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虛妄古之實論，譏世俗漢之異書"
《論衡》一書為東漢王充（27-97年）所作，大約作成于漢章帝元和三年（86年），現(xiàn)存文章有85篇。
東漢時代，儒家思想在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里占支配地位，但與春秋戰(zhàn)國時期所不同的是儒家學說打上了神秘主義的色彩，摻進了讖緯學說，使儒學變成了"儒術(shù)"。而其集大成者并作為"國憲"和經(jīng)典的是皇帝欽定的《白虎通義》。王充寫作《論衡》一書，就是針對這種儒術(shù)和神秘主義的讖緯說進行批判?！墩摵狻芳氄f微論，解釋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即以"實"為根據(jù)，疾虛妄之言。"衡"字本義是天平，《論衡》就是評定當時言論的價值的天平。它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虛實之分"（《論衡。對作》篇）。因此，它是古代一部不朽的唯物主義的哲學文獻。
正因為《論衡》一書"詆訾孔子"，"厚辱其先"，反叛于漢代的儒家正統(tǒng)思想，故遭到當時以及后來的歷代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冷遇、攻擊和禁錮，將它視之為"異書"。
漢儒思想體系是董仲舒提出的唯心主義哲學思想，其核心是"天人感應"說，由此生發(fā)出對其他一切事物的神秘主義的解釋和看法。"天人感應"的要旨就是"天帝"有意識的創(chuàng)造了人，并為人生了"五谷萬物"；有意識地生下帝王來統(tǒng)治萬民，并立下統(tǒng)治的"秩序"。
《論衡》書從宇宙觀上反對這種見解，針鋒相對的提出：
天地萬物（包括人在內(nèi)）都是由"氣"構(gòu)成，"氣"是一種統(tǒng)一的物質(zhì)元素。"氣"有"陰氣"和"陽氣"，有有形和無形，人、物的生都是"元氣"的凝結(jié)，死滅則復歸元氣，這是個自然發(fā)生的過程。由"氣"這個物質(zhì)性的元素出發(fā)，《論衡》指出："天乃玉石之類"的無知的東西，萬物的生長是"自然之化"。天地、萬物和人，都是由同一的充塞于宇宙中的氣形成，而且是在運動的過程中形成，所以，"外若有為，內(nèi)實自然"。而人與天地、萬物不同的是"知饑知寒"，"見五谷可食之，取而令之；見絲麻可衣，取而食之"。所以，人和五谷不是上天有意創(chuàng)造出來的，而是"氣"的"自然之化"?！墩摵狻窌紫葟挠钪嬗^上否定了"天人感應"的"天"，還世界的物質(zhì)性面貌。不過，《論衡》書中所描述的宇宙觀，是一種自然主義的宇宙觀："天地合氣，物偶自生也"，"及其成與不熟，偶自然也"（《論衡。物勢》篇）。所以，這種宇宙觀只能是人能利用自然，輔助"自然之化"，但終究不得不聽命于自然力的支配。這是古代唯物主義的最大缺陷。
"天人感應"的"天"既造出了人，那么第二點就要降下帝王來統(tǒng)治人，因此就要把君權(quán)神化。他們提出了一種"符瑞"說，即把一些想像的和自然的事物，如龍、麒麟、鳳凰、雨露、嘉禾、芝草等等，稱之謂帝王的"受命之符"。如：夏的祖先是其母吃了一種叫做"薏苡"的草生下的，的祖先是其母吞吃了燕子的蛋而生的，漢高帝劉邦是其母在野地里和龍交合而生，東漢光武帝劉秀是生而室內(nèi)有光等等。《論衡》書針對這種荒唐之言指出："薏苡"、"燕卵"根本不能生人，龍與人也不是同類，"不相與合者，異類故也"。"天地之間，異類之物相與交接，未之有也"，"何則？異類殊性，情欲不相得也"（《論衡。奇怪》篇）。所以，要同類的東西才能交合。人都是由父母生的，帝王亦不例外，所謂"圣人更稟氣于天"，乃是"虛妄之言"，不足相信。既然天、人、物三者不是同類，不能相合，那么與"符瑞"也就毫不相干了。
《論衡》書中關(guān)于物種交合和生產(chǎn)的說法雖然談不上是科學的知識，只是一種直觀的自然描述，但這種直觀的觀察都是很真切的。而且，這種見解需要極大的理論膽識，因為他把帝王赤裸裸地搬到了地上，這是"非圣無法"、"誹謗圣朝"之罪，是要遭殺身滅門之禍的。所以，王充及其《論衡》書的偉大之處也在這里。
漢儒的"天人感應"說在社會歷史觀上就是"天人合一"的"道統(tǒng)"觀。如果統(tǒng)治者取得了這個"道統(tǒng)"，即奉天受命，并有足夠的"德教"力量維護這個"道統(tǒng)"，社會就太平。如果統(tǒng)治者沒有足夠的"德教"力量維護這個"道統(tǒng)"，社會就變亂，新的統(tǒng)治者就取而代之，并把這個"道統(tǒng)"重新延續(xù)下去。這樣，"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社會觀和"一治一亂"的歷史循環(huán)論獨特地結(jié)合到了一起。這種社會歷史觀的實質(zhì)就在于"同姓不再王"，世界上沒有萬世一系的帝王，但統(tǒng)治階級的對萬民的統(tǒng)治卻是萬古不變的?！墩摵狻窌鴮@種社會歷史觀持批判的態(tài)度。它認為社會治亂的原因是寓于其本身之中，而不在于"人君"的"德"、"道"；相反地，"人君"的賢不肖是由社會歷史所決定的。"世之治亂，在時不在政；國之安危，在數(shù)不在教。賢不賢之君，明不明之政，無能損益"（《論衡。治期》篇）。而自古而然的"一治一亂"同樣是自然的現(xiàn)象，不是取決于"上天"或人的意志。
《論衡》書是從自然主義的唯物論出發(fā)來論述社會歷史發(fā)展的。從其承認客觀物質(zhì)的力量來說明社會歷史是個不依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客觀發(fā)展過程，否定"天"和"人君"是歷史發(fā)展的力量，否定"德"和"道"及"天不變、道亦不變"這一點上來說是正確的。但其把社會歷史的發(fā)展過程歸結(jié)到"時"和"數(shù)"上，認為是一種盲目的自然力量在起作用，否定了一定社會的階級、集團和個人在社會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的作用，這顯然是不正確的。因之，《論衡》中的社會歷史論述是帶有唯物主義因素的自然宿命論的社會歷史觀。
《論衡》書不僅對漢儒思想進行了尖銳而猛烈的抨擊（但它并不完全否定儒學），而且它還批判地吸取了先秦以來各家各派的思想，特別是道家黃老學派的思想，對先秦諸子百家的"天道"、"禮和法"、"鬼神與薄葬"、"命"、"性善和性惡"等等，都進行了系統(tǒng)的評述。因此，后人稱《論衡》書是"博通眾流百家之言"的古代小百科全書。
盡管《論衡》書不可能擺脫當時時代的局限，用自然主義和直觀的觀察來描述世界，特別是在社會歷史觀上基本是唯心論的，但它產(chǎn)生在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歷史時期，即封建國家處于統(tǒng)一和強大、儒學與讖緯神學相結(jié)合，成為統(tǒng)治階級的正統(tǒng)思想的時期，它敢于宣布世界是由物質(zhì)構(gòu)成的，敢于不承認鬼神的存在，敢于向孔孟的權(quán)威挑戰(zhàn)，并確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古代唯物主義體系，這在歷史上是起了劃時代的作用的。它對今后的唯物主義者、無神論者，諸如魏晉時期的哲學家楊泉、南朝宋時的思想家何承天、南朝齊梁時的無神論者范縝、唐朝時期的劉禹錫和柳宗元、明清之際的思想家王夫之等等，都產(chǎn)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論衡》一書為東漢王充（27-97年）所作，大約作成于漢章帝元和三年（86年），現(xiàn)存文章有85篇。
東漢時代，儒家思想在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里占支配地位，但與春秋戰(zhàn)國時期所不同的是儒家學說打上了神秘主義的色彩，摻進了讖緯學說，使儒學變成了"儒術(shù)"。而其集大成者并作為"國憲"和經(jīng)典的是皇帝欽定的《白虎通義》。王充寫作《論衡》一書，就是針對這種儒術(shù)和神秘主義的讖緯說進行批判?！墩摵狻芳氄f微論，解釋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即以"實"為根據(jù)，疾虛妄之言。"衡"字本義是天平，《論衡》就是評定當時言論的價值的天平。它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虛實之分"（《論衡。對作》篇）。因此，它是古代一部不朽的唯物主義的哲學文獻。
正因為《論衡》一書"詆訾孔子"，"厚辱其先"，反叛于漢代的儒家正統(tǒng)思想，故遭到當時以及后來的歷代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冷遇、攻擊和禁錮，將它視之為"異書"。
漢儒思想體系是董仲舒提出的唯心主義哲學思想，其核心是"天人感應"說，由此生發(fā)出對其他一切事物的神秘主義的解釋和看法。"天人感應"的要旨就是"天帝"有意識的創(chuàng)造了人，并為人生了"五谷萬物"；有意識地生下帝王來統(tǒng)治萬民，并立下統(tǒng)治的"秩序"。
《論衡》書從宇宙觀上反對這種見解，針鋒相對的提出：
天地萬物（包括人在內(nèi)）都是由"氣"構(gòu)成，"氣"是一種統(tǒng)一的物質(zhì)元素。"氣"有"陰氣"和"陽氣"，有有形和無形，人、物的生都是"元氣"的凝結(jié)，死滅則復歸元氣，這是個自然發(fā)生的過程。由"氣"這個物質(zhì)性的元素出發(fā)，《論衡》指出："天乃玉石之類"的無知的東西，萬物的生長是"自然之化"。天地、萬物和人，都是由同一的充塞于宇宙中的氣形成，而且是在運動的過程中形成，所以，"外若有為，內(nèi)實自然"。而人與天地、萬物不同的是"知饑知寒"，"見五谷可食之，取而令之；見絲麻可衣，取而食之"。所以，人和五谷不是上天有意創(chuàng)造出來的，而是"氣"的"自然之化"?！墩摵狻窌紫葟挠钪嬗^上否定了"天人感應"的"天"，還世界的物質(zhì)性面貌。不過，《論衡》書中所描述的宇宙觀，是一種自然主義的宇宙觀："天地合氣，物偶自生也"，"及其成與不熟，偶自然也"（《論衡。物勢》篇）。所以，這種宇宙觀只能是人能利用自然，輔助"自然之化"，但終究不得不聽命于自然力的支配。這是古代唯物主義的最大缺陷。
"天人感應"的"天"既造出了人，那么第二點就要降下帝王來統(tǒng)治人，因此就要把君權(quán)神化。他們提出了一種"符瑞"說，即把一些想像的和自然的事物，如龍、麒麟、鳳凰、雨露、嘉禾、芝草等等，稱之謂帝王的"受命之符"。如：夏的祖先是其母吃了一種叫做"薏苡"的草生下的，的祖先是其母吞吃了燕子的蛋而生的，漢高帝劉邦是其母在野地里和龍交合而生，東漢光武帝劉秀是生而室內(nèi)有光等等。《論衡》書針對這種荒唐之言指出："薏苡"、"燕卵"根本不能生人，龍與人也不是同類，"不相與合者，異類故也"。"天地之間，異類之物相與交接，未之有也"，"何則？異類殊性，情欲不相得也"（《論衡。奇怪》篇）。所以，要同類的東西才能交合。人都是由父母生的，帝王亦不例外，所謂"圣人更稟氣于天"，乃是"虛妄之言"，不足相信。既然天、人、物三者不是同類，不能相合，那么與"符瑞"也就毫不相干了。
《論衡》書中關(guān)于物種交合和生產(chǎn)的說法雖然談不上是科學的知識，只是一種直觀的自然描述，但這種直觀的觀察都是很真切的。而且，這種見解需要極大的理論膽識，因為他把帝王赤裸裸地搬到了地上，這是"非圣無法"、"誹謗圣朝"之罪，是要遭殺身滅門之禍的。所以，王充及其《論衡》書的偉大之處也在這里。
漢儒的"天人感應"說在社會歷史觀上就是"天人合一"的"道統(tǒng)"觀。如果統(tǒng)治者取得了這個"道統(tǒng)"，即奉天受命，并有足夠的"德教"力量維護這個"道統(tǒng)"，社會就太平。如果統(tǒng)治者沒有足夠的"德教"力量維護這個"道統(tǒng)"，社會就變亂，新的統(tǒng)治者就取而代之，并把這個"道統(tǒng)"重新延續(xù)下去。這樣，"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社會觀和"一治一亂"的歷史循環(huán)論獨特地結(jié)合到了一起。這種社會歷史觀的實質(zhì)就在于"同姓不再王"，世界上沒有萬世一系的帝王，但統(tǒng)治階級的對萬民的統(tǒng)治卻是萬古不變的?！墩摵狻窌鴮@種社會歷史觀持批判的態(tài)度。它認為社會治亂的原因是寓于其本身之中，而不在于"人君"的"德"、"道"；相反地，"人君"的賢不肖是由社會歷史所決定的。"世之治亂，在時不在政；國之安危，在數(shù)不在教。賢不賢之君，明不明之政，無能損益"（《論衡。治期》篇）。而自古而然的"一治一亂"同樣是自然的現(xiàn)象，不是取決于"上天"或人的意志。
《論衡》書是從自然主義的唯物論出發(fā)來論述社會歷史發(fā)展的。從其承認客觀物質(zhì)的力量來說明社會歷史是個不依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客觀發(fā)展過程，否定"天"和"人君"是歷史發(fā)展的力量，否定"德"和"道"及"天不變、道亦不變"這一點上來說是正確的。但其把社會歷史的發(fā)展過程歸結(jié)到"時"和"數(shù)"上，認為是一種盲目的自然力量在起作用，否定了一定社會的階級、集團和個人在社會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的作用，這顯然是不正確的。因之，《論衡》中的社會歷史論述是帶有唯物主義因素的自然宿命論的社會歷史觀。
《論衡》書不僅對漢儒思想進行了尖銳而猛烈的抨擊（但它并不完全否定儒學），而且它還批判地吸取了先秦以來各家各派的思想，特別是道家黃老學派的思想，對先秦諸子百家的"天道"、"禮和法"、"鬼神與薄葬"、"命"、"性善和性惡"等等，都進行了系統(tǒng)的評述。因此，后人稱《論衡》書是"博通眾流百家之言"的古代小百科全書。
盡管《論衡》書不可能擺脫當時時代的局限，用自然主義和直觀的觀察來描述世界，特別是在社會歷史觀上基本是唯心論的，但它產(chǎn)生在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歷史時期，即封建國家處于統(tǒng)一和強大、儒學與讖緯神學相結(jié)合，成為統(tǒng)治階級的正統(tǒng)思想的時期，它敢于宣布世界是由物質(zhì)構(gòu)成的，敢于不承認鬼神的存在，敢于向孔孟的權(quán)威挑戰(zhàn)，并確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古代唯物主義體系，這在歷史上是起了劃時代的作用的。它對今后的唯物主義者、無神論者，諸如魏晉時期的哲學家楊泉、南朝宋時的思想家何承天、南朝齊梁時的無神論者范縝、唐朝時期的劉禹錫和柳宗元、明清之際的思想家王夫之等等，都產(chǎn)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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