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白陰經(jīng)》是唐中葉李筌所著的一部兵書，全稱是《神機制敵太白陰經(jīng)》。今日容易見到的是兩個清朝版本：先是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出版，編入第726冊；后是《守山閣叢書》本，上海商務印書館編入《叢書集成初編》，1935年開始影印出版，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重印，編為第943、944冊?！端膸烊珪繁局挥邪司?，《提要》說李筌"里籍未詳，惟《集仙傳》稱其仕至荊南節(jié)度副使、仙州刺史"；"又《神仙感遇傳》曰：'筌有將略，作《太白陰符》十卷，入山訪道，不知所終'"；又說《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皆著錄為十卷?！妒厣介w叢書》本正好十卷，同《四庫全書》本相比，多出李筌的《太白陰經(jīng)序》、《進太白陰經(jīng)表》以及陣圖等等內容，錯字較少，句子完整，大體通順可讀。《進太白陰經(jīng)表》稱："臣筌少室書生，才非武職，敢越樽俎，輒述兵書，……凡一百篇，勒成十卷。……言無文飾，理探玄微。十載修成，四方兵起，識者以為濟時之用。"篇末署："乾元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正議大夫、持節(jié)幽州軍州事、幽州刺史并本州防御使、上柱國臣李筌上表。"據(jù)此可知李筌曾在河南嵩山少室山隱居讀書，唐玄宗天寶十載（751）完成《太白陰經(jīng)》一書，四年后安史之亂爆發(fā)，遂于乾元二年（759）上表唐肅宗，希望該書能對平定叛亂派上用場?！短钻幗?jīng)序》稱："承帝命，欲備清覽，敢昧死以進。唐永泰四年秋河東節(jié)度使都虞候臣李筌撰。"（《太白陰經(jīng)》卷首）永泰是唐代宗的年號，只有兩年（765-766），沒有永泰四年，此前唐肅宗的至德、乾元、上元和唐代宗的寶應、廣德等年號，都沒有四年，李筌應該不會弄錯，只能是傳抄者弄錯?？磥碓谌珖鴣y糟糟的形勢下，唐肅宗沒有重視他這本書，并且弄丟了；安史之亂平定后，唐代宗了解到這個信息，才責成他再次呈上。李筌在《表》和《序》中對自己仕宦履歷的交代，補充了《四庫提要》的不足。

　　《太白陰經(jīng)》吸收并演繹了前人的一些說法，但自己的說法仍占主導地位。該書論軍事，不僅從政治、經(jīng)濟、天文、地理、人才、廟謀、戰(zhàn)略、獎懲、紀律等等宏觀方面予以分析評論，而且從戰(zhàn)陣、戰(zhàn)術、技巧、軍器、戰(zhàn)馬、設備、醫(yī)療、娛樂、食宿、軍儀等等細節(jié)方面加以具體述說，旁及祭祀等迷信活動，因而內容龐雜，甚至矛盾抵牾。這里依據(jù)《守山閣叢書》本，對李筌軍事思想的幾個重要側面予以介紹評析。

　　一、 道德仁義、奇謀詭道同戰(zhàn)爭的關系

　　關于道德仁義、奇謀詭道同戰(zhàn)爭的關系，李筌的見解是矛盾抵牾的。在原則上，他認為道德仁義是戰(zhàn)爭的最高境界，統(tǒng)治者奉行道德仁義，就可以無往不勝，造福百姓，天下歸心；不奉行道德仁義，僅僅憑借兵強馬壯，運用奇謀詭道，即使稱王稱霸，也不能贏得人心，長期奏效。他在很多篇章中申說這個看法?！吨饔械赖缕钒褮v史分作每況愈下的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崇尚道德的三皇五帝時期，"三皇得道之統(tǒng)，立于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天下無所歸其功；五帝則天法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相讓其功"。第二個階段是奉行仁義的夏、商、西周時期，"道德廢，王者出，而尚仁義"。第三個階段是推崇智謀的春秋時期，"仁義廢，伯（霸）者出，而尚智力"。第四個階段是憑借強勢運用詭術的戰(zhàn)國時期，"智力廢，戰(zhàn)國出，而尚譎詐"。四個階段，崇尚不同，軍事后果亦不同，"以道勝者帝，以德勝者王，以謀勝者伯，以力勝者強"。他看到春秋五霸和戰(zhàn)國七雄的最終下場，主張奉行道德仁義，"強兵滅，伯兵絕，帝王之兵前無敵"。（《太白陰經(jīng)》卷1）《善師篇》又說："兵非道德仁義者，雖伯有天下，君子不取。……蓋兵者兇器，戰(zhàn)者危事，陰謀逆德好用兇器，非道德忠信，不能以兵定天下之災，除兆民之害也。"（《太白陰經(jīng)》卷2）《貴和篇》又說："先王之道，以和為貴。貴和，重人，不尚戰(zhàn)也。……夫有道之主，能以德服人；有仁之主，能以義和人；有智之主，能以謀勝人；有權之主，能以勢制人。戰(zhàn)（原作'見'，據(jù)四庫本校改）勝易，和勝難。……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太白陰經(jīng)》卷2）李筌的這些說法用意是良好的，但實際上很難貫徹。他對歷史階段的劃分違背了進化的原則，對遠古時期作了理想化的想象。"三皇五帝"時期的軍事和戰(zhàn)爭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實際上并不清楚。假如那個時代十全十美，為什么這種狀況不延續(xù)下來？難道是由那些不喜歡道德仁義的人人為地改變了歷史的走向？道德是個歷史的范疇，隨著社會的發(fā)展而更新變化其內容，戰(zhàn)爭有所謂"武德"的問題，也有正義與非正義的性質問題，為著正義戰(zhàn)爭的所作所為應該有恰當?shù)牡赖略u判?！蹲髠鳌焚夜辏ü?38年）記載宋楚泓（在今河南省柘城縣西）之戰(zhàn)，宋襄公對付楚軍，不是利用有利時機，而是突出仁義原則，主張"不鼓不成列"（楚軍渡泓水，尚未排成行列，宋襄公庶兄子魚任司馬，建議出擊，宋襄公認為不仁義，予以拒絕），"不重傷，不禽二毛"（不再殺傷已經(jīng)負傷的敵兵，不擒獲頭發(fā)斑白的年老敵兵），結果宋軍被楚軍打得大敗，宋襄公大腿受傷，次年身亡。這種"宋襄之仁"一直受到人們的嘲笑，可見迂腐的道德論不適應戰(zhàn)爭的需要。

　　同時，李筌以相當?shù)钠撌銎嬷\詭道對于克敵制勝的巨大作用，這是他占主導地位的思想，因而著為書籍，"其奇謀詭道，論心術則流于殘忍，以為不如此則兵不振"（《太白陰經(jīng)》卷首《太白陰經(jīng)序》），并將著作命名為《神機制敵太白陰經(jīng)》。書名的含義是什么？他在《進太白陰經(jīng)表》中解釋說："《太白陰經(jīng)》者，記行師用兵之事也。""太白主兵，為大將軍，陰主殺伐，故用兵而法焉。"（《太白陰經(jīng)》卷首）在《太白金星占》中又說："太白，一名長庚，西方，金德，白虎之精。……太白主兵馬，為大將軍，為威勢，為割斷，為殺伐。"（《太白陰經(jīng)》卷8）另外，"陰"相對于"陽"而言，指隱秘的東西。因此，所謂《神機制敵太白陰經(jīng)》，也就是《克敵制勝的奇謀詭道》或《兵家秘典》。

　　奇謀詭道有多種。李筌在《國有富強篇》中籠統(tǒng)地說："兵不法謀不足以成其強。……國愚則智可以強國，國智則力可以強人。用智者可以強于內而富于外，用力者可以富于內而強于外。"（《太白陰經(jīng)》卷1）在《沉謀篇》中，他又說："謀藏于心，事見于跡，心與跡同者敗，心與跡異者勝。兵者詭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心謀大，跡示小，心謀取，跡示與。……湛然若玄元（玄元即道）之無象，淵然若滄海之不測。……夫竭三軍氣、奪一將心、疲萬人力、斷千里糧，不在武夫行陣之勢，而在智士權算之中。……方寸之心，能易成敗。"（《太白陰經(jīng)》卷2）在《術有陰陽篇》中，他揭示出輔助戰(zhàn)爭整垮敵國的系統(tǒng)計謀："用計謀者，熒惑敵國之主。陰移諂臣，以事佐之。惑以巫覡，使其尊鬼事神。重其彩色文繡，使賤其菽粟，令空其倉庾。遺之美好，使熒其志。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臺，以竭其財、役其力、易其性。使化改淫俗，奢暴驕恣，賢臣結舌，莫肯匡助。濫賞淫刑，任其喜怒，政令不行，信卜祠鬼，逆忠進諂，請謁公行，而無圣人之政。愛而與官，無功而爵，未勞而賞，喜則赦罪，怒則肆殺。法居而自順，令出而不行。信蓍龜卜筮、鬼神禱祠，讒佞奇技行于門戶。其所謂是者皆非，非者皆是。離君臣之際，塞忠讜之路。然后淫之以色，攻之以利，娛之以樂，養(yǎng)之以味。以信為欺，以欺為信，以忠為叛，以叛為忠。忠諫者死，諂佞者賞。令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急令暴行，人不堪命：所謂未戰(zhàn)以陰謀傾之。其國已破矣，以兵從之，其君可虜，其國可隳，其城可拔，其眾可潰。"（《太白陰經(jīng)》卷1）這些陰謀詭計當然不能劃歸到仁義道德的范疇中，但屬于政治家軍事家的韜略計策，與戰(zhàn)爭的成敗息息相關，肯定抑或否定，應該根據(jù)其所服務的目的加以判定。奇謀詭道是兵書不可或缺的內容，不管李筌如何估價道德仁義和奇謀詭道同戰(zhàn)爭的關系，他都不得不辟出相當?shù)钠榻B這些壞心術的做法。

　　二、 天道、地勢同戰(zhàn)爭的關系

　　關于天道同戰(zhàn)爭的關系，從主流方面來看，李筌繼承了前代兵家的唯物主義思想，認為天道同戰(zhàn)爭不相干?！短鞜o陰陽篇》是他闡述這一觀點的專文。他說："天圓地方，本乎陰陽"，"萬物因陰陽而生之"，"陰陽之于萬物有何情哉？""若水火有情，能浮石沉木、流金堅土，則知陰陽不能勝敗存亡、吉兇善惡明矣"。"寄勝于天道，無益于兵也"，"天道于兵有何陰陽哉"！"凡天道鬼神，……不可以決勝負，不可以制生死"。這是說天地萬物由陰陽生成，但陰陽對于萬物卻是公正無私的；天道陰陽和戰(zhàn)爭無關，不能使敗者轉勝、亡者得存，也不能使兇者化吉、惡者變善。李筌基于這樣的看法，進一步認為要想打勝仗，不能指望占卜祭祀和觀測天象等迷信手段，只能利用"人謀"，即任用人才，依靠法令，利用賞罰。他引用姜太公的話說："任賢使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事吉；貴功賞勞，不禳祀而得福。"他列舉種種拋棄人謀而依賴天道的現(xiàn)象，認為都是徒勞無益的："無厚德占日月之數(shù)，不識敵之強弱而幸于天時，無智無慮而候于風云，小勇小力而望于天福，怯不能擊而恃龜筮，士卒不勇而恃鬼神，設伏不巧而任向背。"他引范蠡的話說："天時不作，弗為。"但他把"天時"的概念賦予了唯物主義的內涵："天時為敵國有水旱災害、蟲蝗霜雹荒亂之天時，非孤虛向背之天時也。"（《太白陰經(jīng)》卷1）所謂"孤虛"，指古人以天干為日，地支為時，占卜推算日時不全，即為孤虛，不利。所謂"向背"，指古人把地勢分為正面和背面，以決定利用或廢棄。地勢雖由天設，但屬于地理，李筌有《地無險阻篇》專論地勢，這里把向背劃歸天道一并論述，顯得邏輯混亂。李筌關于天道同戰(zhàn)爭關系的唯物主義見解，在《太白陰經(jīng)》整本書中并沒有徹底貫徹，他甚至辟出比《天無陰陽篇》多出十倍的篇幅介紹和論述各種迷信活動和儀式，舉凡對日月星辰的占卜，對神靈山川的祭祀，一應俱全。這未必是他深層次的想法，也許由于想使自己的書成為"戰(zhàn)爭大全"，遂采取存錄求備的態(tài)度，把時行的做法和儀式原封不動地記載于書中，以供兵家使用。但他這樣做，便不得不使人們對他的唯物主義思想所占比重大大地打了折扣。

　　關于地勢同戰(zhàn)爭的關系，李筌的說法存在著很大的矛盾。一方面，他認為地勢對戰(zhàn)爭不起作用?！兜責o險阻篇》說："地利者，兵之助，猶天時不可恃也。"他舉出一系列憑借險要地勢而戰(zhàn)敗失國的事例，歸納出結論："地利不能濟亂亡之國。地之險易，因人而險，因人而易，無險無不險，無易無不易。存亡在于德，戰(zhàn)守在于地。惟圣主智將能守之，地奚有險易哉？"（《太白陰經(jīng)》卷1）在這里，李筌不是單一地研究地勢同戰(zhàn)爭的關系，而是研究地勢和道德對于戰(zhàn)爭的勝負哪一個更重要，為了強調道德的重要性，對地勢的作用否定得過頭了。地勢是戰(zhàn)爭的物質條件，是否善于利用地勢，對于能否贏得勝利至關重要。這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因此，另一方面，李筌不得不吸收《孫子兵法》的說法，充分肯定地勢對于戰(zhàn)爭的作用。在《地勢篇》中，他說："善戰(zhàn)者，以地強，以勢勝。"為了說明善戰(zhàn)者應該如何利用地勢，他化用了孫子的話："高丘無向，背丘無迎"（《孫子兵法·軍爭篇第七》作"高陵勿向，背丘勿逆"），即敵軍居高臨下，我軍不必仰攻，敵軍背靠高丘，我軍不必迎戰(zhàn)。他完全贊同孫子關于"九地"的劃分和對待，于是改寫原文，錄入《地勢篇》中。所謂九地，指的是："諸侯自戰(zhàn)于地，名曰散地。入人之境不深，名曰輕地。彼此皆利，名曰爭地。彼我可往，名曰交地。三屬諸侯之國，名曰衢地。深入背人城邑，名曰重地。山林沮澤險阻，名曰圮（pǐ，曹操注《孫子》曰：'少固也'）地。出入迂隘，彼寡可以擊吾眾，名曰圍地。疾戰(zhàn)則存，不戰(zhàn)則亡，名曰死地。"對于九地，要有不同的戰(zhàn)略："散地無戰(zhàn)，輕地無留，爭地無攻，交地無絕，衢地無合，重地則掠，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zhàn)。"總之，"凡地之勢，三軍之權"，即在戰(zhàn)爭中正確合理地利用地勢，其作用就像秤錘稱物一樣重要。（《太白陰經(jīng)》卷2）在《作戰(zhàn)篇》中，李筌再次談到地勢對于戰(zhàn)爭的作用："夫戰(zhàn)者，左川澤，右丘陵，背高向下，處生擊死：此平地之戰(zhàn)人也。逼敵無近于水，彼知不免，致死拒我。……令其半濟而擊之，前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有斗心。敵逆水而來，迎之于水內：此水上之戰(zhàn)人也。左右山陵，溪谷險狹，與敵相遇，我則金鼓蔽山，旗幟依林，登高遠斥，出沒人馬：此山谷之戰(zhàn)人也。勢利者，兵之便。山水平陸者，戰(zhàn)之地。夫善用兵者，以便勝，以地強，以謀取：此勢之戰(zhàn)人也。"（《太白陰經(jīng)》卷2）這表明李筌在主流方面，充分肯定地勢對于戰(zhàn)爭結局具有相當?shù)淖饔谩；谶@樣的分析，我們對他不厭其煩地寫下《筑城篇》、《鑿濠篇》、《弩臺篇》、《烽燧臺篇》、《馬鋪土河篇》、《游奕地聽篇》、《鄉(xiāng)導篇》、《井泉篇》（《太白陰經(jīng)》卷5）等等專文，以重視營建和利用地勢，才會有合乎邏輯的解釋。

　　三、 人同戰(zhàn)爭的關系

　　在古代冷兵器時代，沒有現(xiàn)代遠程武器和高科技條件，不僅謀劃、指揮、偵探、出使、軍器制作、物資供應、戰(zhàn)馬喂養(yǎng)、人畜醫(yī)療等事需由人做，而且士兵要與敵人短兵相接，將士要身先士卒沖鋒陷陣，因而戰(zhàn)爭對人的依賴非常強。

　　李筌探討了各種人同戰(zhàn)爭的關系。

　　就中樞政局來說，廟算需要杰出人才居中謀劃。在《賢有遇時篇》中，他列舉很多例子，說明為了戰(zhàn)爭的需要，應不拘一格唯才是用。如說伊尹是陪嫁奴隸，干著烹飪雜活，"湯得之于鼎飪之間"，用為輔弼，于是滅掉夏朝；姜子牙是卑微的屠夫和酒保，"周得之于垂綸（渭水垂釣）之下"，用為輔弼，于是滅掉商朝?？傊?，"廢興之道，在人主之心，得賢之用"。（《太白陰經(jīng)》卷1）在《將有智謀篇》中，他又說："有國家者未有不任智謀而成王業(yè)也。"（《太白陰經(jīng)》卷1）就各級各類將領來說，他在《將軍篇》、《陣將篇》、《隊將篇》、《馬將篇》（《太白陰經(jīng)》卷3）中，逐一提出選用的標準，或是"通才"，或是某一方面的"偏才"。（《太白陰經(jīng)》卷2《鑒才篇》）

　　就士兵來說，有各種各類的人才，李筌認為應該區(qū)別對待，用其所長，"各盡其才"，否則難以取勝。在《選士篇》中，他指出："統(tǒng)六軍之眾，將百萬之師，而無選鋒，渾而雜用，則智者無所施其謀，辨者無所施其說，勇者無所奮其敢，力者無所著其壯，無異獨行中原，亦何所取于勝負哉？"他把士兵中的人才分作"十士"，主張懸賞選拔，充分使用。其一，"計謀使智能之士"，即"深沉謀慮出人之表者"。其二，"談說使辯說之士"，即"辭縱理橫，飛箝捭闔，能移人之性、奪人之心者"。其三，"離親間疏使間諜之士"，即"得敵國君臣問間請謁之情性者"。其四，"深入諸侯之境使鄉(xiāng)導之士"，即"知山川、水草、次舍、道路迂直者"。其五，"建造五兵使技巧之士"，即"制造五兵、攻守利器奇變詭譎者"。其六，"摧鋒捕虜守危攻強使猛毅之士"，即"引五石之弓，矢貫重札，戈矛劍戟，便于利用，陸搏犀兕，水攫黿鼉，佻身捕虜，搴旗摭鼓者"。其七，"掩襲侵略使趫（qiáo，原作蹻，據(jù)四庫本校改）捷之士"，即"立乘奔馬，左右超忽，逾越城堡，出入廬舍，而無行跡者"。其八，"探報計期使疾足之士"，即"往返三百里不及夕者"。其九，"破堅陷剛使巨力之士"，即"力負六百三十斤行五十步者"，至少"四百二十斤"者（原作二百四十斤，據(jù)四庫本校改，《通典》卷148《兵典一·搜才》有云："負六百斤行五十步，四百斤行百步者"，可證）。其十，"誑愚惑癡使技術之士"，即"步五行（金木水火土），運三式（應作栻[shì]，占卜工具），多言天道陰陽詭譎者"。（《太白陰經(jīng)》卷2）士兵是否愿意為將帥拼死賣命，取決于將帥是否善待士兵和運用刑賞。在《子卒篇》中，李筌說："古之善率人者，未有不得其心而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得其死者也。""上施厚則人報之亦厚。"他引用孫子的說法："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將帥處處以身作則，與士兵同甘苦共患難，士兵必然感動，甘愿"冒鋒鏑，突千刃"，"思欲致命而報之于將也"。（《太白陰經(jīng)》卷2）在《人無勇怯篇》中，李筌指出人在作戰(zhàn)時是勇敢還是膽怯，關鍵在于軍隊行使刑賞以駕馭人。"勇怯在謀，……謀能勢成則怯者勇，謀奪勢失則勇者怯。……勇怯在乎法，成敗在乎智。怯人使之以刑則勇，勇人使之以賞則死。能移人之性、變人之心者，在刑賞之間。"（《太白陰經(jīng)》卷1）因此，一方面，李筌在《勵士篇》中主張對士兵正面激勵："激人之心，勵士之氣，發(fā)號施令使人樂聞，興師動眾使人樂戰(zhàn)，交兵接刃使人樂死"（《太白陰經(jīng)》卷2）；另一方面，他在《刑賞篇》中主張公正行使刑賞："賞，文也；刑，武也。文武者，軍之法，國之柄。……賞一功而千萬人悅，刑一罪而千萬人慎。賞無私功，刑無私罪。"（《太白陰經(jīng)》卷2）為了嚴明軍令，他在《誓眾軍令篇》中公布出種種斬首的罪行，"有犯命者，命軍正準令按理而后行刑，使六軍知禁而不敢違也"。（《太白陰經(jīng)》卷3）

　　以上是就內部人士而言的。戰(zhàn)爭中還存在如何利用敵方人士為我服務的問題。在《行人篇》中，李筌指出："將能收敵國之人而任之，以索其情，戰(zhàn)何患乎弗克？故曰：羅其英，敵國傾；羅其雄，敵國空。"對于敵我雙方的行人（使者），要充分利用，為戰(zhàn)爭服務。敵國潛入我方的行人"來觀釁于我，我高其爵，重其祿，察其辭，覆其事，實則任之，虛則誅之，任之以鄉(xiāng)導"；至于我方潛入敵方的行人，"觀敵國之君臣左右執(zhí)事孰賢孰愚，中外近人孰貪孰廉，舍人、謁者孰君子孰小人，吾得其情，因而隨之，可就吾事"。（《太白陰經(jīng)》卷2）

　　李筌關于人同戰(zhàn)爭關系的說法，其中有一些已由前代兵家作過論述，但經(jīng)過他闡釋、發(fā)揮、補充，理論更加豐富、完整、細密、深刻，具有相當?shù)恼_性和可操作性，這就把戰(zhàn)爭人才理論、戰(zhàn)爭人際關系理論的研究推到了一個高峰。

　　李筌的《太白陰經(jīng)》在軍事學領域享有崇高地位，唐人杜佑吸收其中說法，寫入《通典·兵典》中，明人茅元儀《武備志》加以引用，清人錢曾推崇為"軍事之要典"?！短钻幗?jīng)》成書時，唐朝立國已經(jīng)130多年，承平日久，棄武崇文，蔚然成風，李筌以一介書生的身份撰寫兵書，倒是一件值得我們深入玩味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