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jié)賦稅與財政 明末農民起義對封建王朝進行了猛烈的沖擊。清王朝建立以后，為了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在經濟上和財政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經濟上的措施主要是擴大耕地，恢復生產（見上節(jié)）。財政上的措施則是所謂“輕徭薄賦”，“與民休息”。
清王朝的額定財政收入，在開國初期每年為一千四百余萬兩，與明朝萬歷以前的歲入，約略相當。順治后期，增加到近兩千萬兩。其后逐步增加，康熙時期已超過三千萬兩，到乾隆時期則突破四千萬兩，較順治時已增加一倍以上。而實際的開支，則遠遠超過這些數字。順治后期，額賦收入還不到二千萬兩，兵餉支出已增至二千四百萬兩，全部收入支付軍費，尚不足四百萬兩?？滴跗蕉ㄈ螅婐A支出仍達一千四百萬兩。乾隆一朝的經常軍費支出，每年多的達一千八百多萬兩，少的也在一千五百萬兩以上。（經濟研究所抄檔，俸餉（十七）（一）一九七）臨時的軍事開支，則又倍蓰于此。包括多次不義戰(zhàn)爭在內的所謂乾隆“十全武功”，每次耗費都是盈千累萬。嘉慶一朝，鎮(zhèn)壓農民起義的軍費支出，就達到兩億一千萬兩，為前所未有。一次戰(zhàn)爭，等于消耗了國家五年的財政收入。
這種局面的存在和繼續(xù)，必然使賦稅正額不足以應付王朝的需要。特別是乾隆一朝，既要應付日益增加的龐大開支，又要維持國庫充盈的虛假體面，于是日益乞靈于正額以外之加派。而加派手法之惡劣以及對人民負擔和整個經濟所造成之嚴重影響，都是十分突出的。
在清王朝的各項稅收中，田賦（包括漕糧）收入約占四分之三，鹽課、關稅及其他雜稅收入約占四分之一。名義上課稅的主要對象是地主和商人，但在實際征收中，主要的負擔，落在農民以及其他勞動者和小生產者的身上。地主和商人，特別是其中的豪紳地主和大商人，在這個政權下面，有各種途徑逃避應征的課賦。
（一）清王朝的“輕徭薄賦”政策 清初的所謂“輕徭薄賦”政策，主要有以下幾項措施：一、蠲免明末加派；二、新增人丁永不加賦；三、攤丁入地；四、蠲免錢糧。這四項中，前兩項被認為是直接減輕人民負擔的積極措施，攤丁入地是進一步使人民的財政負擔趨于合理化，而普免錢糧則是在減輕人民財政負擔的基礎上的額外優(yōu)惠。
一、關于蠲免明末加派 所謂明末加派，是指萬歷末至明亡二十多年間為應付遼東戰(zhàn)爭和鎮(zhèn)壓農民起義而對田賦、關稅等的加征，包括所謂遼餉、剿餉和練餉的加派。攝政王多爾袞說，這是要取消“厲民最甚”的“前朝弊政”。事實是：清朝入關定都北京以后，各項稅收原定按照明末數額征收，由于當時的賦役冊籍，在戰(zhàn)爭中大部散失，僅存萬歷時期的會計簿，只好按萬歷舊額征收，免除明末加派。這種措施，顯然不能持久。因此，清王朝的官方文告，雖然聲稱所有加派，要“盡行豁除”，甚至要以“殺無赦”來懲治“蒙混倍征”的官吏。但是，這種動聽的言辭，并不能改變“倍征”的事實。順治元年（一六四四）“一切加派盡行蠲免”的話音剛落，清王朝就馬上改口，說什么明末加派，“原非盡派之民間”，“宜量留派征”。由“盡行蠲免”到“量留派征”，前后不過一年。而順治元年剛剛禁革明末對各省常關加增的稅額，不出三年，就在原額之外，又加上“天啟、崇禎遞增額數一半征收”。
在這種出爾反爾的情況下，順治元年的規(guī)定對不少州縣而言，只是一紙具文。在華北，順治后期河南巡撫賈漢復就公開承認刊造賦役全書之時，并沒有按照豁免的規(guī)定“磨對清楚”，以至河南一省所征田賦多于正額者，“每州縣不下盈千累萬”。在江南，康熙初期江寧巡撫湯斌還未赴任，就有人告訴他：那里承明積弊之后，田賦之重，“一如往時”。事實上，清王朝不但沒有認真執(zhí)行它所宣布的對明末加派的豁免，而且還不時加上新的額外征派?？滴跚鞍肫谟谩皶杭尤A”的名義，曾經多次進行加派，一直到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當有些地方請求豁免時，戶部還以“征收與各州縣同，不便獨蠲”為辭，拒不批準。
以上事實，至少可以說明加派的豁免，并沒有普遍和徹底的執(zhí)行。而且，即使認真執(zhí)行，所蠲免的，也只限于明末天啟、崇禎兩朝的加派。事實上，明王朝的賦稅加派，從嘉靖朝就已經開始，到了萬歷末年，也就是清王朝引以為征稅根據的那一年，田賦加派總數就在五百二十萬兩以上，相當加派以前正賦收入的三分之一。顯然，這五百多萬兩的加派是被清王朝當作正額加以征課的。因此，即使承認加派已盡行蠲免，清王朝的賦稅征課也只是比明末天啟、崇禎的二十余年有所減輕，和嘉靖以前比較，人民的負擔，反而增加了三分之一。
二、關于“新增人丁永不加賦”
“新增人丁永不加賦”，是從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開始實行的。它規(guī)定丁賦的征收，以康熙五十年全國的丁銀額為準，以后新增人丁，永不加賦。這一措施曾經被說成是“有書契以來未有之曠典”。
丁稅和田賦，在攤丁入地以前，是兩個并列的征課項目。田賦按畝征課，丁稅則計口征收。由于丁稅對農民是一個沉重的負擔，所以無地農民，為了拒納丁銀，往往被迫逃亡。這種因人丁逃亡而征不足額的情形，從清初至康熙五十年間，始終存在。在“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詔令”中，康熙也承認一戶有五、六人，只有一人交納丁稅，有九丁、十丁之戶，也只一、二人交納丁稅。這說明，在頒布“詔令”之先，丁銀之未能足額，已經是既成的事實。為了達到足額征收的目的，清王朝訂了不少獎懲措施。如順治十一年（一六五四）規(guī)定編審戶口，要“逐里逐甲，審察均平”，“如有隱匿捏報，依律治罪”?？滴醵迥辏ㄒ涣肆?，又將編審限期縮短，凡新增之丁隱匿不報者，也依律治罪。在獎的方面，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規(guī)定“州縣官編審戶口，增丁至二千名以上，各予紀錄”?？滴醵辏ㄒ涣鼣U大范圍，只要有一州一縣增丁二千名以上，從州縣官、道府、布政司直至巡撫總督，統(tǒng)統(tǒng)準予紀錄。然而，即使這樣獎懲兼施，效果還是非常微小。一直到康熙頒布“新增人丁永不加賦”的“詔令”之前一年，各省編審人丁，仍然未將加增之數，盡行開報。地方官未嘗不力求足額，免干罪戾?？滴醵辏ㄒ涣巳?，直隸靈壽知縣陸隴其就承認：從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到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這個縣載在賦役全書的人丁，增加了九八七丁，而實際審定丁數，卻少了五六九丁。其所以如此，是由于“編審者惟恐部駁，要求足額”，且又恐僅如舊額，猶不免于駁，“必求其稍益而后止”。這樣的嚴攫遍索，而仍然不免于征不足額，原因是很清楚的。那些沒有交納錢糧的余丁，決不像康熙所說，是在“優(yōu)游閑居”，“共享安樂”，而正像陸隴其所說，他們已經是“老幼無立錐”，“逃亡無蹤跡”。
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如果認真執(zhí)行，當然有減輕人民負擔的一面。因為新增人丁，自此不再交納丁銀。但是，它同時又有增加人民負擔的一面，因為如果人丁減少，丁銀卻要維持常額，不能相應減少。在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戶部議定的執(zhí)行條例中，規(guī)定了“新增人丁補足舊缺額數”的具體辦法：一戶之內，如同時有新增之丁和開除之丁，即以所增抵補所除，如新增之丁不足以抵補開除之丁，即以親族之丁多者抵補；又不足，即以同甲、同圖之糧多者頂補。這種辦法，就連為清王朝唱贊歌的人也加以非議，認為這是“丁倒累戶，戶倒累甲”，“在官謂之補，在民謂之累”。
還有另外一種情況，那就是不管有沒有新增人丁，應除之丁根本不予開除。如云南省，一直到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實行攤丁入地之前，“寸椽尺土”之丁，“雖老病故絕，編審時從不除減”。
三、關于“攤丁入地”
所謂“攤丁入地”，是將原來按人丁所征之稅攤入地畝。這個辦法，在康熙后期，即已試行于少數地區(qū)，而其正式施行和推廣，則在雍正初年。在此以前，無地之丁雖然不交田賦，但須交納丁銀。攤丁入地之后，則無地之丁，并丁銀亦不必交納。
攤丁入地是丁銀征不足額的必然后果。王慶云在《熙朝紀政》一書中說道：丁銀“均之于田，可以無額外之多取，而催科易集”；可以保證“保甲無減匿，里戶不逃亡”。這就證明清王朝之所以改行攤丁入地，是為了丁銀的征收得到足額的保證，更有效地使農民附著于土地。
雖然如此，攤丁入地仍然不失為一項積極的措施。這不僅因為實行攤丁入地之后，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可以免除或減少丁銀的負擔，而且由于逃亡人口的減少，對發(fā)展農業(yè)的生產，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丁銀是力役的代金，在丁銀與田賦分別征收之時，“通計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攤丁入地以后，丁徭與地賦合一，無地農民理應別無徭役?？墒牵诙°y攤入地畝之后，卻又留了一個“編審人丁以供差役”的尾巴。也就是說，丁銀攤入地稅，并不意味著地方差役攤派的停止。于是，口頭上“民納地丁之外，別無徭役；官有興作，悉出雇募”。實際上，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對力役之征，照舊“有赴功之差”，而田連阡陌的富豪之家，反得依仗權勢，“不應差徭”。
可見攤丁入地的實際施行，并不像官書中所渲染的那么“公平至當”。但是，即使這樣，它也受到“有田之家”的抵制。在雍正元年（一七二三）開始實行攤丁入地時，有人就料到“有力之家”的“阻遏”。山西省從雍正九年（一七三一）開始試辦，一直到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全省一百零四州縣中，丁糧合一者，只有四十一州縣；丁糧分征者，仍有二十六州縣；其余三十七州縣，有的只將丁銀一半或三分之一攤入地畝，有的將丁銀統(tǒng)按下下則征收，以余額歸入地畝。其所以如此，就是因為要遵循“有田之家所加者無多”的“良法美意”。正由于此，攤丁入地，延續(xù)了一個很長的過程。貴州至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才開始通省施行，山西則遲至道光二年（一八二二）還在“次第查辦”，而吉林省有些地方，一直到光緒八年（一八八二）還在等待地方官來“攤丁于地，以甦民困”。
四、關于蠲免錢糧 蠲免錢糧被認為是清王朝的“曠典”之一。康熙六十一年中，蠲免錢糧“有一年蠲及數省者”，也有“一省連蠲數年者”；乾隆六十年中，四次普免天下錢糧，三次普免各省漕米。封建王朝企圖以此證明“薄海億兆，并裕倉箱”，為“古今第一仁政”。
事實上，蠲免錢糧證明了“并裕倉箱”的反面。
錢糧的蠲免和積欠往往是同時發(fā)生的?？滴醯垡辉兕妹?，可是雍正帝臨朝第一年就查出江蘇一省的田賦積欠，有八百八十八萬兩之多。乾隆帝四次普免錢糧、三次普免漕米，可是當他剛剛讓位于嘉慶帝時，卻親眼看到天下積欠達到兩千多萬兩。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也曾普免一次天下錢糧，那次蠲免的數額，共計二千一百二十九萬兩，為數不為不巨。但就在這個時候，各省積欠錢糧至二千五百萬兩之多。蠲免二千一百萬，原來是因為已經積欠了二千五百萬！
和“并裕倉箱”相反，蠲免錢糧絕大部分是和災荒連在一起的。什么樣的災荒，才得幸邀蠲免，是由皇帝決定的。順治十年（一六五三），曾規(guī)定四分災可以蠲免田賦的十分之一，五分以上的蠲免十分之二，八分以上蠲免十分之三。到了康熙十六年（一六七八），卻改為最高只能蠲免十分之二，五分以下，則改叫“不成災”，不在蠲免之列。雍正八年（一七三○），河南全省水災，祥符、封邱一帶農民至“賣男女”，而清王朝的統(tǒng)治者卻認為“實未成災”，錢糧仍照額完兌。
對于蠲免，不但皇帝可以隨手高下，而且經征官吏，可以任意侵吞。順治時期，地方官私自征收蠲免錢糧，已經大量暴露。康熙時期，每逢蠲免，甚至在履畝踏勘，造報被災分數，題請蠲免之前，地方官已將本年錢糧“敲撲全完”。這種情形的普遍存在，連清王朝的統(tǒng)治者也不得不承認：“有蠲免之名，而民不得實惠”。
即使蠲免錢糧，“民”得了實惠，這個得了實惠的民，主要也不是真正貧苦的農民。康熙帝就直認：“田畝多歸縉紳豪富之家，小民所有幾何？從前屢頒蠲詔，無田窮民，未必均沾惠澤。”乾隆帝也說：“輸納錢糧，多由業(yè)戶，則蠲免之典，大概業(yè)戶邀恩者居多。”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為了使所謂“佃戶沾恩”，戶部議了一個業(yè)主蠲免七分，佃戶蠲免三分的辦法?？墒侵痪S持了二十五年，就改為酌量寬減，“不必限定分數”。如果佃戶不依，就要“治以抗租之罪”。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又重新規(guī)定，“業(yè)戶照蠲數十分之四減佃戶租，可是不過二十年，又改回“各就業(yè)主情愿”，不必定以限制?？梢娙唛_也好，四六開也好，都沒有能夠維持多久。
即令這些規(guī)定完全兌現(xiàn)，佃農所能得到的實惠，也非常有限?！疤镒庖皇?，稅糧三升”。也就是說，佃農交納給地主的田租，相當地主交給官府的錢糧的三十三倍。然而錢糧蠲免，卻倒過來了，主七佃三，或主六佃四，而這在封建統(tǒng)治者的眼中，就叫做“均平無偏，乃為有益”了。
（二）清王朝的財政加派 康熙六年（一六六七），順天府尹李天浴說：“征收銀糧，不苦于正額之有定，而苦于雜派之無窮?！笔拍辏ㄒ涣恕穑?，御史許承宣也說：“今日之農，不苦于賦，而苦于賦外之賦；不苦于差，而苦于差外之差?！薄敖袢罩藤Z，不苦于關，而苦于關外之關；不苦于稅，而苦于稅外之稅?！崩钐煸『驮S承宣的所謂“不苦”，雖然是掩飾之辭，但是他們的側重點，卻擊中了清王朝財政稅收的要害。
一、加派 馬克思說：東方專制國家的財政司，就是“搶掠本國人民的機關”。封建王朝的賦稅加派和浮收，本可以赤裸裸地進行，但清王朝為著粉飾它的所謂“太平盛世”，在進行賦稅的加派和浮收時，卻需要一些掩蓋手法。
首先，某些加派，往往是在整頓乃至革除加派的名義下進行的。耗羨歸公，是一個很典型的事例。
耗羨是征收田賦的一種附加，是在彌補镕鑄征收散碎銀兩的火耗的名義下創(chuàng)設的。對于這種附加，清王朝最初也曾表示要嚴行禁革。順治元年（一六四四），明朝降臣駱養(yǎng)性請每兩加火耗三分，還被斥之為“貪婪積弊”。然而，這種積弊，事實上并沒有禁革。到了康熙后期，各省征收火耗，已由三分變成二錢、三錢乃至四錢不等。這一筆為數可觀的耗羨，一向歸州縣支配，一部分入州縣官吏的私囊，一部分以規(guī)禮的形式進了上司的口袋。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在“剔除積弊”的名義下，加以整頓，實行耗羨歸公，用這筆錢作為地方官吏的所謂“養(yǎng)廉”和彌補虧空之用。很明顯，這種整頓只是把不合法的加派變?yōu)楹戏ǖ恼?，原有的加派，并沒有絲毫減少。不僅如此，變加派為正項以后，又出現(xiàn)了新的加派；變規(guī)禮為養(yǎng)廉以后，又出現(xiàn)了新的規(guī)禮。雍正帝在實行耗羨歸公的第三年說道：錢糧火耗，地方官于應取之外，稍有加重者，必重治其罪。這說明此時已經有了加重征取。在實行之第五年又說：國家既給養(yǎng)廉，地方官有再私收規(guī)禮者，一律“置之重典”。這說明此時已有私收規(guī)禮。乾隆帝在即位的第三年（一七三八）也說：自各省題解火耗，優(yōu)給養(yǎng)廉之后，州縣官何得再暗地重耗，以為自潤之計！這說明此時已經有了“暗地重耗”。五十年（一七八五）又說：直隸各省積欠耗羨，此非州縣私自挪移，即系吏胥從中侵蝕，“豈可以官吏之所欠，復向小民催征滋擾？”這說明“催征滋擾”，已經指向“小民”。所有這些官樣文章，并不能掩蓋加派之外又增加派的事實。
不僅加派改為正項以后，可以出現(xiàn)新的加派，而且新的加派又寖假而成正項，復在新的正項之外又出現(xiàn)新的加派。四川、江西、甘肅等省征收田賦，在耗羨之外，又有“暗中加重戥頭”之所謂“平余”。這種“平余”，在雍正以前，似乎還只是“暗中加重”的，到了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四川巡撫碩色向皇帝陳奏了這件事，奏章中寫的是每百兩提解六錢，“充各衙門公用”，實際上是每兩加至一錢有余，即每百兩提解十兩以上。這件事公開以后，乾隆帝表示“不勝駭異”，要永行革除這一耗外“交納之項”，辦法是“遵照征收錢糧之天平法碼，制成劃一戥，飭令各州縣確實遵行”。至于遵照哪一種天平法碼，是“加重戥頭”以前的，還是加重以后的，沒有講明。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平余”并沒有因此取消，而是在不久之后，變成了正項。因為第二年就出現(xiàn)了“將解部減半平余扣存司庫，以備荒歉應用”的“諭旨”?？梢娫诖艘郧?，這個“減半平余”，必已上解戶部，并隨即在“備荒”的幌子下，變成了正項。
四川的“平余”變成正項以后，是否接著產生新的加派，還沒有見到文獻上的記載。但是，在云南和“平余”同樣是“充各衙門公用”的一種額外加派——“公件”，卻證明舊的加派變成新的正項以后，確確實實又產生了新的加派。雍正五年（一七二七），云南巡撫楊名時曾“將原定公件統(tǒng)加復核，留必須之用，其余題報歸公”。而實行的結果：歸公以后，公件“轉成厲階”，有司“于地方應辦公事，不免復派”。
類似這樣的加派，是不勝枚舉的。中央有“部費”，地方有“設法”。廣西有“均平”，江西有“解費”，陜西有些州縣“私派名色不下三十余項”，直隸有的地方正賦每畝一錢三分，而什派“每至三四錢”。總之，“有一項正供，即有一項加派”，層出不窮。
其次，清王朝的加派，有的是在科取所謂正額以外的盈余的名義下進行的。關稅盈余，就是一例。關稅的盈縮，隨貨物流通的消長而定，本來不可律以固定的數額，更無所謂額外的盈余。清朝初年，也曾一度取消所謂定額。順治七年（一六五○），就曾規(guī)定以后關稅不必定額，“恐有余者自潤，不足者橫征”。康熙四年（一六六五），還曾“罷抽稅溢額議敘之例”，防止經征官吏以橫征暴斂作升官捷徑。應該說，這些都是合理的規(guī)定。以后在康熙十四年（一六七五），雖然有過一次反復，但在整個康熙時期，“關差苛取溢額，希圖議敘”，仍然是視為禁例的。
關稅盈余的正式解交，是從雍正時開始的。雍正二年（一七二四），江西巡撫裴■度把湖口關稅盈余，悉數解交戶部。對于這筆盈余，雍正帝一面告誡說：“倘額外剝削商民，則斷然不可。”一面夸獎說：“今歲盈余，是爾等清厘所致?！弊炖镎f“數覺過多”，兩只手卻早已伸出去，照數賞收。
乾隆時期，盈余便和正項一樣，成了關稅必征的項目。乾隆六年（一七四一）正式規(guī)定：各關盈余銀兩，必須與上年數目相仿。十四年（一七四九）更進一步規(guī)定，各關盈余成數，視雍正十三年短少者，各按數定以處分，并且“永著為例”。由康熙二十六年的“議處溢額”到乾隆十四年的“議處缺額”，六十年間，事情走向反面。
這個辦法行之未久，即因“各關奏報盈余較雍正十三年有贏者居多”，于是又回到乾隆六年的辦法，“仍與上屆相比較”。表面上是防止稅吏“從中侵隱”，骨子里是朝廷要盡量搜刮盈余。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又進一步改為與前三年比較。名義上只要不少于前三年中任何一年，即可核準報銷，實際上變成以“上三屆征收最多年份”為準，仍是盡量多要。作為對抗之策，關稅經征人員則想盡各種辦法，拉平各年稅收，以盡量少交對付盡量多要。在對外貿易稅收中心的粵海關，每當臨近向北京解款之時，經常出現(xiàn)裝卸船貨、稽征鈔稅一概后延，進出口貿易臨時中止的怪現(xiàn)象。其所以如此，就是著眼于拉平各年稅收。這種手法，大概也為清廷所察覺。因此，嘉慶四年（一七九九），停止了乾隆四十二年的辦法。將所有盈余數目，“酌中定制”，制成新定額，不再與上三屆比較，而新定額以上之盈余，仍須據實報出。這分明是以多要對付少交的新手法，但卻被說成是防止“司榷各員藉端苛斂”的“體恤”措施。
總之，乾隆帝是百計搜求盈余于定額之外，嘉慶帝是千方追索已包括盈余在內的新定額以外之新盈余。定額之外有盈余，盈余之外，又有盈余，和正項之外有加派，加派之外又有加派，如出一轍。
最后，清王朝還通過所謂“折色”的辦法，進行額外的勒索征派。
所謂“折色”，是以貨幣代替實物的交納。以漕糧為例，清朝征收的漕糧中，大約有百分之十是折價征收銀兩的。這種漕折，一向被說成是清王朝減輕人民負擔的“恩惠”。因為根據官方的規(guī)定，折價較低，而且固定不變。從順治到道光，每石漕糧的官定拆價，雖然地區(qū)之間，各有高下，但始終在五錢至八錢之間，一般低于米糧的市價。因此，只有在交通阻滯，漕運困難，或災荒欠收，無糧可交的情況下，才能享受到這種“恩惠”。
但是，官方規(guī)定的折價，只停留在紙面上。實際則米價變動，折價也隨著變動，它不但不低于市價，反而三倍、四倍乃至五倍于市價。
順治時，江西米價每石不滿四錢，而漕折實際每石一兩二錢，三倍于市價。
康熙時，江南米價每石不過五錢，漕折每石二兩，四倍于市價。
乾隆時，各省漕折每石自三兩數錢至四兩數錢不等，而當時米價，低則不到一兩，最高也很少超過二兩?？梢姡埫嫔系囊?guī)定和實際的執(zhí)行，根本是兩回事。
在征收漕折中，還有所謂“民折官辦”的辦法：或由折漕州縣赴臨近水次、運漕方便的州縣，照額采購，交兌起運；或徑由運漕方便的州縣代辦，再從該州縣應交地丁銀內照數扣除。這兩種方式，都是在減輕人民負擔的名義下采用的。但實際的結果，卻與此相反。河南漕米自康熙十四年（一六七五）實行“民折官辦”，每石漕糧折銀八錢。后來河南粟米市價下落，于是在八錢折價中，戶部扣下一錢五分，只留六錢五分給巡撫買米起運，巡撫則“分委州縣”，州縣又“復派小民買輸”。到頭來小民還是交的粟米，而戶部經過一次“民折官辦”，憑空每石得了一錢五分的額外好處。到了乾隆年間，河南糧價上升，這時一部分改征折色的漕糧，由臨近水次，交通方便的州縣代辦。在糧價未漲之先，代辦州縣每運米一石，從應交地丁銀內扣銀六錢五分。糧價漲了以后，原扣地丁銀兩不敷辦運，這時戶部卻不聞不問，扣銀絲毫不添，運米一石不得短少。
清王朝的這種變相勒索，并不止于漕糧。在各種金屬礦產中，賤價勒買、高價出賣，幾乎是通例?？滴醵吣辏ㄒ涣税耍馘X局購買銅斤，當時市價每斤一錢六、七分，而官價只給六分五厘，連市價的一半都不到?？滴跛氖哪辏ㄒ黄摺鹞澹?，清王朝對云南所有銅礦，除征收百分之二十的“課銅”以外，下余銅斤，全部官買，謂之“官銅”。當礦民自備腳費把“官銅”運到省城，賣給官銅店時，每斤得銀不過五分，而官銅店轉手即以九分二厘出賣。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云南巡撫郭一裕把云南官銅的收買價格每斤提高了一分，可是就在同一時間，課銅的折價卻比官銅的價格高出兩錢以上。乾隆四十年（一七五五），貴州各水銀廠折實抽課，實物折價，在當地交納，卻要按大大高于產地價格的漢口市價。凡此種種，說明清王朝利用價格的壟斷加重財政的剝削，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程度。
二、加派的后果 財政加派，對整個社會產生了惡劣的影響。它不但直接加重了人民的負擔，而且通過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對國民經濟產生了嚴重的后果。
在加重人民的負擔方面，漕糧的征課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前面提到，漕糧的改折，使人民的負擔無形中增加了幾倍。事實上，占漕糧百分之九十的征實部分，所加于人民的實際負擔更為驚人。
清王朝征收漕糧，年約四百萬石。要把這些漕糧由南方征收地區(qū)通過運河運往北京和通州，就得加上以下七項費用。這七項無一不是正項以外的附加。
一、隨漕正耗。這是備北京、通州兩處米倉損耗和沿途運輸折耗之用。運京倉的漕米，為正兌米，每石加耗二斗五升至四斗不等；運通倉者為改兌米，每石加耗一斗七升至三斗不等。
二、隨漕輕齎。這是正耗以外的余耗，先期征解倉場，為轉運腳價之費。每石正兌米加耗米一斗六升至三斗六升，改兌米加耗米二升，折征銀兩。
三、隨漕席、板、竹。這一項包括漕船運糧需用的各項物料，有的征實物，有的折征銀兩，通算每石漕米征銀大約八厘左右，合米一升左右。
四、行月錢糧。這是給運丁的口糧。按月發(fā)給，謂之月糧。每月八斗至一石不等，出運之日，另給行糧每名二石四斗至三石不等。行、月二糧合計，每名每年在十二石至十五石之間。每年運丁以六萬計，運糧以四百萬石計，平均每運糧一石，約征行、月銀糧二斗。
五、贈貼銀米。這是對運丁的津貼。正額高下不一，一般是“五米十銀”，即每運米百石，征銀十兩，米五石。折銀易米，則每運糧一石，征米一斗五升左右。
六、廳倉茶果。這是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借修倉、造冊費用而新加的一項額外需索。每倉以六十兩為定額，每糧一石，征銀約五厘，合米半升左右。
七、漕耗。這是乾隆八年（一七四三）借運丁津貼和州縣兌漕費而新加的一項額外需索。每糧一石，征米一斗五升。
以上七項附加，平均計算，每運糧一石，附加也得一石左右。也就是說，七項附加，等于漕糧正項。
但是對交糧的農民而言，壓在他們身上的沉重負擔，還不止這七項明文規(guī)定的附加，而是并無明文規(guī)定但實際上大量存在的各種苛征勒索。
在“隨漕正耗”之外，有不見明文的“折扣”、“淋尖”和“踢斛”等等浮收；在津貼運丁的“行月錢糧”之外，又有不見明文的“幫丁貼費”；既有專作運轉費用的“隨漕輕齎”，卻又在“輕齎”之外，加上不見明文的“兌費”名目；既有“廳倉茶果”的額外需索，卻又在“茶果”之外，增添各項“使費”?？梢哉f，有一項加派，即有一項或數項額外加派。
這些額外加派，愈演而愈烈。
如果說，“隨漕正耗”以外的浮收，最初還只限于斛面，那么后來就發(fā)展而為折扣；如果在乾隆中期，折扣還不過每石數升，那么經嘉慶至道光時，就已增至五折、六折，也就是“交米一石，需米二石”。
“幫丁貼費”，以前每船不過百余兩至二、三百兩，后來則遞增至五、六百兩乃至七、八百兩；最初還不過幫費一項，后來則進而發(fā)展為鋪倉禮、米色銀、通關費、盤驗費等各色名目。
“兌費”在順治末年，每石不過征銀五分，轉眼之間，就加至一錢乃至四、五錢不等。順治末年，它還被看作額外苛求而加以禁革，后來不但“兌費”名目沒有取消，反而私加至五六倍或七八倍不等。
載入明文的“廳倉茶果”，每石不過五厘。而不見于明文的“使費”，僅其中的“驗米費”一項，就相當于“廳倉茶果”的一倍?！笆官M”還只限于倉場對運丁的勒索，隨后在倉場之外，又有領運官、押運官，以及沿途催儹、稽查官吏和淮安漕督衙門等一系列的勒索和苛征。
漕糧加于人民的全部負擔，是無法精確統(tǒng)計的。但是，國家“歲漕江南四百萬石，而江南則歲出一千四百萬石”，“民間有四石之費，國家始有一石之用”，這在當時是眾口一辭的。應該說，這還是保守的估計。
其次，賦稅的加派，不僅直接加重人民的負擔，而且必然要影響整個流通過程和生產過程。它的最終結果，不僅惡化人民生活，而且惡化整個國民經濟。鹽稅之于流通過程，礦稅之于生產過程，是典型的事例。
清王朝的鹽稅，絕大部分是在包賣的基礎上的課稅。全國有兩淮、長蘆、山東、河東、兩浙、福建、廣東、廣西、四川、云南十大產鹽區(qū)。每一產區(qū)有一定的行銷范圍，各銷鹽口岸，有一定的銷鹽數額，而銷鹽商人，也有一定的專賣權利，彼此不得逾越侵奪。鹽課按引計算，每引鹽斤，隨地區(qū)和時間而不同，以三百斤至四百斤為最多。全國銷鹽額，在乾隆、嘉慶年間，達到六百四十萬引左右，估計在二十億斤以上。額收正課五百五、六十萬兩，每斤正課為三厘左右，和鹽的場價，大體相等。
占全國鹽稅三分之一的兩淮鹽課，到了嘉慶末道光初年，銷鹽一百六十八萬多引，應征額課一百八十萬兩，叫做“正款”。它只是“正課”中的一項。除了“正款”以外，還有報解織造、銅斤、河餉以及其它雜款，共三十七萬兩，也屬于“正課”之列。這樣，“正課”就擴大為二百一十七萬兩。在“額定正課”之外，還有所謂“額定雜課”。其中多數是由陋規(guī)改成的正項，它包括內務府充公的節(jié)省銀、各衙門充公的鹽規(guī)以及辦貢、辦公俸餉、緝私水腳等項，合計達三百六十四萬兩，再加上陳欠帶征九十萬兩，共計四百五十四萬兩，已兩倍于“額定正課”。
額定正課、額定雜課以及陳欠帶征，都是額課以內的款項，是屬于所謂國家應征的“科則”。根據上面的統(tǒng)計，它一共是六百七十一萬兩。在此之外，還有大量的不屬于應征科則的浮費和課稅以外的所謂“窩價”，這是無法精確計算的。
在不屬于應征科則的浮費中，有所謂揚州的公費和漢口的岸費。前者是維持揚州鹽務衙門的各項浮支，額定攤派七十萬兩，實際上多至八九十萬乃至百余萬兩。后者是維持漢口分銷淮鹽當事各衙門的浮費，原定每引帶征六錢，實際上遞加至八錢乃至一兩四錢不等，總數也達到一百數十萬兩。
至于鹽引的窩價，指的是領取包賣憑證的費用。商人請引行鹽，必以窩單為憑，從而鹽商除了按引納稅以外，還得花錢領窩。窩價名義上每引納銀一兩，實際上每引值銀自二兩遞加至三兩不等，因此，“一單之價，倍于正課”。即令按每引一兩計算，兩淮行鹽年達一百六十八萬多引，窩價一項也就在一百六十八萬兩以上。
以上三項，只是主要的額外征攤，至于零星的浮費，是不勝枚舉的。嘉慶十一年（一八○六）編纂的《兩淮鹽法志》中，正綱課目以外的各種加丁、加斤、養(yǎng)廉、飯食等雜項浮費，竟達九十二種之多。
不論是額定正課、額定雜課或者額外浮費，所有這些開支，最后全部轉嫁到食鹽消費者的身上。廣大的消費者是怎樣承受這一負擔的，可以從淮鹽的三種不同的價格進行一些窺測。
第一種鹽價是鹽場灶戶賣給鹽場場商的價格。嘉慶時，淮鹽場價，每斤制錢一、二文至三、四文。按引計算，道光初期，每引約值銀九錢至一兩，至多一兩四、五錢。
第二種鹽價是場商在水運碼頭賣給運商的價格。這個價格在乾隆后期每引是二兩六、七錢，至道光初期增至三兩至四兩左右。
第三種鹽價是運商在銷鹽口岸所得的價格，這個價格，在乾隆后期，每引是十三、四兩，至道光初期至少在十四兩以上。
可以看出，從鹽場到銷鹽口岸，鹽價增加了十倍乃至十四、五倍。由鹽場至運鹽碼頭，路程不過數百里，而鹽價陡增二至三倍；由運鹽碼頭到銷鹽口岸，水程不過一兩千里，而鹽價又陡增三至四倍。這其中應當考慮到高昂的運輸成本，但是賦稅加派對流通過程產生的嚴重影響，不能不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至于賦稅加派對生產過程的影響，可以礦業(yè)中歷史較長、規(guī)模較大的云南銅礦為例。清王朝對云南銅礦的課稅，最初采取“聽民開采，官收其稅”的政策。辦法是指定礦山，招民煎采，所得廠銅，官收百分之二十的礦稅，其余聽民自由買賣。這個辦法開始于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四十四年（一七○五）起，改行所謂“放本收銅”的政策。礦民入山，官廳發(fā)給銅本，所得廠銅，除抽稅百分之二十以外，其余全部歸官廳收買，從中扣還銅本。這個辦法實行的時間最長，除了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和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三三）作過短期的變動以外，一直維持到道光時期。
在實行“放本收銅”以前，盡管課稅高達產量的百分之二十，但是由于下余的部分，礦民得自由出賣，基本上能維持生產的正常運行。因此，在開頭的二十多年中，滇銅經歷了一個相當繁榮的階段，年產量由二十萬斤上升到四百萬斤以上。
實行“放本收銅”以后，滇銅生產，從兩方面受到打擊。一方面官府收銅之時，加長秤頭，任意克扣，礦民領百斤銅本，出銅以后，除了還銅本百斤、納稅二十斤以外，還要白交秤頭加長三十斤。也就是礦民要交納一百五十斤的廠銅，才能領到一百斤的官定銅本。另一方面，官府收銅之時，又盡量壓低銅價。官銅店收銅價格，每斤不過五分，而一轉手，即以九分二厘出賣。這實際上是變相的加派剝削。
由于這兩方面的打擊，云南銅礦在實行“放本收銅”以后，生產一落千丈。到康熙末，產量由四百萬斤直線下降到不足一百萬斤?？滴跛氖哪辏ㄒ黄摺鹞澹┤〉V廠共有十七處，而在其后十八年中報開的新廠，只有一處。原有各廠，名義上雖未封閉，實際上有許多確是“荊棘叢生，闐然不見一人”的。
面對這種形勢，清王朝不得不對收銅的辦法作一些改變。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將官買全部余銅改為部分購買，除“本省鼓鑄外，有余悉聽民自賣不禁”；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又準許礦民固定出售余銅的百分之十。這兩次改變實行的時間都不長，但多少給礦民以活躍生產的刺激。此外，在雍正五年（一七二七）、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十九年（一七五四）、二十一年（一七五六）、二十七年（一七六二）、三十三年（一七六八），對收銅官價先后作了六次調整，每斤價格由最初的五分提高至七分。這樣，云南銅礦才又得到比較迅速的發(fā)展。銅的產量，在雍正初年為一百多萬斤，乾隆中期上升到一千四百萬斤的新紀錄。
但是，這個新紀錄，也不足以說明真正的繁榮。在生產上升的同時，礦民對官府的所謂“廠欠”，也在迅速增長。原因是：官收銅價雖然多次提高，卻仍遠遠落在產銅工本的后面。根據當時熟悉滇銅的人計算，即使以最高官價抵算工本，廠民每納銅百斤，還要虧本一兩五、六錢，乃至一兩八、九錢不等。完全依靠官本進行生產的廠民，在官價不付工本的情況下，只有將官本轉為積欠，才能維持生產。乾隆三十二年（一七六一），在不斷加價聲中，通省廠欠竟達十三萬七千余兩。三十三年（一七六八）再一次進行加價。可是不過三年，清王朝剛把加價取消，廠欠就又堆積到十三萬九千余兩。
這種虛假的繁榮，也沒有維持多久。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以后，采銅工本和官定銅價的差距，越來越大，以最高給價抵最低成本，納銅百斤，還要虧本一兩五、六錢。此后，云南銅礦產量，再也沒有達到一千四百萬斤的紀錄，嘉慶年間，甚至降低到九百萬斤的水平。
（三）清王朝的財政政策對各階級的影響 在封建社會中，地主和商人是剝削階級的代表，被剝削階級的主體是廣大的農民和其他勞動群眾。清王朝的財政政策不能不影響著各個階級、集團在財政賦稅體系中的地位。
一、地主和農民 地主和農民是封建社會中兩個直接對立的階級。在封建社會中，占統(tǒng)治地位的地主階級擁有各種特權。這種特權在賦稅方面的表現(xiàn)，如優(yōu)免賦稅、包攬錢糧等等，是十分突出的。對于這種特權，清王朝建立統(tǒng)治以后，表面上似乎在逐步加以限制。早在順治五年（一六四八），還承襲明朝舊制時，就頒布了優(yōu)免紳衿糧役的條例。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加以改變，規(guī)定“自一品官至生員吏承，止免本身丁徭，其余丁糧，仍征充餉”?？滴踉辏ㄒ涣嵭小绊樓f法”，規(guī)定“紳衿民戶，一概編入里甲，均應徭役”。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更規(guī)定紳衿戶下有詭寄地畝、不應差徭及包攬他戶地丁銀米，從中侵蝕者，照“欺隱田畝例”處理。雍正五年（一七二七），進一步規(guī)定貢監(jiān)生員等紳衿包攬錢糧，以致拖欠者，“均黜革治罪”。凡此種種，似乎表明清王朝在認真執(zhí)行均賦均役，剔除豪富包攬侵占積弊的政策。但事實并非如此。
所謂均賦，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河道總督靳輔說過這樣一段話：“隱占田畝，唯山陽最多，有京田、時田之分。時田一畝納一畝之糧，系小民之業(yè)。京田四畝納一畝之糧，皆勢豪之業(yè)?！彪[占田畝山陽最多，這等于說別的地方也有，不過不如山陽那么厲害。靳輔的話，只有一半是符合事實的，即隱占田畝，并不限于山陽，但山陽并不一定是最多的地方。就在同一時間，同在江蘇境內的蘇州、無錫、太倉、常熟、吳江、昆山等州縣，就出現(xiàn)過大量的田畝隱占。在這些地方，擁有大量土地的官僚地主徐元文、徐乾學一家，把自己的土地填入別人名下，每年拖欠錢糧，以勢欺壓，終不完納。在這種情況下，所謂小民之業(yè)，一畝納一畝之糧，是根本得不到保證的。嘉慶年間，“江蘇省有貧民，地無一廛，每歲納糧銀數兩至數十兩不等；有地只數畝，每歲納糧田銀十余畝至數十畝不等”。刁生劣監(jiān)之米，即令“升合不足，米色潮雜，亦不敢駁斥”，而“良善鄉(xiāng)愚、零星小戶，雖加至五、六，而不敢違抗”。這種情況，當然也不限于江蘇一省。在安徽的壽州、新分、鳳臺等地，在雍正年間，就已有“田賦淆混，等則莫辨”，“豪強兼并，愚懦包賠”等現(xiàn)象的大量存在。這里的“豪強”和“愚懦”，就是田多糧少的地主和田少糧多的農民。
至于均役，那就不但不見之于實際生活，而且在紙面上的條例中，也是不徹底的?？滴醭跗冢m然規(guī)定紳衿和民戶“一律編入里甲，均應徭役”，實際上“紳衿戶下地畝，不應差徭”。雍正時期，又正式恢復“紳衿優(yōu)免本身一丁”。乾隆時，進一步規(guī)定“一切雜色差徭，紳衿例應優(yōu)免”。事實上，即使一切徭役均按田畝多寡分派，也是徒托空言。因為由官來分，“將惟胥吏之操縱”；由民來分，“將惟豪右之指揮”。人所詬病的“田歸不役之家，役累無田之戶”，在一切徭役按地分攤以前，固然是這樣，在按地分攤以后，仍然是這樣。在紳衿有優(yōu)免特權之時，固然如此，在所謂取消優(yōu)免之后，亦復如此。
地主豪紳對賦稅之包攬侵蝕及其與官府之朋比分肥，更是加派浮收的必然后果。在漕糧征收中，被稱為“紳棍”、“衿匪”、“米蟲”、“谷賊”的豪紳地主，“挾州縣浮勒之短，分州縣浮勒之肥”，始則包攬挜交，繼而訛索漕規(guī)，“或一人而幻作數名，或一人而盤踞數縣”。各州縣中，人數最多之處，生監(jiān)或至三、四百名，漕規(guī)竟有二、三萬兩，馴至“在征收錢糧時，置之號籍，每人應得若干，按名照給”，視為成例，以“鄉(xiāng)里窮黎之膏血”，供“官紳胥吏之贓私”。
由于豪紳地主的包攬分肥來自清王朝的橫征暴斂，所以對于這種現(xiàn)象，不是任之而不能禁，就是禁之而不能止?？滴跞哪辏ㄒ涣宋澹?，曾一度嚴包攬納糧之禁，對大戶包攬錢糧，不容小戶自封投柜之弊情，要地方官題參治罪?？墒怯赫辏ㄒ黄叨澹?，卻又明定附納之例：“凡小戶錢糧數在一兩以下者，附大戶投柜。”
二、商人 商業(yè)是為封建主利益服務的。地主和商人都是靠剝削直接生產者的剩余產品寄生的。他們需要把剩余產品在他們內部加以分割，這種分割當然不可能是和諧的。
封建王朝是地主階級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總代表。在分割這種剩余產品時，封建王朝處于主動和支配的地位，而商人則處于從屬和受支配的地位。但是，在封建社會中，商人是社會財富的一般形式——貨幣資本的大量擁有者。他們具有不可忽視的經濟力量和社會力量。封建王朝在實現(xiàn)其分割剩余產品時，往往需要商人的幫助。在這方面，剩余產品的分割，又表現(xiàn)得頗為和諧。清王朝在賦稅方面和鹽商的關系，就是如此。清王朝的所謂“恤商”，有以下四項：加斤——食鹽的征課，以引為單位。所謂“加斤”，就是增加每引的重量?？滴跻郧?，即曾有過加斤，但每次加斤，課稅也隨之增加。雍正以后，開始加斤而不加稅。乾隆時期，加斤頻仍。從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至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十五年中，兩淮鹽引，曾加斤四次，每次加斤，都不加課。此外，還有一項變相的加斤，即所謂增加鹵耗，這也是乾隆時期一項經常的“恤商”措施。從乾隆二年（一七三七）至二十一年（一七五六），二十年中，單就兩淮而言，就進行過六次。以后商人借口鹵耗加斤，更賄賂官吏重斤夾帶。康熙時期，每引至多二百九十四斤，至乾隆而達三百六十四斤。加斤而不加課，這對商人自然有很大的好處。
加價——對于商人來說，鹽價的高低是盈利大小的關鍵。只要鹽價提高，商人并不在意稅課的加重。兩淮鹽商為了維持高價，在清王朝增引加課之時，甚至情愿帶課而不行鹽，可見鹽價對商人利潤的重要。對于食鹽的價格，清王朝表現(xiàn)得非常慎重而不輕易增加。雍正帝說：“不得禁定鹽價以虧商，亦不得高抬時價以病民。”乾隆帝也說：鹽價增加，“困在貧民”；嘉慶帝對維持鹽價的穩(wěn)定，表現(xiàn)得更加堅決，說什么“寧可使帑項有虧，而斷不肯朘民以益帑”。但實際上，食鹽的價格仍在不斷地上漲。漢口鹽價，雍正元年（一七二三）曾議定每包（重八點二五斤）價錢時以一錢一分九厘為率，最貴不得過一錢二分四厘。嗣后遞年增長，至乾隆五年（一七四○），每包加至一錢八、九分，至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達二錢九分，較雍正時期增長一倍以上。
緩征——一是預運引鹽的緩征，一是鹽課的帶征。原來鹽課一向分三次完納，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商人借口運河挑浚，阻塞航道，須提前運鹽，資金周轉困難，于是始定凡預運引鹽，緩征一、二兩次課稅，統(tǒng)于第三次一并完納。后遂為成例。這項緩征，因為只限于預運鹽引，數量不大，還不引人注意。緩征的主要部分是鹽課的帶征。所謂帶征，是將當年應征而未完的課稅延長上繳期限，延長五年叫做分五年帶完，延長十年叫做分十年帶完。這種帶征，最初只限于正課，以后則擴大到鹽商的報效、公捐的交納和官款的償還，最后形成巨額的積欠。
借帑——在鹽商資本不繼之時，清王朝常發(fā)庫存帑銀交鹽商領借，以資周轉。這種辦法，也盛行于乾隆時期。乾隆一朝，僅兩淮一處，就先后借帑十次，總數達二百一十多萬兩。以后按引酌借，視為成例。嘉慶六年（一八一○），規(guī)定每年以一百二十萬兩為限額，“垂為定例”。
清王朝對鹽商的這些優(yōu)待，當然不是白給。它從鹽商那里，也曾得到回報。歸納起來，也有四項：報效——鹽商之報效，始自康熙而盛于乾隆。它的數目，是相當驚人的。乾隆一朝，鹽商在軍需、助賑、助工、備公的名義下進行的捐輸，僅兩淮一處，就有三十七起，總數達到二千八百五十多萬兩。這個數目，十倍于康熙時期全國一年的鹽課收入。
帑息——清王朝對鹽商發(fā)借庫款，反過來鹽商又付給清王朝以高額的帑息。有時鹽商對官府的報效，又反過來作為官本，借給鹽商，也收帑息。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清王朝命兩淮鹽政備銀十萬兩，長蘆鹽政備銀五萬兩，交鹽商生息，以備乾隆帝巡游的揮霍。當時兩淮沒有余款可解，鹽政吉慶獻策說，淮鹽眾商情愿每年公捐銀兩十萬，公領生息，以五年為期，每年息銀歸入本內，一并營運。期滿之后，留銀六十萬兩，永作本銀生息，余銀解交內庫。一文不出，本息全收，算得是名副其實的無本生涯。
預納——在鹽引滯銷之時，鹽官照顧鹽商，準其緩納稅款，分年帶征；而在撥解緊餉，無法應數之時，鹽商也往往成全鹽官，由商湊款趕課，謂之“預納”。這樣，一方面暫時彌補了庫款的虧虛，一方面又長久保住了鹽官的考成，好處是明顯的。
分潤——官僚直接分潤鹽商的盈利，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滴鯐r，刑部尚書徐乾學就曾被人揭發(fā)私交銀兩給鹽商做生意。乾隆時，山東濟東道張體仁也被人揭發(fā)讓子侄出面行鹽，“居官牟利”。在乾隆朝做過戶部侍郎的裘日修和嘉慶時的戶部尚書戴衢亨，都是長蘆鹽商的兒女親家。此后，形成“鹽務一官，或與商人聯(lián)姻換帖，或與商人伙本行鹽”。官、商便成一體。
商人給官的這些好處，也不是沒有回報的。例如預納鹽課，就不僅從官那里得到貼息，而且還可以得到減納的優(yōu)待。同時一經預納，又可用手本開載預納銀數，呈官鈐印，等到商人虧乏之時，即以鈐印手本質錢，輾轉抵押，糾葛不清，最后虧的還是庫款。
鹽商報效，名為“因公抒誠”、“歲助國用”，實際上以空數上報，而先由運庫墊解，從無年清年款，以至最后逋欠累累，陰虧正課。占兩淮鹽商報效首位的軍需捐款，在乾隆一朝為數一千四百八十萬兩，實際上商人交出的現(xiàn)款，不過一百萬兩，其余全由公庫墊解。名為按年帶征歸款，實際一直掛在賬上。
并不是所有的鹽商都能同官府保持這樣密切的聯(lián)系，享受到這樣優(yōu)厚的待遇。無論是“緩征”、“借帑”、或“加斤”上的重斤夾帶、“加價”方面的壟斷鹽引，所有這些好處，都首先落在大鹽商的手里。至于和大官僚聯(lián)姻換帖、伙本行鹽、朋分盈利的，更是鹽商的上層頭面人物，獲利自然更大。
在兩淮鹽商中，向有所謂“總商”或“綱總“的設置。他們的數目，由官府選定?？滴跏辏ㄒ涣咂撸?，定為二十四人。雍正以后，增為三十人。這二、三十個人實際上掌握了整個淮鹽的營運。他們一方面是“資重引多”，為散商所信賴的富商，所有販運淮鹽的商人，都必須附在一個總商名下，行鹽遲早，惟總商是聽。另一方面，他們又是所謂“勇于任事”、為官府所倚重的豪商。所有官府一年應征鹽課，都由總商“成管催追”，解款虛盈，唯總商是問。他們在官府與散商之間，對上則借承交賦稅之機，揮霍庫款；對下則借包攬鹽引之勢，勒索眾商。這種亦官亦商的地位，不僅微本小商望塵莫及，就是一般場商運商，也不能望其項背。
由于地位不同而產生的這種差異，不但見之于鹽商，而且也見之于其他商人。江蘇滸墅關征收關稅，有梁頭、小販之分。梁頭系按船只大小征稅，其對象是擁有商船的大商人；小販則按貨征稅，其對象為一般行商負販。兩種課稅，輕重懸殊。雍正初年，豆稅一項，小販每石納銀七分，而載重二、三千石的梁頭，每石納銀只合二分六厘，相去近三倍。淮安關征收關稅，關吏在正稅上無法高下其手，則在正稅以外之“使費”上，玩弄花樣。商人納稅，凡商貨在百擔以上的，正稅一兩，加“使費”八錢，而小販零星貨物，正稅一兩，“使費”卻加至一兩。小商小販肩負米糧不及一石者，例不納稅，而淮安關則“凡有肩負米石過關者，并不放行，俟再有一、二肩負米石者來，將二、三人之米合算成石，令二、三人公同上稅”。很明顯，在大鹽商那里，虧空公帑雖千百而逍遙法外；在小商販這里，繳納稅賦雖升斗而錙銖必較。
三、農民以外的勞動群眾 在清王朝的財政賦稅體系中，全部賦稅的最后負擔者，除了農民以外，還有一批為數眾多的勞動群眾。他們主要是被稱為“礦丁”、“灶丁”和“運丁”的從事開礦、制鹽和漕糧運輸的手工業(yè)勞動者。
這些手工勞動者中，礦工人數最多。云南銅礦每一礦區(qū)，“大者其人以數萬計，小者以數千計”，“非獨本身窮民，凡川、湖、兩粵力作工苦之人，皆來此以求生活”。廣東省各種礦的傭工，在雍正時期，不下數萬人。這個省北部的一個偏僻小縣陽山，在康熙時期就集中了很多來自鄰縣乃至鄰省的礦工。估計清代前期礦業(yè)中的勞動者，至少當在百萬以上。鹽場勞動者的數目，也很可觀。僅兩淮一處，康熙時期，被稱為“灶丁”的鹽工，當在十萬左右。加上捆工、箕秤、鉤槓、杴帚等輔助工，又不下數十萬人。這兩部分勞動者，在乾隆中期，為數在五十萬以上。四川井鹽，在十九世紀初期，單是井工一項，估計將近二十萬。至于漕糧的運輸，也擁有大量的勞動者。清代漕船數目，原額有一萬四千五百號，實際上每年從事運輸的船只，在六千至七千號之間。每船運丁十至十二人，總數當在七、八萬之間。加上運丁所用的水手、舵工、纖夫等，又八、九萬人。兩者合計，當在十五萬以上。
所有這些勞動者，都遭受嚴重的剝削，生活在極端窮困的環(huán)境中。這里僅從清王朝的財政賦稅的角度，看一看他們身上承受的重擔。
關于礦業(yè)勞動者的情況，在清代的礦業(yè)中雖然出現(xiàn)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雛型，但大量的礦場，仍然保存著舊的剝削方式。這里的雇傭，一般有兩種形式：一種是領取工資的雇傭，有的地方叫“月活”；一種是礦工出力，礦主供給飯食，共同分配產品的雇傭，有的地方叫“親身”。在后一種形式中，礦工和礦主的關系，實質上近于佃戶與地主的關系。而這種形式，在當時某些礦區(qū)中，往往占據主要的地位。因此，礦工遭受的剝削，本來就是很嚴重的。
在這種嚴重剝削的情況下，清王朝的賦稅政策，加重了礦工的負擔。如上所述，清王朝對于某些礦產的征課，除了抽稅以外，還采取收購產品的政策。由于官定收購價格大大低于市價，所以礦場中，經常發(fā)生私賣活動。官府為了防止私賣，就對礦場的生產，進行嚴格的控制。如云南銅礦中，每爐起火，必須請得官府印票，無票不得起火。熄爐時，官府遣役看守，銅一出爐，即押赴官所稱兌。在“親身”制的條件下，礦工在遭受礦主嚴重剝削之后，手中分得的產品，一方面必須以低價賣與官府，另一方面，生產又受到官府的嚴格控制。希圖在官府規(guī)定之外，進行額外的生產，以改善自己處境的道路，又被堵截。因此，礦工除逃亡到官府力量暫時達不到的荒山峻嶺，從事私挖以外，只有饑餓和死亡，幾乎沒有別的出路。
在鹽業(yè)中，也有官發(fā)薪本，或撥給煎鹽所需草蕩，由灶戶煎鹽辦課的。以全國最大的鹽區(qū)兩淮而言，這里的鹽戶，基本上是個體生產者。每灶一丁，辦鹽十三引，每辦一引，給草蕩十三畝。灶戶所得之鹽，只能賣給場商，不許私賣。灶戶和官府有兩方面的關系：一方面，灶戶對官府分給之草蕩，必須“按蕩完納本色引鹽”，官府對灶丁，實際上是地主對佃戶。另一方面，灶戶賣鹽與場商，必須按照官府批準的價格，更不許有“透露情弊”。凡灶戶燒鹽，必須逐時呈報，“核其開煎、熄火之候，較其鹽斤多寡之數，務使盡入商垣”。官府對鹽產的控制，采取了與礦產同樣嚴密的手法。鹽戶的處境，與礦丁并無二致。
在灶鹽必須賣與場商的條件下，鹽戶的命運基本上控制在場商的手里。鹽尚未煎成時，灶戶為了口，不得不以在野之青草蕩，向場商典借高利貸，當其辛勤煎得之鹽剛一出灶，還沒有來得及易銀買米，商人便已“持券向取以抵舊欠”。灶戶和場商的關系是：灶戶需資，場商則“放利圖扣”；灶戶賣鹽，場商則“浮收勒掯”；灶戶鹽多，場商則“乘急賤買”；灶戶鹽少，額引虧短，場商則“又以漏私諉諸灶戶”。在官府和場商的雙重剝削下，灶戶處境的悲慘是不言而喻的。清初，一位熟悉灶戶生活的詩人寫道：“白頭灶戶低草房，六月煎鹽烈火旁”，“坐思烈火與烈日，求受此苦不可得”。“壯者流離棄故鄉(xiāng)，灰場蒿滿無池鹵”。事實正是這樣。海州徐瀆鹽場，原額辦鹽灶丁八百五十，其后相繼流亡，至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只剩一百三十四?。惠笧^鹽場，原額辦鹽灶丁一千五百，在康熙七年（一六八八），已全部逃亡，后雖陸續(xù)召徠，至乾隆四十年，也只恢復到四百五十六丁?？梢?，灶戶也和礦丁一樣，多有逃亡。
在漕糧運輸線上，清王朝對挽運漕糧的所謂運丁，采取了軍隊的編制。為封建王朝直接服役的運丁，和其他勞動者比較，有許多特殊之處，但就主要方面來看，他們仍然是受剝削、被魚肉的勞動者，他們和漕運線上的纖夫、水手，同屬于當時廣大的水陸運輸勞動隊伍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采取軍隊編制的運丁，有十分嚴密的組織。全國運漕有五十四個衛(wèi)所，衛(wèi)所之下分幫，每幫平均有船五、六十只。挽運漕糧的運丁，每四年或五年一編審，輪流領運。編審的重心是“清查隱匿，勾稽潛逃”，必使歸衛(wèi)以備簽運。這就是用強制的力量，維持漕運人員的編制，強迫運丁負擔漕運的勞役。
對于這種封建的勞役，清王朝也規(guī)定有所謂津貼和報酬。它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項：一是行糧、月糧、贈貼銀米的發(fā)給，這是最主要的一項。其次是準許運丁隨船攜帶定量的免稅貨物，進行貿易，叫做“土宜”。雍正以前，每船準帶土宜六十石。雍正七年（一七二九）以后，增為百石。第三是分派屯田，作為贍養(yǎng)運丁之用，叫做“計屯貼運”。屯田或由運丁自己執(zhí)業(yè)，或由衛(wèi)所按畝收租，津貼出運的運丁。平均每丁可攤屯田二、三十畝至五、六十畝不等。
乍看起來，運丁的經濟狀況，似乎很不錯了。他既有固定的行糧、月糧，又有隨船土宜的附帶收入，還有屯田的補貼收入。特別是后來在行、月錢糧之外，還有幫丁貼費，而運丁向兌漕州縣勒索幫費，且為人所詬病。但是，所有這些，改變不了運丁的艱難處境，也改變不了運丁基本上處于受剝削、被魚肉的勞動者的地位。
首先，在三項收入中，前兩項并不全歸運丁所有。行、月錢糧包括領舵水手雇募之資，屯田收入包括修造船只津貼之費。運丁個人所能分到的，實際上非常有限。土宜收入很不穩(wěn)定，運丁在僉造、領運、追比積欠之余，往往無力置辦。至于運丁在三項收入之外，還要向兌漕州縣勒索人所詬病之幫費，則是他們本身承受官府剝削的自然結果。從承運漕糧起，到運抵倉場止，運丁要承受一系列大小衙門的剝削勒索。承運之時，有衛(wèi)官、幫官常例，有糧道書辦常例，有府廳書辦常規(guī)，還有令箭牌票的差禮，行月錢糧的勒靳。過淮之時，則有“積歇攤派、吏書陋規(guī)、投文過堂種種諸費”。至抵倉場之日，又投文有投文之費，過壩有過壩之費，交倉有交倉之費。統(tǒng)計由起運到交倉，勒索的關卡凡十九道，勒索的名目達一百零五項之多。當時有人說：“自州縣視之”，誠然“運軍為刀俎”；而“自京、通視之，則運軍為魚肉”。運丁“魚肉”州縣，這當然又增加州縣對廣大農民的魚肉，但運丁之所以“魚肉”州縣，則是因為他們受京、通的魚肉。這說明運丁和廣大農民，同樣處于被損害、被魚肉的地位。
至于糧船雇用的水手和纖夫，他們的地位，更等而下之。在統(tǒng)治者的眼中，他們是“無業(yè)之民”，“頑蠢之輩”。官府對他們的生活，從來不加過問，而對于他們的反抗，則殘酷鎮(zhèn)壓，無所不用其極。他們患病醫(yī)藥或身故喪葬，都必須從自己所得的雇值中，按名提扣，而他們的反抗只要是集眾在十人以上，為首的就要冒著殺頭的危險。
總起來說，地主和農民相對立，整個剝削階級和勞動群眾相對立，在封建社會的生產關系中是這樣，在封建政權的財政體系中，也是這樣。
清王朝的額定財政收入，在開國初期每年為一千四百余萬兩，與明朝萬歷以前的歲入，約略相當。順治后期，增加到近兩千萬兩。其后逐步增加，康熙時期已超過三千萬兩，到乾隆時期則突破四千萬兩，較順治時已增加一倍以上。而實際的開支，則遠遠超過這些數字。順治后期，額賦收入還不到二千萬兩，兵餉支出已增至二千四百萬兩，全部收入支付軍費，尚不足四百萬兩?？滴跗蕉ㄈ螅婐A支出仍達一千四百萬兩。乾隆一朝的經常軍費支出，每年多的達一千八百多萬兩，少的也在一千五百萬兩以上。（經濟研究所抄檔，俸餉（十七）（一）一九七）臨時的軍事開支，則又倍蓰于此。包括多次不義戰(zhàn)爭在內的所謂乾隆“十全武功”，每次耗費都是盈千累萬。嘉慶一朝，鎮(zhèn)壓農民起義的軍費支出，就達到兩億一千萬兩，為前所未有。一次戰(zhàn)爭，等于消耗了國家五年的財政收入。
這種局面的存在和繼續(xù)，必然使賦稅正額不足以應付王朝的需要。特別是乾隆一朝，既要應付日益增加的龐大開支，又要維持國庫充盈的虛假體面，于是日益乞靈于正額以外之加派。而加派手法之惡劣以及對人民負擔和整個經濟所造成之嚴重影響，都是十分突出的。
在清王朝的各項稅收中，田賦（包括漕糧）收入約占四分之三，鹽課、關稅及其他雜稅收入約占四分之一。名義上課稅的主要對象是地主和商人，但在實際征收中，主要的負擔，落在農民以及其他勞動者和小生產者的身上。地主和商人，特別是其中的豪紳地主和大商人，在這個政權下面，有各種途徑逃避應征的課賦。
（一）清王朝的“輕徭薄賦”政策 清初的所謂“輕徭薄賦”政策，主要有以下幾項措施：一、蠲免明末加派；二、新增人丁永不加賦；三、攤丁入地；四、蠲免錢糧。這四項中，前兩項被認為是直接減輕人民負擔的積極措施，攤丁入地是進一步使人民的財政負擔趨于合理化，而普免錢糧則是在減輕人民財政負擔的基礎上的額外優(yōu)惠。
一、關于蠲免明末加派 所謂明末加派，是指萬歷末至明亡二十多年間為應付遼東戰(zhàn)爭和鎮(zhèn)壓農民起義而對田賦、關稅等的加征，包括所謂遼餉、剿餉和練餉的加派。攝政王多爾袞說，這是要取消“厲民最甚”的“前朝弊政”。事實是：清朝入關定都北京以后，各項稅收原定按照明末數額征收，由于當時的賦役冊籍，在戰(zhàn)爭中大部散失，僅存萬歷時期的會計簿，只好按萬歷舊額征收，免除明末加派。這種措施，顯然不能持久。因此，清王朝的官方文告，雖然聲稱所有加派，要“盡行豁除”，甚至要以“殺無赦”來懲治“蒙混倍征”的官吏。但是，這種動聽的言辭，并不能改變“倍征”的事實。順治元年（一六四四）“一切加派盡行蠲免”的話音剛落，清王朝就馬上改口，說什么明末加派，“原非盡派之民間”，“宜量留派征”。由“盡行蠲免”到“量留派征”，前后不過一年。而順治元年剛剛禁革明末對各省常關加增的稅額，不出三年，就在原額之外，又加上“天啟、崇禎遞增額數一半征收”。
在這種出爾反爾的情況下，順治元年的規(guī)定對不少州縣而言，只是一紙具文。在華北，順治后期河南巡撫賈漢復就公開承認刊造賦役全書之時，并沒有按照豁免的規(guī)定“磨對清楚”，以至河南一省所征田賦多于正額者，“每州縣不下盈千累萬”。在江南，康熙初期江寧巡撫湯斌還未赴任，就有人告訴他：那里承明積弊之后，田賦之重，“一如往時”。事實上，清王朝不但沒有認真執(zhí)行它所宣布的對明末加派的豁免，而且還不時加上新的額外征派?？滴跚鞍肫谟谩皶杭尤A”的名義，曾經多次進行加派，一直到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當有些地方請求豁免時，戶部還以“征收與各州縣同，不便獨蠲”為辭，拒不批準。
以上事實，至少可以說明加派的豁免，并沒有普遍和徹底的執(zhí)行。而且，即使認真執(zhí)行，所蠲免的，也只限于明末天啟、崇禎兩朝的加派。事實上，明王朝的賦稅加派，從嘉靖朝就已經開始，到了萬歷末年，也就是清王朝引以為征稅根據的那一年，田賦加派總數就在五百二十萬兩以上，相當加派以前正賦收入的三分之一。顯然，這五百多萬兩的加派是被清王朝當作正額加以征課的。因此，即使承認加派已盡行蠲免，清王朝的賦稅征課也只是比明末天啟、崇禎的二十余年有所減輕，和嘉靖以前比較，人民的負擔，反而增加了三分之一。
二、關于“新增人丁永不加賦”
“新增人丁永不加賦”，是從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開始實行的。它規(guī)定丁賦的征收，以康熙五十年全國的丁銀額為準，以后新增人丁，永不加賦。這一措施曾經被說成是“有書契以來未有之曠典”。
丁稅和田賦，在攤丁入地以前，是兩個并列的征課項目。田賦按畝征課，丁稅則計口征收。由于丁稅對農民是一個沉重的負擔，所以無地農民，為了拒納丁銀，往往被迫逃亡。這種因人丁逃亡而征不足額的情形，從清初至康熙五十年間，始終存在。在“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詔令”中，康熙也承認一戶有五、六人，只有一人交納丁稅，有九丁、十丁之戶，也只一、二人交納丁稅。這說明，在頒布“詔令”之先，丁銀之未能足額，已經是既成的事實。為了達到足額征收的目的，清王朝訂了不少獎懲措施。如順治十一年（一六五四）規(guī)定編審戶口，要“逐里逐甲，審察均平”，“如有隱匿捏報，依律治罪”?？滴醵迥辏ㄒ涣肆?，又將編審限期縮短，凡新增之丁隱匿不報者，也依律治罪。在獎的方面，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規(guī)定“州縣官編審戶口，增丁至二千名以上，各予紀錄”?？滴醵辏ㄒ涣鼣U大范圍，只要有一州一縣增丁二千名以上，從州縣官、道府、布政司直至巡撫總督，統(tǒng)統(tǒng)準予紀錄。然而，即使這樣獎懲兼施，效果還是非常微小。一直到康熙頒布“新增人丁永不加賦”的“詔令”之前一年，各省編審人丁，仍然未將加增之數，盡行開報。地方官未嘗不力求足額，免干罪戾?？滴醵辏ㄒ涣巳?，直隸靈壽知縣陸隴其就承認：從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到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這個縣載在賦役全書的人丁，增加了九八七丁，而實際審定丁數，卻少了五六九丁。其所以如此，是由于“編審者惟恐部駁，要求足額”，且又恐僅如舊額，猶不免于駁，“必求其稍益而后止”。這樣的嚴攫遍索，而仍然不免于征不足額，原因是很清楚的。那些沒有交納錢糧的余丁，決不像康熙所說，是在“優(yōu)游閑居”，“共享安樂”，而正像陸隴其所說，他們已經是“老幼無立錐”，“逃亡無蹤跡”。
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如果認真執(zhí)行，當然有減輕人民負擔的一面。因為新增人丁，自此不再交納丁銀。但是，它同時又有增加人民負擔的一面，因為如果人丁減少，丁銀卻要維持常額，不能相應減少。在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戶部議定的執(zhí)行條例中，規(guī)定了“新增人丁補足舊缺額數”的具體辦法：一戶之內，如同時有新增之丁和開除之丁，即以所增抵補所除，如新增之丁不足以抵補開除之丁，即以親族之丁多者抵補；又不足，即以同甲、同圖之糧多者頂補。這種辦法，就連為清王朝唱贊歌的人也加以非議，認為這是“丁倒累戶，戶倒累甲”，“在官謂之補，在民謂之累”。
還有另外一種情況，那就是不管有沒有新增人丁，應除之丁根本不予開除。如云南省，一直到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實行攤丁入地之前，“寸椽尺土”之丁，“雖老病故絕，編審時從不除減”。
三、關于“攤丁入地”
所謂“攤丁入地”，是將原來按人丁所征之稅攤入地畝。這個辦法，在康熙后期，即已試行于少數地區(qū)，而其正式施行和推廣，則在雍正初年。在此以前，無地之丁雖然不交田賦，但須交納丁銀。攤丁入地之后，則無地之丁，并丁銀亦不必交納。
攤丁入地是丁銀征不足額的必然后果。王慶云在《熙朝紀政》一書中說道：丁銀“均之于田，可以無額外之多取，而催科易集”；可以保證“保甲無減匿，里戶不逃亡”。這就證明清王朝之所以改行攤丁入地，是為了丁銀的征收得到足額的保證，更有效地使農民附著于土地。
雖然如此，攤丁入地仍然不失為一項積極的措施。這不僅因為實行攤丁入地之后，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可以免除或減少丁銀的負擔，而且由于逃亡人口的減少，對發(fā)展農業(yè)的生產，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丁銀是力役的代金，在丁銀與田賦分別征收之時，“通計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攤丁入地以后，丁徭與地賦合一，無地農民理應別無徭役?？墒牵诙°y攤入地畝之后，卻又留了一個“編審人丁以供差役”的尾巴。也就是說，丁銀攤入地稅，并不意味著地方差役攤派的停止。于是，口頭上“民納地丁之外，別無徭役；官有興作，悉出雇募”。實際上，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對力役之征，照舊“有赴功之差”，而田連阡陌的富豪之家，反得依仗權勢，“不應差徭”。
可見攤丁入地的實際施行，并不像官書中所渲染的那么“公平至當”。但是，即使這樣，它也受到“有田之家”的抵制。在雍正元年（一七二三）開始實行攤丁入地時，有人就料到“有力之家”的“阻遏”。山西省從雍正九年（一七三一）開始試辦，一直到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全省一百零四州縣中，丁糧合一者，只有四十一州縣；丁糧分征者，仍有二十六州縣；其余三十七州縣，有的只將丁銀一半或三分之一攤入地畝，有的將丁銀統(tǒng)按下下則征收，以余額歸入地畝。其所以如此，就是因為要遵循“有田之家所加者無多”的“良法美意”。正由于此，攤丁入地，延續(xù)了一個很長的過程。貴州至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才開始通省施行，山西則遲至道光二年（一八二二）還在“次第查辦”，而吉林省有些地方，一直到光緒八年（一八八二）還在等待地方官來“攤丁于地，以甦民困”。
四、關于蠲免錢糧 蠲免錢糧被認為是清王朝的“曠典”之一。康熙六十一年中，蠲免錢糧“有一年蠲及數省者”，也有“一省連蠲數年者”；乾隆六十年中，四次普免天下錢糧，三次普免各省漕米。封建王朝企圖以此證明“薄海億兆，并裕倉箱”，為“古今第一仁政”。
事實上，蠲免錢糧證明了“并裕倉箱”的反面。
錢糧的蠲免和積欠往往是同時發(fā)生的?？滴醯垡辉兕妹?，可是雍正帝臨朝第一年就查出江蘇一省的田賦積欠，有八百八十八萬兩之多。乾隆帝四次普免錢糧、三次普免漕米，可是當他剛剛讓位于嘉慶帝時，卻親眼看到天下積欠達到兩千多萬兩。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也曾普免一次天下錢糧，那次蠲免的數額，共計二千一百二十九萬兩，為數不為不巨。但就在這個時候，各省積欠錢糧至二千五百萬兩之多。蠲免二千一百萬，原來是因為已經積欠了二千五百萬！
和“并裕倉箱”相反，蠲免錢糧絕大部分是和災荒連在一起的。什么樣的災荒，才得幸邀蠲免，是由皇帝決定的。順治十年（一六五三），曾規(guī)定四分災可以蠲免田賦的十分之一，五分以上的蠲免十分之二，八分以上蠲免十分之三。到了康熙十六年（一六七八），卻改為最高只能蠲免十分之二，五分以下，則改叫“不成災”，不在蠲免之列。雍正八年（一七三○），河南全省水災，祥符、封邱一帶農民至“賣男女”，而清王朝的統(tǒng)治者卻認為“實未成災”，錢糧仍照額完兌。
對于蠲免，不但皇帝可以隨手高下，而且經征官吏，可以任意侵吞。順治時期，地方官私自征收蠲免錢糧，已經大量暴露。康熙時期，每逢蠲免，甚至在履畝踏勘，造報被災分數，題請蠲免之前，地方官已將本年錢糧“敲撲全完”。這種情形的普遍存在，連清王朝的統(tǒng)治者也不得不承認：“有蠲免之名，而民不得實惠”。
即使蠲免錢糧，“民”得了實惠，這個得了實惠的民，主要也不是真正貧苦的農民。康熙帝就直認：“田畝多歸縉紳豪富之家，小民所有幾何？從前屢頒蠲詔，無田窮民，未必均沾惠澤。”乾隆帝也說：“輸納錢糧，多由業(yè)戶，則蠲免之典，大概業(yè)戶邀恩者居多。”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為了使所謂“佃戶沾恩”，戶部議了一個業(yè)主蠲免七分，佃戶蠲免三分的辦法?？墒侵痪S持了二十五年，就改為酌量寬減，“不必限定分數”。如果佃戶不依，就要“治以抗租之罪”。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又重新規(guī)定，“業(yè)戶照蠲數十分之四減佃戶租，可是不過二十年，又改回“各就業(yè)主情愿”，不必定以限制?？梢娙唛_也好，四六開也好，都沒有能夠維持多久。
即令這些規(guī)定完全兌現(xiàn)，佃農所能得到的實惠，也非常有限?！疤镒庖皇?，稅糧三升”。也就是說，佃農交納給地主的田租，相當地主交給官府的錢糧的三十三倍。然而錢糧蠲免，卻倒過來了，主七佃三，或主六佃四，而這在封建統(tǒng)治者的眼中，就叫做“均平無偏，乃為有益”了。
（二）清王朝的財政加派 康熙六年（一六六七），順天府尹李天浴說：“征收銀糧，不苦于正額之有定，而苦于雜派之無窮?！笔拍辏ㄒ涣恕穑?，御史許承宣也說：“今日之農，不苦于賦，而苦于賦外之賦；不苦于差，而苦于差外之差?！薄敖袢罩藤Z，不苦于關，而苦于關外之關；不苦于稅，而苦于稅外之稅?！崩钐煸『驮S承宣的所謂“不苦”，雖然是掩飾之辭，但是他們的側重點，卻擊中了清王朝財政稅收的要害。
一、加派 馬克思說：東方專制國家的財政司，就是“搶掠本國人民的機關”。封建王朝的賦稅加派和浮收，本可以赤裸裸地進行，但清王朝為著粉飾它的所謂“太平盛世”，在進行賦稅的加派和浮收時，卻需要一些掩蓋手法。
首先，某些加派，往往是在整頓乃至革除加派的名義下進行的。耗羨歸公，是一個很典型的事例。
耗羨是征收田賦的一種附加，是在彌補镕鑄征收散碎銀兩的火耗的名義下創(chuàng)設的。對于這種附加，清王朝最初也曾表示要嚴行禁革。順治元年（一六四四），明朝降臣駱養(yǎng)性請每兩加火耗三分，還被斥之為“貪婪積弊”。然而，這種積弊，事實上并沒有禁革。到了康熙后期，各省征收火耗，已由三分變成二錢、三錢乃至四錢不等。這一筆為數可觀的耗羨，一向歸州縣支配，一部分入州縣官吏的私囊，一部分以規(guī)禮的形式進了上司的口袋。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在“剔除積弊”的名義下，加以整頓，實行耗羨歸公，用這筆錢作為地方官吏的所謂“養(yǎng)廉”和彌補虧空之用。很明顯，這種整頓只是把不合法的加派變?yōu)楹戏ǖ恼?，原有的加派，并沒有絲毫減少。不僅如此，變加派為正項以后，又出現(xiàn)了新的加派；變規(guī)禮為養(yǎng)廉以后，又出現(xiàn)了新的規(guī)禮。雍正帝在實行耗羨歸公的第三年說道：錢糧火耗，地方官于應取之外，稍有加重者，必重治其罪。這說明此時已經有了加重征取。在實行之第五年又說：國家既給養(yǎng)廉，地方官有再私收規(guī)禮者，一律“置之重典”。這說明此時已有私收規(guī)禮。乾隆帝在即位的第三年（一七三八）也說：自各省題解火耗，優(yōu)給養(yǎng)廉之后，州縣官何得再暗地重耗，以為自潤之計！這說明此時已經有了“暗地重耗”。五十年（一七八五）又說：直隸各省積欠耗羨，此非州縣私自挪移，即系吏胥從中侵蝕，“豈可以官吏之所欠，復向小民催征滋擾？”這說明“催征滋擾”，已經指向“小民”。所有這些官樣文章，并不能掩蓋加派之外又增加派的事實。
不僅加派改為正項以后，可以出現(xiàn)新的加派，而且新的加派又寖假而成正項，復在新的正項之外又出現(xiàn)新的加派。四川、江西、甘肅等省征收田賦，在耗羨之外，又有“暗中加重戥頭”之所謂“平余”。這種“平余”，在雍正以前，似乎還只是“暗中加重”的，到了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四川巡撫碩色向皇帝陳奏了這件事，奏章中寫的是每百兩提解六錢，“充各衙門公用”，實際上是每兩加至一錢有余，即每百兩提解十兩以上。這件事公開以后，乾隆帝表示“不勝駭異”，要永行革除這一耗外“交納之項”，辦法是“遵照征收錢糧之天平法碼，制成劃一戥，飭令各州縣確實遵行”。至于遵照哪一種天平法碼，是“加重戥頭”以前的，還是加重以后的，沒有講明。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平余”并沒有因此取消，而是在不久之后，變成了正項。因為第二年就出現(xiàn)了“將解部減半平余扣存司庫，以備荒歉應用”的“諭旨”?？梢娫诖艘郧?，這個“減半平余”，必已上解戶部，并隨即在“備荒”的幌子下，變成了正項。
四川的“平余”變成正項以后，是否接著產生新的加派，還沒有見到文獻上的記載。但是，在云南和“平余”同樣是“充各衙門公用”的一種額外加派——“公件”，卻證明舊的加派變成新的正項以后，確確實實又產生了新的加派。雍正五年（一七二七），云南巡撫楊名時曾“將原定公件統(tǒng)加復核，留必須之用，其余題報歸公”。而實行的結果：歸公以后，公件“轉成厲階”，有司“于地方應辦公事，不免復派”。
類似這樣的加派，是不勝枚舉的。中央有“部費”，地方有“設法”。廣西有“均平”，江西有“解費”，陜西有些州縣“私派名色不下三十余項”，直隸有的地方正賦每畝一錢三分，而什派“每至三四錢”。總之，“有一項正供，即有一項加派”，層出不窮。
其次，清王朝的加派，有的是在科取所謂正額以外的盈余的名義下進行的。關稅盈余，就是一例。關稅的盈縮，隨貨物流通的消長而定，本來不可律以固定的數額，更無所謂額外的盈余。清朝初年，也曾一度取消所謂定額。順治七年（一六五○），就曾規(guī)定以后關稅不必定額，“恐有余者自潤，不足者橫征”。康熙四年（一六六五），還曾“罷抽稅溢額議敘之例”，防止經征官吏以橫征暴斂作升官捷徑。應該說，這些都是合理的規(guī)定。以后在康熙十四年（一六七五），雖然有過一次反復，但在整個康熙時期，“關差苛取溢額，希圖議敘”，仍然是視為禁例的。
關稅盈余的正式解交，是從雍正時開始的。雍正二年（一七二四），江西巡撫裴■度把湖口關稅盈余，悉數解交戶部。對于這筆盈余，雍正帝一面告誡說：“倘額外剝削商民，則斷然不可。”一面夸獎說：“今歲盈余，是爾等清厘所致?！弊炖镎f“數覺過多”，兩只手卻早已伸出去，照數賞收。
乾隆時期，盈余便和正項一樣，成了關稅必征的項目。乾隆六年（一七四一）正式規(guī)定：各關盈余銀兩，必須與上年數目相仿。十四年（一七四九）更進一步規(guī)定，各關盈余成數，視雍正十三年短少者，各按數定以處分，并且“永著為例”。由康熙二十六年的“議處溢額”到乾隆十四年的“議處缺額”，六十年間，事情走向反面。
這個辦法行之未久，即因“各關奏報盈余較雍正十三年有贏者居多”，于是又回到乾隆六年的辦法，“仍與上屆相比較”。表面上是防止稅吏“從中侵隱”，骨子里是朝廷要盡量搜刮盈余。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又進一步改為與前三年比較。名義上只要不少于前三年中任何一年，即可核準報銷，實際上變成以“上三屆征收最多年份”為準，仍是盡量多要。作為對抗之策，關稅經征人員則想盡各種辦法，拉平各年稅收，以盡量少交對付盡量多要。在對外貿易稅收中心的粵海關，每當臨近向北京解款之時，經常出現(xiàn)裝卸船貨、稽征鈔稅一概后延，進出口貿易臨時中止的怪現(xiàn)象。其所以如此，就是著眼于拉平各年稅收。這種手法，大概也為清廷所察覺。因此，嘉慶四年（一七九九），停止了乾隆四十二年的辦法。將所有盈余數目，“酌中定制”，制成新定額，不再與上三屆比較，而新定額以上之盈余，仍須據實報出。這分明是以多要對付少交的新手法，但卻被說成是防止“司榷各員藉端苛斂”的“體恤”措施。
總之，乾隆帝是百計搜求盈余于定額之外，嘉慶帝是千方追索已包括盈余在內的新定額以外之新盈余。定額之外有盈余，盈余之外，又有盈余，和正項之外有加派，加派之外又有加派，如出一轍。
最后，清王朝還通過所謂“折色”的辦法，進行額外的勒索征派。
所謂“折色”，是以貨幣代替實物的交納。以漕糧為例，清朝征收的漕糧中，大約有百分之十是折價征收銀兩的。這種漕折，一向被說成是清王朝減輕人民負擔的“恩惠”。因為根據官方的規(guī)定，折價較低，而且固定不變。從順治到道光，每石漕糧的官定拆價，雖然地區(qū)之間，各有高下，但始終在五錢至八錢之間，一般低于米糧的市價。因此，只有在交通阻滯，漕運困難，或災荒欠收，無糧可交的情況下，才能享受到這種“恩惠”。
但是，官方規(guī)定的折價，只停留在紙面上。實際則米價變動，折價也隨著變動，它不但不低于市價，反而三倍、四倍乃至五倍于市價。
順治時，江西米價每石不滿四錢，而漕折實際每石一兩二錢，三倍于市價。
康熙時，江南米價每石不過五錢，漕折每石二兩，四倍于市價。
乾隆時，各省漕折每石自三兩數錢至四兩數錢不等，而當時米價，低則不到一兩，最高也很少超過二兩?？梢姡埫嫔系囊?guī)定和實際的執(zhí)行，根本是兩回事。
在征收漕折中，還有所謂“民折官辦”的辦法：或由折漕州縣赴臨近水次、運漕方便的州縣，照額采購，交兌起運；或徑由運漕方便的州縣代辦，再從該州縣應交地丁銀內照數扣除。這兩種方式，都是在減輕人民負擔的名義下采用的。但實際的結果，卻與此相反。河南漕米自康熙十四年（一六七五）實行“民折官辦”，每石漕糧折銀八錢。后來河南粟米市價下落，于是在八錢折價中，戶部扣下一錢五分，只留六錢五分給巡撫買米起運，巡撫則“分委州縣”，州縣又“復派小民買輸”。到頭來小民還是交的粟米，而戶部經過一次“民折官辦”，憑空每石得了一錢五分的額外好處。到了乾隆年間，河南糧價上升，這時一部分改征折色的漕糧，由臨近水次，交通方便的州縣代辦。在糧價未漲之先，代辦州縣每運米一石，從應交地丁銀內扣銀六錢五分。糧價漲了以后，原扣地丁銀兩不敷辦運，這時戶部卻不聞不問，扣銀絲毫不添，運米一石不得短少。
清王朝的這種變相勒索，并不止于漕糧。在各種金屬礦產中，賤價勒買、高價出賣，幾乎是通例?？滴醵吣辏ㄒ涣税耍馘X局購買銅斤，當時市價每斤一錢六、七分，而官價只給六分五厘，連市價的一半都不到?？滴跛氖哪辏ㄒ黄摺鹞澹?，清王朝對云南所有銅礦，除征收百分之二十的“課銅”以外，下余銅斤，全部官買，謂之“官銅”。當礦民自備腳費把“官銅”運到省城，賣給官銅店時，每斤得銀不過五分，而官銅店轉手即以九分二厘出賣。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云南巡撫郭一裕把云南官銅的收買價格每斤提高了一分，可是就在同一時間，課銅的折價卻比官銅的價格高出兩錢以上。乾隆四十年（一七五五），貴州各水銀廠折實抽課，實物折價，在當地交納，卻要按大大高于產地價格的漢口市價。凡此種種，說明清王朝利用價格的壟斷加重財政的剝削，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程度。
二、加派的后果 財政加派，對整個社會產生了惡劣的影響。它不但直接加重了人民的負擔，而且通過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對國民經濟產生了嚴重的后果。
在加重人民的負擔方面，漕糧的征課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前面提到，漕糧的改折，使人民的負擔無形中增加了幾倍。事實上，占漕糧百分之九十的征實部分，所加于人民的實際負擔更為驚人。
清王朝征收漕糧，年約四百萬石。要把這些漕糧由南方征收地區(qū)通過運河運往北京和通州，就得加上以下七項費用。這七項無一不是正項以外的附加。
一、隨漕正耗。這是備北京、通州兩處米倉損耗和沿途運輸折耗之用。運京倉的漕米，為正兌米，每石加耗二斗五升至四斗不等；運通倉者為改兌米，每石加耗一斗七升至三斗不等。
二、隨漕輕齎。這是正耗以外的余耗，先期征解倉場，為轉運腳價之費。每石正兌米加耗米一斗六升至三斗六升，改兌米加耗米二升，折征銀兩。
三、隨漕席、板、竹。這一項包括漕船運糧需用的各項物料，有的征實物，有的折征銀兩，通算每石漕米征銀大約八厘左右，合米一升左右。
四、行月錢糧。這是給運丁的口糧。按月發(fā)給，謂之月糧。每月八斗至一石不等，出運之日，另給行糧每名二石四斗至三石不等。行、月二糧合計，每名每年在十二石至十五石之間。每年運丁以六萬計，運糧以四百萬石計，平均每運糧一石，約征行、月銀糧二斗。
五、贈貼銀米。這是對運丁的津貼。正額高下不一，一般是“五米十銀”，即每運米百石，征銀十兩，米五石。折銀易米，則每運糧一石，征米一斗五升左右。
六、廳倉茶果。這是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借修倉、造冊費用而新加的一項額外需索。每倉以六十兩為定額，每糧一石，征銀約五厘，合米半升左右。
七、漕耗。這是乾隆八年（一七四三）借運丁津貼和州縣兌漕費而新加的一項額外需索。每糧一石，征米一斗五升。
以上七項附加，平均計算，每運糧一石，附加也得一石左右。也就是說，七項附加，等于漕糧正項。
但是對交糧的農民而言，壓在他們身上的沉重負擔，還不止這七項明文規(guī)定的附加，而是并無明文規(guī)定但實際上大量存在的各種苛征勒索。
在“隨漕正耗”之外，有不見明文的“折扣”、“淋尖”和“踢斛”等等浮收；在津貼運丁的“行月錢糧”之外，又有不見明文的“幫丁貼費”；既有專作運轉費用的“隨漕輕齎”，卻又在“輕齎”之外，加上不見明文的“兌費”名目；既有“廳倉茶果”的額外需索，卻又在“茶果”之外，增添各項“使費”?？梢哉f，有一項加派，即有一項或數項額外加派。
這些額外加派，愈演而愈烈。
如果說，“隨漕正耗”以外的浮收，最初還只限于斛面，那么后來就發(fā)展而為折扣；如果在乾隆中期，折扣還不過每石數升，那么經嘉慶至道光時，就已增至五折、六折，也就是“交米一石，需米二石”。
“幫丁貼費”，以前每船不過百余兩至二、三百兩，后來則遞增至五、六百兩乃至七、八百兩；最初還不過幫費一項，后來則進而發(fā)展為鋪倉禮、米色銀、通關費、盤驗費等各色名目。
“兌費”在順治末年，每石不過征銀五分，轉眼之間，就加至一錢乃至四、五錢不等。順治末年，它還被看作額外苛求而加以禁革，后來不但“兌費”名目沒有取消，反而私加至五六倍或七八倍不等。
載入明文的“廳倉茶果”，每石不過五厘。而不見于明文的“使費”，僅其中的“驗米費”一項，就相當于“廳倉茶果”的一倍?！笆官M”還只限于倉場對運丁的勒索，隨后在倉場之外，又有領運官、押運官，以及沿途催儹、稽查官吏和淮安漕督衙門等一系列的勒索和苛征。
漕糧加于人民的全部負擔，是無法精確統(tǒng)計的。但是，國家“歲漕江南四百萬石，而江南則歲出一千四百萬石”，“民間有四石之費，國家始有一石之用”，這在當時是眾口一辭的。應該說，這還是保守的估計。
其次，賦稅的加派，不僅直接加重人民的負擔，而且必然要影響整個流通過程和生產過程。它的最終結果，不僅惡化人民生活，而且惡化整個國民經濟。鹽稅之于流通過程，礦稅之于生產過程，是典型的事例。
清王朝的鹽稅，絕大部分是在包賣的基礎上的課稅。全國有兩淮、長蘆、山東、河東、兩浙、福建、廣東、廣西、四川、云南十大產鹽區(qū)。每一產區(qū)有一定的行銷范圍，各銷鹽口岸，有一定的銷鹽數額，而銷鹽商人，也有一定的專賣權利，彼此不得逾越侵奪。鹽課按引計算，每引鹽斤，隨地區(qū)和時間而不同，以三百斤至四百斤為最多。全國銷鹽額，在乾隆、嘉慶年間，達到六百四十萬引左右，估計在二十億斤以上。額收正課五百五、六十萬兩，每斤正課為三厘左右，和鹽的場價，大體相等。
占全國鹽稅三分之一的兩淮鹽課，到了嘉慶末道光初年，銷鹽一百六十八萬多引，應征額課一百八十萬兩，叫做“正款”。它只是“正課”中的一項。除了“正款”以外，還有報解織造、銅斤、河餉以及其它雜款，共三十七萬兩，也屬于“正課”之列。這樣，“正課”就擴大為二百一十七萬兩。在“額定正課”之外，還有所謂“額定雜課”。其中多數是由陋規(guī)改成的正項，它包括內務府充公的節(jié)省銀、各衙門充公的鹽規(guī)以及辦貢、辦公俸餉、緝私水腳等項，合計達三百六十四萬兩，再加上陳欠帶征九十萬兩，共計四百五十四萬兩，已兩倍于“額定正課”。
額定正課、額定雜課以及陳欠帶征，都是額課以內的款項，是屬于所謂國家應征的“科則”。根據上面的統(tǒng)計，它一共是六百七十一萬兩。在此之外，還有大量的不屬于應征科則的浮費和課稅以外的所謂“窩價”，這是無法精確計算的。
在不屬于應征科則的浮費中，有所謂揚州的公費和漢口的岸費。前者是維持揚州鹽務衙門的各項浮支，額定攤派七十萬兩，實際上多至八九十萬乃至百余萬兩。后者是維持漢口分銷淮鹽當事各衙門的浮費，原定每引帶征六錢，實際上遞加至八錢乃至一兩四錢不等，總數也達到一百數十萬兩。
至于鹽引的窩價，指的是領取包賣憑證的費用。商人請引行鹽，必以窩單為憑，從而鹽商除了按引納稅以外，還得花錢領窩。窩價名義上每引納銀一兩，實際上每引值銀自二兩遞加至三兩不等，因此，“一單之價，倍于正課”。即令按每引一兩計算，兩淮行鹽年達一百六十八萬多引，窩價一項也就在一百六十八萬兩以上。
以上三項，只是主要的額外征攤，至于零星的浮費，是不勝枚舉的。嘉慶十一年（一八○六）編纂的《兩淮鹽法志》中，正綱課目以外的各種加丁、加斤、養(yǎng)廉、飯食等雜項浮費，竟達九十二種之多。
不論是額定正課、額定雜課或者額外浮費，所有這些開支，最后全部轉嫁到食鹽消費者的身上。廣大的消費者是怎樣承受這一負擔的，可以從淮鹽的三種不同的價格進行一些窺測。
第一種鹽價是鹽場灶戶賣給鹽場場商的價格。嘉慶時，淮鹽場價，每斤制錢一、二文至三、四文。按引計算，道光初期，每引約值銀九錢至一兩，至多一兩四、五錢。
第二種鹽價是場商在水運碼頭賣給運商的價格。這個價格在乾隆后期每引是二兩六、七錢，至道光初期增至三兩至四兩左右。
第三種鹽價是運商在銷鹽口岸所得的價格，這個價格，在乾隆后期，每引是十三、四兩，至道光初期至少在十四兩以上。
可以看出，從鹽場到銷鹽口岸，鹽價增加了十倍乃至十四、五倍。由鹽場至運鹽碼頭，路程不過數百里，而鹽價陡增二至三倍；由運鹽碼頭到銷鹽口岸，水程不過一兩千里，而鹽價又陡增三至四倍。這其中應當考慮到高昂的運輸成本，但是賦稅加派對流通過程產生的嚴重影響，不能不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至于賦稅加派對生產過程的影響，可以礦業(yè)中歷史較長、規(guī)模較大的云南銅礦為例。清王朝對云南銅礦的課稅，最初采取“聽民開采，官收其稅”的政策。辦法是指定礦山，招民煎采，所得廠銅，官收百分之二十的礦稅，其余聽民自由買賣。這個辦法開始于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四十四年（一七○五）起，改行所謂“放本收銅”的政策。礦民入山，官廳發(fā)給銅本，所得廠銅，除抽稅百分之二十以外，其余全部歸官廳收買，從中扣還銅本。這個辦法實行的時間最長，除了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和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三三）作過短期的變動以外，一直維持到道光時期。
在實行“放本收銅”以前，盡管課稅高達產量的百分之二十，但是由于下余的部分，礦民得自由出賣，基本上能維持生產的正常運行。因此，在開頭的二十多年中，滇銅經歷了一個相當繁榮的階段，年產量由二十萬斤上升到四百萬斤以上。
實行“放本收銅”以后，滇銅生產，從兩方面受到打擊。一方面官府收銅之時，加長秤頭，任意克扣，礦民領百斤銅本，出銅以后，除了還銅本百斤、納稅二十斤以外，還要白交秤頭加長三十斤。也就是礦民要交納一百五十斤的廠銅，才能領到一百斤的官定銅本。另一方面，官府收銅之時，又盡量壓低銅價。官銅店收銅價格，每斤不過五分，而一轉手，即以九分二厘出賣。這實際上是變相的加派剝削。
由于這兩方面的打擊，云南銅礦在實行“放本收銅”以后，生產一落千丈。到康熙末，產量由四百萬斤直線下降到不足一百萬斤?？滴跛氖哪辏ㄒ黄摺鹞澹┤〉V廠共有十七處，而在其后十八年中報開的新廠，只有一處。原有各廠，名義上雖未封閉，實際上有許多確是“荊棘叢生，闐然不見一人”的。
面對這種形勢，清王朝不得不對收銅的辦法作一些改變。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將官買全部余銅改為部分購買，除“本省鼓鑄外，有余悉聽民自賣不禁”；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又準許礦民固定出售余銅的百分之十。這兩次改變實行的時間都不長，但多少給礦民以活躍生產的刺激。此外，在雍正五年（一七二七）、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十九年（一七五四）、二十一年（一七五六）、二十七年（一七六二）、三十三年（一七六八），對收銅官價先后作了六次調整，每斤價格由最初的五分提高至七分。這樣，云南銅礦才又得到比較迅速的發(fā)展。銅的產量，在雍正初年為一百多萬斤，乾隆中期上升到一千四百萬斤的新紀錄。
但是，這個新紀錄，也不足以說明真正的繁榮。在生產上升的同時，礦民對官府的所謂“廠欠”，也在迅速增長。原因是：官收銅價雖然多次提高，卻仍遠遠落在產銅工本的后面。根據當時熟悉滇銅的人計算，即使以最高官價抵算工本，廠民每納銅百斤，還要虧本一兩五、六錢，乃至一兩八、九錢不等。完全依靠官本進行生產的廠民，在官價不付工本的情況下，只有將官本轉為積欠，才能維持生產。乾隆三十二年（一七六一），在不斷加價聲中，通省廠欠竟達十三萬七千余兩。三十三年（一七六八）再一次進行加價。可是不過三年，清王朝剛把加價取消，廠欠就又堆積到十三萬九千余兩。
這種虛假的繁榮，也沒有維持多久。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以后，采銅工本和官定銅價的差距，越來越大，以最高給價抵最低成本，納銅百斤，還要虧本一兩五、六錢。此后，云南銅礦產量，再也沒有達到一千四百萬斤的紀錄，嘉慶年間，甚至降低到九百萬斤的水平。
（三）清王朝的財政政策對各階級的影響 在封建社會中，地主和商人是剝削階級的代表，被剝削階級的主體是廣大的農民和其他勞動群眾。清王朝的財政政策不能不影響著各個階級、集團在財政賦稅體系中的地位。
一、地主和農民 地主和農民是封建社會中兩個直接對立的階級。在封建社會中，占統(tǒng)治地位的地主階級擁有各種特權。這種特權在賦稅方面的表現(xiàn)，如優(yōu)免賦稅、包攬錢糧等等，是十分突出的。對于這種特權，清王朝建立統(tǒng)治以后，表面上似乎在逐步加以限制。早在順治五年（一六四八），還承襲明朝舊制時，就頒布了優(yōu)免紳衿糧役的條例。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加以改變，規(guī)定“自一品官至生員吏承，止免本身丁徭，其余丁糧，仍征充餉”?？滴踉辏ㄒ涣嵭小绊樓f法”，規(guī)定“紳衿民戶，一概編入里甲，均應徭役”。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更規(guī)定紳衿戶下有詭寄地畝、不應差徭及包攬他戶地丁銀米，從中侵蝕者，照“欺隱田畝例”處理。雍正五年（一七二七），進一步規(guī)定貢監(jiān)生員等紳衿包攬錢糧，以致拖欠者，“均黜革治罪”。凡此種種，似乎表明清王朝在認真執(zhí)行均賦均役，剔除豪富包攬侵占積弊的政策。但事實并非如此。
所謂均賦，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河道總督靳輔說過這樣一段話：“隱占田畝，唯山陽最多，有京田、時田之分。時田一畝納一畝之糧，系小民之業(yè)。京田四畝納一畝之糧，皆勢豪之業(yè)?！彪[占田畝山陽最多，這等于說別的地方也有，不過不如山陽那么厲害。靳輔的話，只有一半是符合事實的，即隱占田畝，并不限于山陽，但山陽并不一定是最多的地方。就在同一時間，同在江蘇境內的蘇州、無錫、太倉、常熟、吳江、昆山等州縣，就出現(xiàn)過大量的田畝隱占。在這些地方，擁有大量土地的官僚地主徐元文、徐乾學一家，把自己的土地填入別人名下，每年拖欠錢糧，以勢欺壓，終不完納。在這種情況下，所謂小民之業(yè)，一畝納一畝之糧，是根本得不到保證的。嘉慶年間，“江蘇省有貧民，地無一廛，每歲納糧銀數兩至數十兩不等；有地只數畝，每歲納糧田銀十余畝至數十畝不等”。刁生劣監(jiān)之米，即令“升合不足，米色潮雜，亦不敢駁斥”，而“良善鄉(xiāng)愚、零星小戶，雖加至五、六，而不敢違抗”。這種情況，當然也不限于江蘇一省。在安徽的壽州、新分、鳳臺等地，在雍正年間，就已有“田賦淆混，等則莫辨”，“豪強兼并，愚懦包賠”等現(xiàn)象的大量存在。這里的“豪強”和“愚懦”，就是田多糧少的地主和田少糧多的農民。
至于均役，那就不但不見之于實際生活，而且在紙面上的條例中，也是不徹底的?？滴醭跗冢m然規(guī)定紳衿和民戶“一律編入里甲，均應徭役”，實際上“紳衿戶下地畝，不應差徭”。雍正時期，又正式恢復“紳衿優(yōu)免本身一丁”。乾隆時，進一步規(guī)定“一切雜色差徭，紳衿例應優(yōu)免”。事實上，即使一切徭役均按田畝多寡分派，也是徒托空言。因為由官來分，“將惟胥吏之操縱”；由民來分，“將惟豪右之指揮”。人所詬病的“田歸不役之家，役累無田之戶”，在一切徭役按地分攤以前，固然是這樣，在按地分攤以后，仍然是這樣。在紳衿有優(yōu)免特權之時，固然如此，在所謂取消優(yōu)免之后，亦復如此。
地主豪紳對賦稅之包攬侵蝕及其與官府之朋比分肥，更是加派浮收的必然后果。在漕糧征收中，被稱為“紳棍”、“衿匪”、“米蟲”、“谷賊”的豪紳地主，“挾州縣浮勒之短，分州縣浮勒之肥”，始則包攬挜交，繼而訛索漕規(guī)，“或一人而幻作數名，或一人而盤踞數縣”。各州縣中，人數最多之處，生監(jiān)或至三、四百名，漕規(guī)竟有二、三萬兩，馴至“在征收錢糧時，置之號籍，每人應得若干，按名照給”，視為成例，以“鄉(xiāng)里窮黎之膏血”，供“官紳胥吏之贓私”。
由于豪紳地主的包攬分肥來自清王朝的橫征暴斂，所以對于這種現(xiàn)象，不是任之而不能禁，就是禁之而不能止?？滴跞哪辏ㄒ涣宋澹?，曾一度嚴包攬納糧之禁，對大戶包攬錢糧，不容小戶自封投柜之弊情，要地方官題參治罪?？墒怯赫辏ㄒ黄叨澹?，卻又明定附納之例：“凡小戶錢糧數在一兩以下者，附大戶投柜。”
二、商人 商業(yè)是為封建主利益服務的。地主和商人都是靠剝削直接生產者的剩余產品寄生的。他們需要把剩余產品在他們內部加以分割，這種分割當然不可能是和諧的。
封建王朝是地主階級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總代表。在分割這種剩余產品時，封建王朝處于主動和支配的地位，而商人則處于從屬和受支配的地位。但是，在封建社會中，商人是社會財富的一般形式——貨幣資本的大量擁有者。他們具有不可忽視的經濟力量和社會力量。封建王朝在實現(xiàn)其分割剩余產品時，往往需要商人的幫助。在這方面，剩余產品的分割，又表現(xiàn)得頗為和諧。清王朝在賦稅方面和鹽商的關系，就是如此。清王朝的所謂“恤商”，有以下四項：加斤——食鹽的征課，以引為單位。所謂“加斤”，就是增加每引的重量?？滴跻郧?，即曾有過加斤，但每次加斤，課稅也隨之增加。雍正以后，開始加斤而不加稅。乾隆時期，加斤頻仍。從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至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十五年中，兩淮鹽引，曾加斤四次，每次加斤，都不加課。此外，還有一項變相的加斤，即所謂增加鹵耗，這也是乾隆時期一項經常的“恤商”措施。從乾隆二年（一七三七）至二十一年（一七五六），二十年中，單就兩淮而言，就進行過六次。以后商人借口鹵耗加斤，更賄賂官吏重斤夾帶。康熙時期，每引至多二百九十四斤，至乾隆而達三百六十四斤。加斤而不加課，這對商人自然有很大的好處。
加價——對于商人來說，鹽價的高低是盈利大小的關鍵。只要鹽價提高，商人并不在意稅課的加重。兩淮鹽商為了維持高價，在清王朝增引加課之時，甚至情愿帶課而不行鹽，可見鹽價對商人利潤的重要。對于食鹽的價格，清王朝表現(xiàn)得非常慎重而不輕易增加。雍正帝說：“不得禁定鹽價以虧商，亦不得高抬時價以病民。”乾隆帝也說：鹽價增加，“困在貧民”；嘉慶帝對維持鹽價的穩(wěn)定，表現(xiàn)得更加堅決，說什么“寧可使帑項有虧，而斷不肯朘民以益帑”。但實際上，食鹽的價格仍在不斷地上漲。漢口鹽價，雍正元年（一七二三）曾議定每包（重八點二五斤）價錢時以一錢一分九厘為率，最貴不得過一錢二分四厘。嗣后遞年增長，至乾隆五年（一七四○），每包加至一錢八、九分，至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達二錢九分，較雍正時期增長一倍以上。
緩征——一是預運引鹽的緩征，一是鹽課的帶征。原來鹽課一向分三次完納，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商人借口運河挑浚，阻塞航道，須提前運鹽，資金周轉困難，于是始定凡預運引鹽，緩征一、二兩次課稅，統(tǒng)于第三次一并完納。后遂為成例。這項緩征，因為只限于預運鹽引，數量不大，還不引人注意。緩征的主要部分是鹽課的帶征。所謂帶征，是將當年應征而未完的課稅延長上繳期限，延長五年叫做分五年帶完，延長十年叫做分十年帶完。這種帶征，最初只限于正課，以后則擴大到鹽商的報效、公捐的交納和官款的償還，最后形成巨額的積欠。
借帑——在鹽商資本不繼之時，清王朝常發(fā)庫存帑銀交鹽商領借，以資周轉。這種辦法，也盛行于乾隆時期。乾隆一朝，僅兩淮一處，就先后借帑十次，總數達二百一十多萬兩。以后按引酌借，視為成例。嘉慶六年（一八一○），規(guī)定每年以一百二十萬兩為限額，“垂為定例”。
清王朝對鹽商的這些優(yōu)待，當然不是白給。它從鹽商那里，也曾得到回報。歸納起來，也有四項：報效——鹽商之報效，始自康熙而盛于乾隆。它的數目，是相當驚人的。乾隆一朝，鹽商在軍需、助賑、助工、備公的名義下進行的捐輸，僅兩淮一處，就有三十七起，總數達到二千八百五十多萬兩。這個數目，十倍于康熙時期全國一年的鹽課收入。
帑息——清王朝對鹽商發(fā)借庫款，反過來鹽商又付給清王朝以高額的帑息。有時鹽商對官府的報效，又反過來作為官本，借給鹽商，也收帑息。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清王朝命兩淮鹽政備銀十萬兩，長蘆鹽政備銀五萬兩，交鹽商生息，以備乾隆帝巡游的揮霍。當時兩淮沒有余款可解，鹽政吉慶獻策說，淮鹽眾商情愿每年公捐銀兩十萬，公領生息，以五年為期，每年息銀歸入本內，一并營運。期滿之后，留銀六十萬兩，永作本銀生息，余銀解交內庫。一文不出，本息全收，算得是名副其實的無本生涯。
預納——在鹽引滯銷之時，鹽官照顧鹽商，準其緩納稅款，分年帶征；而在撥解緊餉，無法應數之時，鹽商也往往成全鹽官，由商湊款趕課，謂之“預納”。這樣，一方面暫時彌補了庫款的虧虛，一方面又長久保住了鹽官的考成，好處是明顯的。
分潤——官僚直接分潤鹽商的盈利，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滴鯐r，刑部尚書徐乾學就曾被人揭發(fā)私交銀兩給鹽商做生意。乾隆時，山東濟東道張體仁也被人揭發(fā)讓子侄出面行鹽，“居官牟利”。在乾隆朝做過戶部侍郎的裘日修和嘉慶時的戶部尚書戴衢亨，都是長蘆鹽商的兒女親家。此后，形成“鹽務一官，或與商人聯(lián)姻換帖，或與商人伙本行鹽”。官、商便成一體。
商人給官的這些好處，也不是沒有回報的。例如預納鹽課，就不僅從官那里得到貼息，而且還可以得到減納的優(yōu)待。同時一經預納，又可用手本開載預納銀數，呈官鈐印，等到商人虧乏之時，即以鈐印手本質錢，輾轉抵押，糾葛不清，最后虧的還是庫款。
鹽商報效，名為“因公抒誠”、“歲助國用”，實際上以空數上報，而先由運庫墊解，從無年清年款，以至最后逋欠累累，陰虧正課。占兩淮鹽商報效首位的軍需捐款，在乾隆一朝為數一千四百八十萬兩，實際上商人交出的現(xiàn)款，不過一百萬兩，其余全由公庫墊解。名為按年帶征歸款，實際一直掛在賬上。
并不是所有的鹽商都能同官府保持這樣密切的聯(lián)系，享受到這樣優(yōu)厚的待遇。無論是“緩征”、“借帑”、或“加斤”上的重斤夾帶、“加價”方面的壟斷鹽引，所有這些好處，都首先落在大鹽商的手里。至于和大官僚聯(lián)姻換帖、伙本行鹽、朋分盈利的，更是鹽商的上層頭面人物，獲利自然更大。
在兩淮鹽商中，向有所謂“總商”或“綱總“的設置。他們的數目，由官府選定?？滴跏辏ㄒ涣咂撸?，定為二十四人。雍正以后，增為三十人。這二、三十個人實際上掌握了整個淮鹽的營運。他們一方面是“資重引多”，為散商所信賴的富商，所有販運淮鹽的商人，都必須附在一個總商名下，行鹽遲早，惟總商是聽。另一方面，他們又是所謂“勇于任事”、為官府所倚重的豪商。所有官府一年應征鹽課，都由總商“成管催追”，解款虛盈，唯總商是問。他們在官府與散商之間，對上則借承交賦稅之機，揮霍庫款；對下則借包攬鹽引之勢，勒索眾商。這種亦官亦商的地位，不僅微本小商望塵莫及，就是一般場商運商，也不能望其項背。
由于地位不同而產生的這種差異，不但見之于鹽商，而且也見之于其他商人。江蘇滸墅關征收關稅，有梁頭、小販之分。梁頭系按船只大小征稅，其對象是擁有商船的大商人；小販則按貨征稅，其對象為一般行商負販。兩種課稅，輕重懸殊。雍正初年，豆稅一項，小販每石納銀七分，而載重二、三千石的梁頭，每石納銀只合二分六厘，相去近三倍。淮安關征收關稅，關吏在正稅上無法高下其手，則在正稅以外之“使費”上，玩弄花樣。商人納稅，凡商貨在百擔以上的，正稅一兩，加“使費”八錢，而小販零星貨物，正稅一兩，“使費”卻加至一兩。小商小販肩負米糧不及一石者，例不納稅，而淮安關則“凡有肩負米石過關者，并不放行，俟再有一、二肩負米石者來，將二、三人之米合算成石，令二、三人公同上稅”。很明顯，在大鹽商那里，虧空公帑雖千百而逍遙法外；在小商販這里，繳納稅賦雖升斗而錙銖必較。
三、農民以外的勞動群眾 在清王朝的財政賦稅體系中，全部賦稅的最后負擔者，除了農民以外，還有一批為數眾多的勞動群眾。他們主要是被稱為“礦丁”、“灶丁”和“運丁”的從事開礦、制鹽和漕糧運輸的手工業(yè)勞動者。
這些手工勞動者中，礦工人數最多。云南銅礦每一礦區(qū)，“大者其人以數萬計，小者以數千計”，“非獨本身窮民，凡川、湖、兩粵力作工苦之人，皆來此以求生活”。廣東省各種礦的傭工，在雍正時期，不下數萬人。這個省北部的一個偏僻小縣陽山，在康熙時期就集中了很多來自鄰縣乃至鄰省的礦工。估計清代前期礦業(yè)中的勞動者，至少當在百萬以上。鹽場勞動者的數目，也很可觀。僅兩淮一處，康熙時期，被稱為“灶丁”的鹽工，當在十萬左右。加上捆工、箕秤、鉤槓、杴帚等輔助工，又不下數十萬人。這兩部分勞動者，在乾隆中期，為數在五十萬以上。四川井鹽，在十九世紀初期，單是井工一項，估計將近二十萬。至于漕糧的運輸，也擁有大量的勞動者。清代漕船數目，原額有一萬四千五百號，實際上每年從事運輸的船只，在六千至七千號之間。每船運丁十至十二人，總數當在七、八萬之間。加上運丁所用的水手、舵工、纖夫等，又八、九萬人。兩者合計，當在十五萬以上。
所有這些勞動者，都遭受嚴重的剝削，生活在極端窮困的環(huán)境中。這里僅從清王朝的財政賦稅的角度，看一看他們身上承受的重擔。
關于礦業(yè)勞動者的情況，在清代的礦業(yè)中雖然出現(xiàn)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雛型，但大量的礦場，仍然保存著舊的剝削方式。這里的雇傭，一般有兩種形式：一種是領取工資的雇傭，有的地方叫“月活”；一種是礦工出力，礦主供給飯食，共同分配產品的雇傭，有的地方叫“親身”。在后一種形式中，礦工和礦主的關系，實質上近于佃戶與地主的關系。而這種形式，在當時某些礦區(qū)中，往往占據主要的地位。因此，礦工遭受的剝削，本來就是很嚴重的。
在這種嚴重剝削的情況下，清王朝的賦稅政策，加重了礦工的負擔。如上所述，清王朝對于某些礦產的征課，除了抽稅以外，還采取收購產品的政策。由于官定收購價格大大低于市價，所以礦場中，經常發(fā)生私賣活動。官府為了防止私賣，就對礦場的生產，進行嚴格的控制。如云南銅礦中，每爐起火，必須請得官府印票，無票不得起火。熄爐時，官府遣役看守，銅一出爐，即押赴官所稱兌。在“親身”制的條件下，礦工在遭受礦主嚴重剝削之后，手中分得的產品，一方面必須以低價賣與官府，另一方面，生產又受到官府的嚴格控制。希圖在官府規(guī)定之外，進行額外的生產，以改善自己處境的道路，又被堵截。因此，礦工除逃亡到官府力量暫時達不到的荒山峻嶺，從事私挖以外，只有饑餓和死亡，幾乎沒有別的出路。
在鹽業(yè)中，也有官發(fā)薪本，或撥給煎鹽所需草蕩，由灶戶煎鹽辦課的。以全國最大的鹽區(qū)兩淮而言，這里的鹽戶，基本上是個體生產者。每灶一丁，辦鹽十三引，每辦一引，給草蕩十三畝。灶戶所得之鹽，只能賣給場商，不許私賣。灶戶和官府有兩方面的關系：一方面，灶戶對官府分給之草蕩，必須“按蕩完納本色引鹽”，官府對灶丁，實際上是地主對佃戶。另一方面，灶戶賣鹽與場商，必須按照官府批準的價格，更不許有“透露情弊”。凡灶戶燒鹽，必須逐時呈報，“核其開煎、熄火之候，較其鹽斤多寡之數，務使盡入商垣”。官府對鹽產的控制，采取了與礦產同樣嚴密的手法。鹽戶的處境，與礦丁并無二致。
在灶鹽必須賣與場商的條件下，鹽戶的命運基本上控制在場商的手里。鹽尚未煎成時，灶戶為了口，不得不以在野之青草蕩，向場商典借高利貸，當其辛勤煎得之鹽剛一出灶，還沒有來得及易銀買米，商人便已“持券向取以抵舊欠”。灶戶和場商的關系是：灶戶需資，場商則“放利圖扣”；灶戶賣鹽，場商則“浮收勒掯”；灶戶鹽多，場商則“乘急賤買”；灶戶鹽少，額引虧短，場商則“又以漏私諉諸灶戶”。在官府和場商的雙重剝削下，灶戶處境的悲慘是不言而喻的。清初，一位熟悉灶戶生活的詩人寫道：“白頭灶戶低草房，六月煎鹽烈火旁”，“坐思烈火與烈日，求受此苦不可得”。“壯者流離棄故鄉(xiāng)，灰場蒿滿無池鹵”。事實正是這樣。海州徐瀆鹽場，原額辦鹽灶丁八百五十，其后相繼流亡，至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只剩一百三十四?。惠笧^鹽場，原額辦鹽灶丁一千五百，在康熙七年（一六八八），已全部逃亡，后雖陸續(xù)召徠，至乾隆四十年，也只恢復到四百五十六丁?？梢?，灶戶也和礦丁一樣，多有逃亡。
在漕糧運輸線上，清王朝對挽運漕糧的所謂運丁，采取了軍隊的編制。為封建王朝直接服役的運丁，和其他勞動者比較，有許多特殊之處，但就主要方面來看，他們仍然是受剝削、被魚肉的勞動者，他們和漕運線上的纖夫、水手，同屬于當時廣大的水陸運輸勞動隊伍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采取軍隊編制的運丁，有十分嚴密的組織。全國運漕有五十四個衛(wèi)所，衛(wèi)所之下分幫，每幫平均有船五、六十只。挽運漕糧的運丁，每四年或五年一編審，輪流領運。編審的重心是“清查隱匿，勾稽潛逃”，必使歸衛(wèi)以備簽運。這就是用強制的力量，維持漕運人員的編制，強迫運丁負擔漕運的勞役。
對于這種封建的勞役，清王朝也規(guī)定有所謂津貼和報酬。它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項：一是行糧、月糧、贈貼銀米的發(fā)給，這是最主要的一項。其次是準許運丁隨船攜帶定量的免稅貨物，進行貿易，叫做“土宜”。雍正以前，每船準帶土宜六十石。雍正七年（一七二九）以后，增為百石。第三是分派屯田，作為贍養(yǎng)運丁之用，叫做“計屯貼運”。屯田或由運丁自己執(zhí)業(yè)，或由衛(wèi)所按畝收租，津貼出運的運丁。平均每丁可攤屯田二、三十畝至五、六十畝不等。
乍看起來，運丁的經濟狀況，似乎很不錯了。他既有固定的行糧、月糧，又有隨船土宜的附帶收入，還有屯田的補貼收入。特別是后來在行、月錢糧之外，還有幫丁貼費，而運丁向兌漕州縣勒索幫費，且為人所詬病。但是，所有這些，改變不了運丁的艱難處境，也改變不了運丁基本上處于受剝削、被魚肉的勞動者的地位。
首先，在三項收入中，前兩項并不全歸運丁所有。行、月錢糧包括領舵水手雇募之資，屯田收入包括修造船只津貼之費。運丁個人所能分到的，實際上非常有限。土宜收入很不穩(wěn)定，運丁在僉造、領運、追比積欠之余，往往無力置辦。至于運丁在三項收入之外，還要向兌漕州縣勒索人所詬病之幫費，則是他們本身承受官府剝削的自然結果。從承運漕糧起，到運抵倉場止，運丁要承受一系列大小衙門的剝削勒索。承運之時，有衛(wèi)官、幫官常例，有糧道書辦常例，有府廳書辦常規(guī)，還有令箭牌票的差禮，行月錢糧的勒靳。過淮之時，則有“積歇攤派、吏書陋規(guī)、投文過堂種種諸費”。至抵倉場之日，又投文有投文之費，過壩有過壩之費，交倉有交倉之費。統(tǒng)計由起運到交倉，勒索的關卡凡十九道，勒索的名目達一百零五項之多。當時有人說：“自州縣視之”，誠然“運軍為刀俎”；而“自京、通視之，則運軍為魚肉”。運丁“魚肉”州縣，這當然又增加州縣對廣大農民的魚肉，但運丁之所以“魚肉”州縣，則是因為他們受京、通的魚肉。這說明運丁和廣大農民，同樣處于被損害、被魚肉的地位。
至于糧船雇用的水手和纖夫，他們的地位，更等而下之。在統(tǒng)治者的眼中，他們是“無業(yè)之民”，“頑蠢之輩”。官府對他們的生活，從來不加過問，而對于他們的反抗，則殘酷鎮(zhèn)壓，無所不用其極。他們患病醫(yī)藥或身故喪葬，都必須從自己所得的雇值中，按名提扣，而他們的反抗只要是集眾在十人以上，為首的就要冒著殺頭的危險。
總起來說，地主和農民相對立，整個剝削階級和勞動群眾相對立，在封建社會的生產關系中是這樣，在封建政權的財政體系中，也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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