)了，我們這本書還沒出來，所以近兩年我都不好意思再打廣告了。這本書的預告剛出來的時候，就有同學問我借書，想看看孟龍兄的那章，給自己博士階段的中期考核作更充分的準備；還有本科大四的同學問我，想看看侃理兄那章的細節(jié)，因為她的畢業(yè)論文想討論相關領域的問題，期望從中獲得啟發(fā)?，F在書出來了，真心希望這本書目前呈現的內容可以滿足這些同學的需求。更值得期待的是，我們這本書中提到但沒有充分展開的內容，可以成為他們未來研究的基礎和起點。
孫正軍：
非常榮幸有機會參與本次座談。正如剛才孟龍老師所提到的那樣，拿到書的第一感覺也是想起日本學者佐竹靖彥、谷川道雄等主持編寫的“中國史學的基本問題”叢書。那套叢書對包括中國學者在內的中國史研究者都啟發(fā)很大，相信侃理老師主編的這冊《重寫秦漢史》，也能為今后的秦漢史研究奠定新的起點。
認真讀完全書之后，收獲非常多，無論是之前完全陌生的領域，還是有所了解的問題，都獲得許多新知，可以說在相當程度上“重寫”和“更新”了我所認識的秦漢史。全書在以下三個方面表現得尤其突出。其一，關注重點，聚焦大問題。雖然受限于篇幅，并非所有秦漢史領域的重要問題都有涉及，但現有章節(jié)處理的問題，無論是文字發(fā)展、文書行政還是律令法系、政區(qū)地理，無論是徭役制度、軍事制度還是信仰世界、時間秩序，都是具有一定輻射性的問題，對認識其他具體問題乃至秦漢史整體，都不可或缺。其二，要言不煩，重點突出。書中所涉及的問題，很多都非常復雜，需要大量文字才能說清。但書中表述大抵言簡意賅，以區(qū)區(qū)2-3萬字便將相關問題梳理得很清楚，且能突出重點、難點。其三，全書梳理學術史，不僅羅列相關領域的具體成果，且富有反思意識，不僅反思具體觀點，在研究方法上也飽含反思。這種反思意識不僅深化了對相關成果的理解，同時對后來研究也多有啟示。
前面好幾位發(fā)言人都提到《重寫秦漢史》目前涵括的內容還比較有限，未來可以續(xù)編、補編，對此我也深有同感。一方面，就作為本書副標題文眼的“出土文獻”而言，目前所處理的出土文獻大抵以簡牘資料為主，兼及帛書、石刻、銅器、陶器、官印、封泥、骨簽等，均為出土文字資料。而與秦漢史相關，迄今還出土了大量圖像資料，如畫像石、畫像磚、壁畫、雕塑等等。這些圖像文獻不僅有助于藝術史研究，對認識諸如秦漢思想、政治、物質文化、中西交通等問題也大有助益，期待將來能將這類出土文獻納入視野。另一方面，就本書涉及的具體問題而言，感覺還有不少專題可以補入。譬如制度，出土文獻對于秦漢地方官制研究的推動無待贅言，可以說具有顛覆性意義，即便對中央官制而言，如果對比安作璋、熊鐵基兩位先生的《秦漢官制史稿》，可以發(fā)現很多出土文獻所見官職均不見于《史稿》。此外，與官員管理相關的問題，如二十等爵制、俸祿秩級、禮儀待遇等，出土文獻也大大更新了過往認識。又，關于古書成書及流傳，由于典籍簡的大量出土，這已成為當下先秦秦漢史研究的熱門課題，缺少對此問題的梳理，不免存有遺憾。此外，區(qū)域史研究，這在其他斷代史均允為熱點，即便在出土文獻較少的中古史領域，基于石刻文獻的區(qū)域史研究也已經如火如荼展開。考慮到出土簡牘材料極為集中，且前后延及數個世紀，我們完全可以期待基于簡牘等出土文獻的中國版《蒙塔尤》或《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能在不久的將來橫空出世。
魏收在撰完《魏書》后，拿給好友、北齊重臣楊愔看，楊愔評價道：“此謂不刊之書，傳之萬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為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耳?！睏類质菑氖窌w例的角度評價《魏書》，故有所褒貶，不過若從保存史料、豐富認知的角度看，毋寧認為《魏書》記載越多越好。對于《重寫秦漢史》，也當作如是觀，希望有更多內容納入其中。期待主編及各位作者奮其余勇、再接再厲，也期待其他秦漢史研究者接踵而興、共襄盛舉，早日推出《重寫秦漢史》的續(xù)編、補編，嘉惠學林！
郭偉濤：
參與《重寫秦漢史》的出版和座談活動，我非常榮幸，這是一個深度學習的寶貴機會。這次既見證了一本注定要對秦漢歷史研究產生重要影響的新書的面世，又近距離聆聽了各章作者的高論，更深切地了解到編纂這本重要著作的初衷和深意。
各章作者都是奮斗在相關領域第一線的中堅學人，基本上也是各章主題寫作的最合適人選。設若另起爐灶，重寫《重寫秦漢史》，恐怕也很難找到更合適的作者群。這是《重寫秦漢史》的一大特色。
《重新秦漢史》既涵蓋了律令司法、軍事徭役、政區(qū)地理等傳統(tǒng)領域，同時又涉及文字發(fā)展、文書行政、時間秩序等傳統(tǒng)上較少關注的新興主題。既延續(xù)舊的范式，又催發(fā)了新的起點。書的內容也是如此，既有對過去研究的全面回顧，同時又融入了作者的新思考和新認識。陶冶舊學、升華新知，是《重寫秦漢史》的另一大特色。
我昨晚認真讀了《重寫秦漢史》的“前言”，現在又聽幾位老師對編寫經過的回顧，能深切感受到主編陳侃理老師的極敏銳的學術感覺和問題意識。期待陳老師在五年或者十年之后，推出《重寫秦漢史》的“續(xù)編”。使“重寫秦漢史”不斷得到“重寫”，也使“重寫”成為經典的學術品牌。
《重寫秦漢史》的“續(xù)編”果真動筆的話，我有兩個建議。一是增加新的主題，如財政史、環(huán)境史、民族史、制度史等等。二是仿照《重寫秦漢史》第九章，魯家亮老師負責的《里耶秦簡》，應該為每一（大）批秦漢簡帛文獻做一個較為詳細的導讀。一方面借鑒“二十四史導讀”“十三經導讀”那種傳統(tǒng)的文獻學方式，另一方面著眼于為初學者掃除障礙，讓初學者和秦漢史以外領域的學者，也能夠較為順利地利用秦漢簡帛文獻。當然，也可以擴展至簡帛之外的其他出土文獻。這個設想如果實行，那可能將是另外一本單獨的書了。
李屹軒：
今天十分榮幸能夠參與《重寫秦漢史》的新書座談會。之前老師們提到，《重寫秦漢史》從開始醞釀到真正付梓，經過了一段比較長的孕育過程，我亦有同感。此前我參與本書的校對工作時，還是在讀的博士研究生；如今拿到新書，已經正式走上了研究崗位。在不同的學習階段閱讀這本書，收獲與體會也有所不同。
《重寫秦漢史》對于入門階段的學生應該起到了很好的指示門徑的作用。一方面，本書提示了所涉及的問題領域的基本材料和重要問題，建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認識框架。即便有的認識框架不能涵蓋問題領域的全部內容，但也足以提供一個認識的基點。之后讀者再看到相關的材料與研究，就能很快聯想到其背后的學術史。另一方面，本書所敘述的學術史經過精心去取，替讀者做了一番“披沙揀金”的工作。出土文獻研究由于材料的零散性及問題的分散性等原因，學術討論往往呈現“碎片化”的面貌。想要從中梳理出一條清晰的線索，需要執(zhí)筆者在概覽全局的基礎上，挑選出其中最有價值的部分，將之用問題串聯起來。這是很多資料索引式的概述書難以做到的?，F在我閱讀里耶秦簡，涉及文書行政與遷陵縣的基本機構設置情況，就會拿出本書來參考。
同時，《重寫秦漢史》對于起步階段的研究者也會有積極的刺激作用。本書所涉及的問題十分廣闊，涵蓋了大部分出土文獻研究的重要領域，但也有一些令人意猶未盡之處。如老師們所言，80后一代學者的共識，是閱讀出土文獻，不能僅看釋文，必須結合圖版。但看圖版顯然還不是簡牘閱讀方式的終點。在此基礎上，讀取簡牘的物質形態(tài)信息，從簡牘形制與生成過程的角度，來深入挖掘出土文獻的歷史信息，進而在研究方法上作出革新，應該是未來學者可以努力的方向。
總而言之，《重寫秦漢史》為出土文獻與秦漢史研究提供了更高的起點，也樹立了榜樣。期待未來隨著簡牘材料的更新與學術范式的進步，我們能不斷以不同的方式“重寫秦漢史”。
王景創(chuàng)：
非常感謝陳老師提供的與談機會。我博士畢業(yè)留校，負責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所資料室的建設工作。收到《重寫秦漢史》，第一時間將書貼條上架。各位作者此前多次聚首于資料室，醞釀本書，討論寫作。資料室已在近期完成初步建設，對外開放閱覽。借此機會，我也想邀請作者們重游故地，參觀資料室的新面貌。
我在博士期間參與《重寫秦漢史》的通校工作，當時主要是抱著學習的心態(tài)來閱讀里面的內容。畢業(yè)后積累了點工作經驗，才開始理解到這本書在學界的意義。今年5月份與毛承慈老師一起負責《北大秦簡》新書宣傳工作，我們經常提到的一句話是“北大秦簡是跨學科、跨單位合作整理的典范”。我想這句評價也可以挪用到《重寫秦漢史》這本書上。上世紀70年代多次舉全國學者之力整理出土簡帛，本書序言提到了這一現象。與此類似，北大秦簡在整理過程中陸續(xù)邀請各領域的學者的參與，也接上了這一優(yōu)良傳統(tǒng)?！吨貙懬貪h史》的編撰也是在探索一種既開放包容、又穩(wěn)定持久的合作模式。非常期待這種相互促進的學術氛圍能一直在北大這個平臺延續(xù)下去。
剛才幾位老師提出了出版續(xù)編、新設專題的設想，我也非常認同。我的閱讀感受是《重寫秦漢史》的主體部分為我們繪制了秦漢國家統(tǒng)治各個環(huán)節(jié)的新圖景。在此之“下”是否也可以探索分析民間社會的“自生秩序”？田天老師一直強調擴展秦漢史研究材料邊界的重要性，因此她撰寫的“信仰世界”一章在本書中比較獨特，為我們展現了秦漢世界更加細密的面貌。
我自己注意到秦漢出土簡牘一部分反映了當時的風俗民情，比如節(jié)日干支早期相對離散，某些郡可以自主定立節(jié)日干支，與國家意識形態(tài)之間缺乏直接聯系；王莽改制則將節(jié)日重新整合在國家統(tǒng)治體系中，賦予其政治內涵，取代了節(jié)日自身的風俗內涵；東漢國家對節(jié)日的控制有所松動，但進入曹魏有重新開始要求統(tǒng)一的秩序。節(jié)日在“約定俗成”與“齊風易俗”之間搖擺不定，反映了國家干預與社會風俗之間的“拉鋸”。結合出土簡牘與東漢《風俗通義》等材料，似乎也有機會重新描述秦漢社會風俗的新面貌。
要將這種在傳統(tǒng)歷史研究中“非主流”的課題研究好，應該堅持本書序言所提倡的“用材料引發(fā)問題，用問題駕馭材料”的方法，開闊自己的視野，反思提問的方式，提高串聯材料的水平。滿足這幾點，即便再小的題目，也能成為更多歷史學者討論的起點。
羅伯特·恰德：
這不是我的專業(yè)，但我有興趣。我有一些小問題，剛才聽大家的發(fā)言，很多已經回答了。沒錯，對于外行來說，在學問門檻外設置臺階是很重要的。希望這本書的路子可以繼續(xù)發(fā)展，讓我們“門外漢”也能夠享受新的成果。
當然，這個領域也不好搞，因為它老有新材料出來，而且常常是突破性的，完全改變原來的想法。我覺得政區(qū)問題很有趣，漢初搞得非常細，是不是有從秦一直傳下來的專業(yè)知識、專業(yè)技術流傳下來？這些東西又是什么時候失傳的？
我們老說魏晉南北朝，其實我的感覺，秦漢到魏晉是一個階段，東漢到魏晉是延續(xù)的，魏晉之后有一個大斷裂。墓葬、井里為什么會埋藏簡牘，之后有為什么沒有了，這個問題很有意思。
陳侃理：
正好今天下午郭偉濤老師的報告就會講到這個問題，到時候歡迎您再來參與討論。謝謝羅伯特老師！
因為時間已經超過計劃很多了，今天上午的座談就到這里。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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