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流行說法認為唐代進士難明經易。其理由之一是：進士年應試人約一千，錄取率百分之一二；明經應試人比進士多一倍，錄取率十分之一二，是進士的20至40倍。考察具體時期的數字，進士錄取率是這一說法的兩三倍；明經舉子人數不止多出一倍，錄取率不比進士高。其理由之二是：兩科考試內容不同，進士詩賦限韻，比明經口試儒經大義專憑默記者，難易有差。實際情況是：兩科考試有兩場相同，即帖經和時務策，明經帖經難于進士，進士時務策難于明經。有一場不同，進士考試賦，明經口試或筆試儒經大義，包括經文和注疏。進士享受開卷待遇，延長時間至夜間，可以詩賦代替帖經；明經沒有這些方便。詩賦限韻實際上是提供關鍵詞，啟發(fā)思路而又約束其不至于漫衍無歸。漢字多字多義，語序靈活，修辭豐富，對于調整平仄，限韻寫作，具有廣闊的回旋馀地。詩賦表達自己的想法，含有靈活性和隨意性，舉子可以揮灑自如，酣暢淋漓。詩賦評定成績沒有固定標準，含有伸縮性。進士舉子不怕詩賦，只怕帖經。然而明經帖經，承受困難更大。他們考試儒經大義，須背誦數十萬言已有隔世之感的古代經籍、注疏，追隨別人的思想，復述別人的說法，以符合規(guī)范，幾乎失掉了自我。因此，進士考試的難度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大，明經考試的難度應該不比進士小。而且，進士考試的難易并不具備多大意義，因為其成績在錄取中不起多大作用。行卷邀名，行賄請托，權貴脅迫，姻親效應，種種因素導致錄取姓名和名次在考試之前便定了下來。進士難，難在進士科內部，難在朋黨關節(jié)，難在不正之風，并非明經擠占了進士的指標。明經錄取中的劣跡比進士少，相對公正一些，故明經難的喟嘆不像進士難那樣聲勢浩大。因此，不能以兩科錄取的難易來推斷孰難孰易。總之，進士不比明經難，明經不比進士易，而是彼此難易相當。

　　近幾十年史學界流行唐代進士難明經易說，一直無人提出異議。我認為這個說法不符合歷史實際，本文加以考察。

　　一、關于兩科的錄取率問題

　　持進士難明經易說者，理由之一是兩科錄取率相差懸殊。范文瀾說："及第人數，一般是進士百人中取一二，明經十人中取一二，難易懸殊，唐人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諺語。"（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第三編第一冊第10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這里根據的是兩種文獻中的結論性說法。其一出自《通典》卷15《選舉三》："其進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其二出自《唐摭言》卷1《散序進士》：進士科"歲貢常不減八九百人"，"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這是說進士年應試約一千人，錄取率百分之一二，共錄取一二十名；明經年應試人倍之，約兩千人，錄取率十分之一二，共錄取二百至四百名，是進士的二十至四十倍。事實果真如此嗎？

　　唐代進士及第者有機會擔任校書郎、正字等名望優(yōu)厚升遷便捷的職務，進而當上學士，執(zhí)掌制誥，再當宰相，秉持樞衡。明經及第者也有這種機會。韓愈說："以明經……登第于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為卿相者，常常有之。"（《全唐文》卷555，《送?？靶颉罚W陽詹也說："目睹進士出身，十年二十年而終于一命者有之；明經諸色入仕，須臾而踐卿相者有之。"（《全唐文》卷596，《與鄭伯義書》）但士人剛剛取得科舉出身，還得從基層小官吏做起，明經進士都一樣。士人考中明經，還可以考進士（如牛蔚、王凝）、考制舉（如元?。粩嗤貙捠送?。那么，士人們絕不至于傻到只認定進士科一條路的地步，去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而會轉向明經科尋求出路，鄭伯義就是一位"明經赴調，罷進士舉"（《全唐文》卷596，《與鄭伯義書》）者。士人們的取舍是一種動態(tài)現象，必然會形成調劑，導致明經錄取率不可能同進士相差過于懸殊。

　　進士錄取最多數字在咸亨四年（673），為79人，少者一二十人，一般年錄取數為三四十人。我們來看看具體情況。開元二年（714），各科"登科者僅滿百人"。（《舊唐書》卷100《王丘傳》）開元十七年，國子祭酒楊瑒上疏披露："自數年以來，省司定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全唐文》卷298，《諫限約明經進士疏》）據徐松《登科記考》，"數年以來"錄取進士的人數是：開元八年57人，九年38人，十年33人，十一年31人，十二年21人，十三年不詳，十四年31人，十五年19人，十六年20人。依照文意，"每年不過百人"應是明經、進士錄取總和的限量，那么，明經每年錄取的人數頂多在43至81之間。貞元八年（792），宰相李絳說："進士、明經，歲大抵百人。"（《新唐書》卷162《許孟容傳附弟季同傳》）貞元十三年，歐陽詹說："明經登者不上百人。"（《全唐文》卷596，《送李孝廉及第東歸序》）貞元十八年，唐德宗下敕說："自今以后，每年考試所拔人，明經不得過一百人，進士不得過二十人。如無其人，不必要補此數。"（《唐會要》卷76《緣舉雜錄》）權德輿從這一年起，連續(xù)三年知貢舉，共錄取明經"三百馀士"（《全唐文》卷492，權德輿《送三從弟況赴義興尉序》），進士"七十有二人"。（《全唐文》卷695，蕭籍《祭權少監(jiān)文》）兩科皆略有突破，這是他"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全唐文》卷562，韓愈《唐故相權公墓碑》），朝廷批準，才得以擴招的。大和八年（834），唐文宗敕令明經及第不得超過110人，次年下調至100人，進士由25人上調至40人。開成四年（839），明經恢復為110人，進士下調至30人。直至唐亡，大體維持著這個數字?？梢姡婆e制走上正軌以來將近二百年間，明經年錄取人數有時同進士相當，有時是進士的二至五倍，通常為三四倍?！锻ǖ洹范了氖兜恼f法，純屬無稽之談。

　　明經進士錄取數的多寡并不說明孰易孰難，因為還存在從多少人中錄取的問題。進士舉子人數，前引文獻概括為"大抵千人"，"不減八九百人"。我們來看看具體時期的數字。貞元七年（791），"時入策五百馀人"（《唐摭言》卷8《自放狀頭》），錄取30人，錄取率約6 %。貞元十九年，主考官權德輿統(tǒng)計："計偕者幾乎五百，籍奏者不逾二十，蓋二十五之一也。"（《全唐文》卷483，《貞元十九年禮部策問進士五道》）錄取率4 %。稍后，應舉人數增加，韓愈一則說："京師之進士以千數"（《全唐文》卷555，《送孟秀才序》），一則說："常觀于皇都，每年貢士至千馀人。"（《全唐文》卷556，《送權秀才序》）大和九年（835），中書門下奏稱："每年貢士，嘗僅千人。"（《冊府元龜》卷641，《貢舉部·條制三》）錄取數由25人增加至40人，錄取率4 %。大中四年（850），進士劉蛻上書主考官，說："請與八百之列，負階試詩。"（《全唐文》卷789，《上禮部裴侍郎書》）錄取30人，錄取率3.75 %。據《登科記考》記載，咸通十一年（870）停貢舉，咸通其馀年份，錄取30人者計有八年，25人者三年，35人、40人者各一年，13年共錄取390人，平均一年30人。"咸通中，……場中不減千人。"（《唐摭言》卷15《條流進士》）總錄取率約為3 %?？傊?，進士舉子每年五百人、八百人、一千人不等，以一千人左右較為常見，錄取率是《通典》說法的兩三倍。

　　明經舉子對于進士舉子的倍數，遠遠大于《通典》的說法，早在唐朝初建，就形成傳統(tǒng)。武德五年（622），諸州奉詔上貢明經143人，進士30人，明經是進士的五倍。經考試，進士錄取四人，明經全部落第。中唐時期，韓愈說："天下之以明二經舉于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全唐文》卷555，《贈張童子序》）這還只是明經中通二經舉子的人數，已是進士舉子最高數字的三倍，通三經和通五經舉子有多少人，不得而知，加在一起，倍數更大。如果不考慮明經科其他舉子，把錄取最高數110名全部劃撥給三千名通二經舉子，錄取率也才是3.67 %。支持這種分析的數據尚有：大和元年（827），僅京兆府鄉(xiāng)貢明經即有孫延嗣等三百人，加上東西兩京各國立學校（從下文可知僅西京國子監(jiān)明經舉子即有350人）和各州、府的舉子，數目應該相當可觀。《唐摭言》卷1載《會昌五年（845）舉格節(jié)文》，要求全國各地的明經、進士舉子隸名于學校，分配的指標是："其國子監(jiān)明經，舊格每年送三百五十人，今請送三百人，進士依舊格送三十人；其隸名明經，亦請送二百人；其宗正寺進士，送二十人。其東監(jiān)（東都國子監(jiān)）、同華、河中所送進士，不得過三十人，明經不得過五十人。"當時全國共41道，每道或為進士15人、明經20人，或為進士10人、明經15人，或為進士七人、明經10人，都是明經多于進士?？梢娊K唐一代，明經舉子人數始終保持著多于進士舉子的勢頭，而年錄取數為數十名至一百名稍多，錄取率不比進士高，只能說大致持平。

　　"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也與實際情況有出入。傳記資料中確實有不少十多歲便取得兩經舉、明經高第的人物事跡，這主要是由于這些人早慧和聰穎才留下雪泥鴻爪的。其余絕大多數明經及第者，因為其登科年齡不值得津津樂道，而未留下事跡。韓愈講到明經舉子參加由地方而中央的考試，層層過關，連續(xù)數十年，到最后錄取時，"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幸而得第者，"班白之老半焉"。（《全唐文》卷555，《贈張童子序》）哪是什么"三十老明經"！而進士科年少得志者，往往有之。大中六年（852），進士及第28人，其中苗臺符16歲，張讀18歲。有人在他們西明寺進士題名處加注調侃，云："一雙前進士，兩個阿孩兒。"（《唐摭言》卷3《慈恩寺題名游賞賦詠雜紀》）當然，錄取進士也會考慮老人。光化四年（901）放榜錄取26人，其中五人在54至73歲之間，僅占1/5，便被人戲稱為"五老榜"。54歲已算作"老"，哪是什么"五十少進士"！這說明通常情況下，老人所占比例不會大于1/5，青年壯年才是主要成分。貞元十二年（796）錄取30人，其中孟郊54歲，他所作《同年春燕》詩說："少年三十士，嘉會良在茲。"（《全唐詩》卷376）可見絕大多數是年輕人。會昌三年（843），中書省奏稱及第進士是所謂"初獲美名，實皆少俊"。（《唐摭言》卷3《慈恩寺題名游賞賦詠雜紀》）唐代習俗，新及第進士在曲江宴飲、泛舟，"公卿家傾城縱觀于此，有若中東床之選者十八九"。（《唐摭言》卷3《慈恩寺題名游賞賦詠雜紀》）假若進士們不是"實皆少俊"，而是"五十少進士"，怎么可能設想：袞袞諸公都有挑選五六十歲的老頭做自家女婿的怪癖；而進士舉子為了僥幸成為公卿家的乘龍快婿，垂垂老矣還保持著光棍身份，豈不怕考不上會斷子絕孫！因此，以"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來描述進士難明經易，也是靠不住的。

　　二、關于兩科的考試問題

　　持進士難明經易說者，理由之二是兩科考試內容不同。岑仲勉說："明經[比進士]多帖兩經，似乎較難，然《孝經》、《論語》文字無多，不難兼習。……進士詩、賦限韻，要須自出心裁，比[明經]口試[儒經大意]專憑默記者，難易有差。"（岑仲勉《隋唐史》上冊第189-191頁，北京：中華書局，1982）韓愈的看法不然。他在《答崔立之書》中說："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或出禮部所試詩、賦、策等以相示，仆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于其心，四舉而后有成。"（《全唐文》卷552）韓愈初見詩賦試題，覺得容易得到了"無學而能"的程度，若不是"有司者好惡出于其心"，自己絕不至于連考四年，25歲才中舉。然而對于明經科，他一則說："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征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為業(yè)也勤矣。"（《全唐文》卷555，《送?？靶颉罚┰賱t說："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由是而層層考試篩選，最終登第，"厥惟艱哉"?。ā度莆摹肪?55，《贈張童子序》）岑韓二人說法大相徑庭，具體情況到底怎樣，須對兩科考試進行比較和分析。

　　唐朝建立后，承隋舊制，明經進士兩科一樣，只考策問。調露二年（680），主考官劉思立奏請兩科皆加帖經，進士加雜文，遂成為一代常式。當時規(guī)定九部儒家經典為"正經"，按照字數多寡，把《禮記》、《春秋左氏傳》叫做大經，《毛詩》、《周禮》、《儀禮》叫做中經，《周易》、《尚書》、《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叫做小經。明經科中通二經者，通大經一部并小經一部，或中經兩部；通三經者，大中小經各一部；通五經者，大經小經并通。具體經書皆由舉子自選。正經以外，《孝經》、《論語》是明經、進士等科的共修課，因而是必考課目，還加試過《老子》、《爾雅》。明經科考試分為三場。第一場帖經，類似填空。正經兩部，每部十帖，另有《孝經》二帖，《論語》八帖?？脊僦宦冻鼋浳囊恍校ㄌ鞂毷惠d，752年，改為前后各加一行），用紙片帖住本行三個字，由舉子答出何字，答對六成及格。第二場試義。起初是"口義"，即口試經書大義。考官就儒經的正文和注疏出題，《禮記》、《左傳》、《周禮》各四題，其余正經各三題，《孝經》、《論語》共三題。通二、三、五經的舉子，按照不同標準，就自選經書和共修課回答，以辨明義理為符合要求，多數題答對為及格。建中二年（781），主考官趙贊上奏說："承前問義，不形文字，落第之后，喧競者多。臣今請以所問錄于紙上，各令直書其義，不假文言。"（《唐會要》卷75《明經》）這樣便把口試改成筆試，稱為"墨義"。墨義迄未堅持執(zhí)行，貞元十三年（797）主考官顧少連奏請罷試口義，恢復墨義，獲準。元和二年（807），貢舉院又奏請恢復墨義，又獲準。元和七年，主考官韋貫之奏停墨義，恢復口義，又獲準。第三場試時務策。這是開元二十五年（737）開始實行的，當時規(guī)定適當減少帖經和口義的題量，"答時務策三道，取粗有文理者與及第"。（《唐會要》卷75《帖經條例》）

　　進士科起初只考時務策五道，貞觀八年（634）加讀經史各一部，其考法與時務策同，還不是帖經。經上述劉思立建議加試帖經和雜文，到神龍元年（705），才確定為三場試。帖經有時作為第一場，有時第二場，比明經科分量小要求低。起初帖一部小經，包括經文和注疏，答對六成以上，并帖《老子》正文和注疏，答對三成以上，算作及格。開元二十五年規(guī)定，依明經科例，帖一部大經，答對四成為及格。第三場試時務策，比明經科多兩道題，要求也高一些，以"義理愜當"（《大唐六典》卷4）為通。雜文有時作為第二場，有時第一場，所作詩賦以"華實兼舉"（《大唐六典》卷4）、"洞識文律"（《大唐六典》卷2）為通。

　　自開元二十五年定制后，標準最高而虛設六七十年的秀才科突然活躍起來。"其時以進士漸難，而秀才本科無帖經及雜文之限，反易于進士。"（《通典》卷15《選舉三》）主管部門不愿更改制度，故對秀才科舉子一律不予錄取。進士漸難，難在帖經和雜文兩項考試上。這時帖經的確很難。"帖經首尾不出前后，復取者、也、之、乎頗相類之處下帖。""必取年頭月尾，孤經絕句。"（《唐會要》卷75《帖經條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馀一二字，使尋之難知，謂之'倒拔'。"（《通典》卷15《選舉三》）"文士多于經不精，至有白首舉場者，故進士以帖經為大。"（《封氏聞見記》卷3）閻濟美大歷九年（774）冬在東都進士及第。他回憶道："天津橋作鋪帖經"，自己"早留心章句，不工帖書，必恐不及格"?？脊僬f："禮闈故事，亦許詩贖"，遂出題《天津橋望洛城殘雪詩》。由于考官"催約詩甚急，日勢又晚"，"天寒水凍，書不成字"，閻濟美只作出四句便交卷?？脊僮x后，"遂唱過"。（《太平廣記》卷179《閻濟美》）可見多數進士舉子不害怕雜文，只害怕帖經，但制度規(guī)定可用雜文替代帖經，他們便可以避難就易。明經科舉子帖經，卻不允許用別的考試代替，而且分量更大，要求更高，要說帖經困難，他們承受的困難更大。

　　進士考試還能享受開卷待遇。乾元二年（759），李揆主考，"其試進士文章，請于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于床"，對舉子們說："經籍在此，請恣尋檢。"（《舊唐書》卷126《李揆傳》）舉子白晝答卷不完，可繼之以夜，持續(xù)燃完三支燭，甚至通宵達旦。到長慶元年（821），白居易還說："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慮必周，用書策則文字不錯。"（《白居易集》卷43，《論重考試進士事宜狀》）明經科考試卻沒有這些方便。

　　進士考場紀律很差，交頭接耳，抄襲代庖，屢有發(fā)生。例如：賈島手持紙條，"巡鋪告人曰：'原夫之輩，乞一聯，乞一聯'！"（《唐摭言》卷12《輕佻》）溫庭筠"多為鄰鋪假手"。（《唐才子傳》卷8《溫庭筠》）再加上種種復雜的因素，庸劣之輩難免也會錄取。長慶元年錄取進士矛盾激化，狀告到唐穆宗那里，于是不得不復試。復試題為《孤竹管賦》、《鳥散馀花落詩》。舉子不許攜帶書籍，到燃完兩支燭時截止。結果，原錄取的25人中只有14人合格，保留了資格。穆宗下詔說："重試……不于異書之中固求深僻題目，貴令所試成就，以觀學藝淺深。'孤竹管'是祭天之樂，出于《周禮》正經，閱其呈試之文，都似不知本事。詞律鄙淺，蕪累亦多。"（《全唐文》卷65，《覆試鄭朗等詔》）不難想象，平常稀里糊涂，無人深究，庸劣之輩也就蒙混過關了。

　　唐代不斷出現過對進士舉子學識淺薄和明經舉子素質低劣的批評。早在試策階段，唐高宗詔令就指出："進士不尋史傳，惟誦舊策，共相模擬，本無實才。""明經射策，不讀正經，抄撮義條，才有數卷。"（《全唐文》卷13，《嚴考試明經進士詔》）實施三場試后，唐玄宗詔令又指出："進士以聲律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唐會要》卷75《帖經條例》）主考官楊綰指出：進士舉子"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掛壁"。（《舊唐書》卷119《楊綰傳》）主考官趙贊指出：明經舉子"比來相承，唯務習帖，至于義理，少有能通"。（《唐會要》卷75《明經》）進士舉子的這種缺陷，是考試內容規(guī)范的結果，反映出考試的知識覆蓋面比較狹窄。詩須作五言排律，12句，往往由舉子自選詩題中的平聲字作為韻部。賦由考官規(guī)定八韻，平仄相間，篇幅在320至350字之間。比如貞元七年（791），考《青云干呂詩》，青、云、干皆可為韻；《珠還合浦賦》，以"不貪為寶，神物自還"為韻。詩賦是命題作文，所限韻實際上是提供了一些關鍵詞，啟發(fā)舉子的思路而又約束其不至于漫衍無歸，以便切題。漢字多達數萬，一字多義，一義多字，構詞力強，語序靈活，修辭手段豐富，對于調整平仄，限韻寫作，具有廣闊的回旋余地。詩賦是文學作品，需要舉子具備創(chuàng)造性，這同時便意味著含有靈活性和隨意性，因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表達作者自己的想法，可以揮灑自如，酣暢淋漓。考官不可能對詩賦擬出絕對的標準答案來對照衡量，評定成績便含有相當的伸縮性。因此，進士考試的難度不是人們想象的那樣大。至于明經舉子，他們的通病是擅長死記硬背，對儒經的精神不能理解和發(fā)揮。這與其說是明經考試制度訓練出的思維模式所致，毋寧說是專制集權政治制度的產物。專制集權制度鉗制人們的思想，頒布標準說法以統(tǒng)一口徑。明經舉子不得不用自己的頭腦去追隨別人的思想，用自己的嘴巴去復述別人的說法。他們必須認同、理解和吃透那些遙遠年代傳下來的已有隔世之感的經文和注疏，才能避免紕漏，符合規(guī)范。其間不能藏拙，不能回避，不能獨出心裁，舉子幾乎失掉了自我。因此，明經考試的難度應該不比進士小。

　　權德輿主考期間，對明經考試做了一些改革。柳冕給他的信函說到改革針對的弊病是："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注。其有明圣人之道、盡六經之義，而不能誦疏與注，一切棄之。"（《全唐文》卷527，《與權侍郎書》）權德輿所出墨義試題流傳下來22道，有三道是《毛詩》題，試看一道："風化天下，形于詠歌，辨理代之音，厚人倫之道。邶、鄘褊小，尚列于篇，楚、宋奧區(qū)，豈無其什？變風雅者起于何代，動天地者本自何詩？《南陔》、《白華》，亡其辭而不獲；《谷風》、《黃鳥》，同其目而不刊。舉毛、鄭之異同，辨《齊》、《魯》之傳授。……解頤之言，斯有所望。"（《全唐文》卷483，《明經策問七道》第二篇）這里問到十五國風多達160篇，小國的詩歌尚且收入，何以偏偏沒有楚、宋這些泱泱大國的詩歌？《小雅》中的《南陔》、《白華》，為什么只留下篇名，詩卻未留下來？《國風·邶風》收有《谷風》，《小雅·小旻之什》也收了一首《谷風》，都是棄婦之詞?！秶L·秦風》收有《黃鳥》，《小雅·祈父之什》也收了一首《黃鳥》，內容不同。編輯《詩經》時為什么不對它們加以刊削改訂？這些問題可以提出來，但不可能解決，只能做些推測。"變風雅者起于何代，動天地者本自何詩？"這是大問題，若不熟悉文學史，舉不出實例，根本無法作答。至于毛、鄭、齊、魯，是注疏和經學史方面的問題。唐人利用的僅僅是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的《毛詩正義》，"舉毛、鄭之異同"，題目甚大，從何下手？答出哪些方面才算合乎要求？而《齊詩》亡于曹魏，《魯詩》亡于東晉，唐人已無緣見到，怎么去"辨《齊》、《魯》之傳授"?窺豹一斑，據此可見明經考試并不輕松。

　　岑仲勉、韓愈資質不同，岑仲勉博問強記，自然認為背誦典籍不在話下，韓愈工于吟詠，自然認為創(chuàng)作詩賦輕而易舉，各有側重，各執(zhí)一端，遂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今天沒必要強分誰是誰非，倒是應該綜合看待，辯證分析。

　　三、關于兩科的錄取程序問題

　　其實，進士科考試的難易并不具備多大意義，因為考試成績在錄取中不起多大作用，錄取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名單和名次往往在考試之前就確定下來了。

　　這有多種情況。其一是行卷邀名。"唐之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后以所業(yè)投獻，逾數日又投，謂之溫卷。"（《云麓漫鈔》卷8）這是說進士舉子把平素的詩賦、傳奇習作抄寫裝裱成卷子，呈現給顯貴名流，借他們的夸獎以獵取名聲，并通過他們介紹給主考官，以便順利錄取。牛僧孺即是這樣。李玨說他"舉進士，軒然有聲。時韋崖州作相，網羅賢俊，知公名，愿與交。公袖文往謁，一見如舊，由是公卿籍甚，名動京師，得上第"。（《全唐文》卷720，《故丞相太子少師贈太尉牛公神道碑銘》）杜牧及第情況，可歸入這一類中。崔郾由長安赴東都主持科舉考試，臨行之際，太學博士吳武陵說杜牧《阿房宮賦》寫得好，請以狀元錄取。崔郾說狀元已定人選，吳武陵說："不得已，即第五人。"崔郾承諾："敬依所教。"（《唐摭言》卷6《公薦》）這樣做，算不上是把平時作業(yè)同考試成績一并考察，因為還沒有考試成績便定下了錄取名次。唐代詩文冒充剽竊，十分普遍。時人稱："今之子弟，以文求名者，大半假手也。茍袖一軸投之于先進，靡不私自炫鬻，以為莫我若也。"（《玉泉子》）舉子李生在京師書肆買到詩卷，冒充自己的作品，招搖撞騙20年。他謁見李播，才知道全是李播的作品，竟提出"欲希見惠"的要求。李播答應"奉獻可矣"，李生居然"亦無愧色"。（《太平廣記》卷261《李秀才》）可見行卷邀名由于真假難辨，含有相當大的水分。

　　其二是行賄請托。上文所說進士復試一事，其根由便是行賄請托。楊渾之謀求及第，把家藏歷代珍貴書畫都用來向酷愛圖書古畫的宰相段文昌行賄，請他打招呼。段文昌即將調赴四川，就楊渾之錄取事對主考官錢徽既當面托付又致函保薦。翰林學士李紳，托付錢徽錄取周漢賓。錢徽未錄取該二人，卻錄取了中書舍人李宗閔托付的其女婿蘇巢和右補闕楊汝士托付的其弟楊殷士。段文昌、李紳大怒，告到穆宗處。結果，蘇巢、楊殷士復試落榜，錢徽、李宗閔、楊汝士貶官。這種行賄請托、打通關節(jié)的現象在進士錄取中屢見不鮮，平常沒鬧到不可開交的地步，就被遮掩過去了。

　　其三是權貴脅迫。權貴們插手進士錄取，來勢兇猛，氣焰囂張。京兆尹李實是李唐宗室，"托私薦士"，遞給主考官權德輿一份20人的名單，威脅道："可依此第之；不爾，必出外官，悔無及也。"（《舊唐書》卷15《李實傳》）權閹仇士良寫信，要主考官高鍇錄取裴思謙為狀元。高鍇說："狀元已有人，此外可副軍容意旨。"裴思謙毫不讓步，說："卑吏面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唐摭言》卷9《惡得及第》）高鍇只好照辦。

　　其四是姻親效應。裴筠被蕭楚公選作女婿，很快便進士及第。唐代以"折桂"比喻進士及第，羅隱于是以月宮中桂樹、嫦娥為典，作詩諷刺此舉，云："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唐摭言》卷9《誤掇惡名》）

　　這些因素起作用，表明進士錄取根本不存在公平公正的競爭原則。舉子若利用不上這些因素，只能指望答卷令考官拍案叫絕，才有希望錄取。這只有學富五車，才高八斗，臨場發(fā)揮出色，才能奏效。眾多舉子難以企及，進士難必然成為他們的喟嘆。那么，所謂進士難，難在進士科內部，難在朋黨關節(jié)，難在不正之風。這與明經科毫不相干，因為不是明經擠占了進士的指標，即使明經大幅度壓縮錄取數，進士難的情況照樣不會緩解。

　　明經的錄取肯定也夾雜著諸多因素。楊國忠之子楊暄舉明經，學業(yè)荒陋，不及格。主考官之子拜見楊國忠，說："奉大人命，相君之子試不中，然不敢黜落。"楊國忠罵道："我兒何慮不富貴，豈藉一名，為鼠輩所賣耶！"主考官父子驚恐不已，認為"國忠恃勢倨貴"，"奈何以校其曲直"，于是"致暄于上第"。（《明皇雜錄》）這是僅見的一例，表明明經錄取中的劣跡絕對比進士少。進士同榜錄取，彼此為同年，自稱門生，稱主考官為座主，前往謝恩。這樣形成同年關系及門生座主關系，結為朋黨，互相關照，排斥異己。明經沒見有這種現象。韓愈說："吾未嘗聞[明經]有登第于有司，而進謝于其門者。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舉者之望于有司也亦將然乎？"（《全唐文》卷555，《送?？靶颉罚┱怯捎诿鹘涗浫∠鄬恍敃r明經難的喟嘆才不像進士難那樣聲勢浩大。這只是明經內部的事，與進士科毫不相干。因此，以比較進士明經錄取的難易來推斷孰難孰易，是站不住腳的。

　　綜合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結論：在唐代，進士不比明經難，明經不比進士易，而是彼此難易相當。

　　（原載河南大學《史學月刊》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