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這個宏圖大略是由蕭伯納(1856-1950)在1937年制定的。蕭伯納沒有"空談民主"(這是"Q"語含譏諷地說出來的)，盡管他是一位世界級的空談家，滔滔不絕地談論過社會主義?！蛾P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蘇維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寫給聰明女性的指南》(The Intelligent Womans Guide to Socialism, Capitalism, Sovietism and Fascism)初版于1928年，也是在那一年，弗吉尼亞·伍爾夫以女性與小說為題，在劍橋大學給女生做了那場演講。和她一樣，蕭伯納也是面對女性主體，發(fā)表自己的解放宣言。不過，弗吉尼亞·伍爾夫認為，對于女性來說，保證寫作的物質基礎乃當務之急。蕭伯納則關心知識的上層建筑，他那一課屬于政治經濟學理論的范疇。

　　蕭伯納是他那個時代的文學巨人，由他的出版商制定的企鵝網頁稱他是"雜耍玩家、諷刺作家、能言善辯之人、批評家、博學者、才子、知識弄臣和劇作家"?；蛟S他最值得紀念的是他的劇作，還有他為劇作撰寫的序言，特別作為必讀課文進入學校課程的那些劇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圣貞德》(St Joan)和《皮格馬利翁》(Pygmalion)［即《窈窕淑女》(My Fair Lady)］。這兩部劇是弗吉尼亞·伍爾夫所謂"男性創(chuàng)作的小說中的女性"的主要例證。蕭伯納還是一位政治辯論家和小冊子作者，費邊社〔6〕的領導人之一。

　　《寫給聰明女性的指南》初版于1937年，分兩卷。它們是出版商艾倫·萊恩( Allen Lane)當時出版的第一批著作，分別是A1和A2，屬于塘鵝書系的范疇。它們是如此的廉價，以至于蕭伯納要向讀者保證，他們買到手的玩意絕對物有所值：

　　他們手里拿著的是地道的原創(chuàng)之作，一字不少，一頁不缺。還加了兩章，探討1928年初版以來發(fā)生的事情。(Shaw, 1937：v)

　　在偉大的民主事業(yè)中，文學想象、政治激情和富有進取心的出版事業(yè)在此生動地融為一體，共同面向女性化的"普通"讀者。這三個因素預示了文化研究的輪廓，文化研究或許就是憑借這些構成要素的配置，獲得了最為精確的命名。

　　蕭伯納是社會主義的倡導者，他把社會主義清晰而簡明地視作"平等分配"。他想要平等的收入："我們必須把窮人的生活標準提高到已獲最大優(yōu)待的工人的生活標準，進而消滅貧窮，而不是僅僅同情窮人和消滅富人。"(Shaw, 1937：v)但當時缺乏的是勇氣：窮人不想"提高"到富人的"生活標準"上。

　　但是蕭伯納的確鼓吹平等，還給平等提供了一個實用的定義。這個定義既可長期使用，又充滿了挑戰(zhàn)性。平等是一個長遠的目標，需要幾十年才能達成："除了檢查共同體各個地區(qū)之間全部適宜婚配的人數(shù)，我還沒有見過什么檢查，像識別數(shù)學等式那樣實用。"(Shaw, 1937：v; 6669)說起話來，他絕非言簡意賅之人(最近的版本是1995年出版的，長達576頁)，但他特別熱衷于開門見山、樸實無華地面對自己的讀者，即"聰明的女性"。他說：

　　本書不是匯編，它們全都來自我的腦海。有位女士請求我給她寫封信，解釋一下何謂社會主義，本書即源于此。當初我想告訴她，有幾百種著作都是以社會主義為主題的；但困難之處在于，這些著作幾乎全都是用學術語言寫成的。……對于不怎么專業(yè)的女性來說，這些著作極其枯燥，難以忍受，更無法引起閱讀的興趣。可見，所有那些著作都是面向男性的。……所以我不得以自己的方式，還要以你能理解的方式，重做一遍。(Shaw, 1937：463)蕭伯納的方式就是KISS學說的早期版本。所謂KISS，就是"keep it simple stupid"(簡單點，你個傻瓜)。

　　盡管有關社會主義的著作汗牛充棟，盡管馬克思寫了那本關于資本主義的巨著，但沒有哪一本回答了那個簡單問題："何謂社會主義？"還有一個同樣簡單的問題，即："何謂資本？"也掩蓋了大量不可救藥的錯誤答案。正確的答案只碰到過一次(這是就我的閱讀范圍而言的)，它是由英國經濟學家斯坦利·杰文斯(Stanley Jevons)提出的，那時他漫不經心地說過一句話：資本就是閑錢。我記了下來。(shaw,1937:463)

　　直接面對非專業(yè)的女性化讀者，使那個重大時代課題簡單明了而非瑣屑淺薄，成了這個可以稱作通過閱讀獲得解脫的宏圖大略的一部分。那就是文化研究101(cultural studies 101)，或者在這種情形下，就是A1。

　　艾倫·萊恩( Allen Lane)1935年推出企鵝書系。那時他是鮑利海出版公司(Bodley Head)的董事。企鵝公司的歷史主頁是這樣說的：

　　在與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在德文郡(Devon)度過一個周末后，萊恩去了?？巳?Exeter)車站的書報攤，想買點書報在回倫敦的路上閱讀。但找來找去，只找了些通俗雜志和重版的維多利亞小說。他由此想到，需要以誘人的價格推出同時代人撰寫的優(yōu)質小說。萊恩決定，新出版的小說不僅能在傳統(tǒng)書店中買到，還能在火車站和伍爾沃斯(Woolworths)那樣的連鎖店買到。(https://wwwpenguincouk)

　　這則創(chuàng)業(yè)軼聞調用了許多有關現(xiàn)代性的修辭，包括流動性、大眾市場、鐵路、連鎖店，還有富有創(chuàng)業(yè)意志的單槍匹馬的發(fā)明家。他知道如何從普通人的進步中獲利，就像他之前的托馬斯·庫克(Thomas Cook)一樣。即使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名字，也不只是令人嗅到了著名作家散發(fā)的那股清香，她撰寫的犯罪故事也把現(xiàn)代主義的合理性［波洛(Hercule Poirot)的偵探術］與通俗幻象(鄉(xiāng)村住宅、東方快車)融合起來。對于物質流動性和社會流動性的熱愛，對于鐵路這種交通工具和圖書的熱愛，把企鵝公司與同時代性(contemporaneousness)、通俗成就(popular success)結合起來。

　　果然，企鵝公司立即大獲成功。它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一般的硬皮封面小說要賣七八先令，企鵝圖書只售六便士，相當于一包香煙的價格。香煙那時是廉價、暢銷的消費品。萊恩把"借書人"變成了"買書人"，也把物美價廉的圖書送進了千家萬戶。在此之前，圖書是稀有之物。企鵝公司第一年就賣出300萬冊。

　　作者們(即使那些身處左翼的作者們)個個悶悶不樂。喬治·奧韋爾(George Orwell)概括出如下悖論："以讀者的身份，我為企鵝書系拍手喝彩；以作者的身份，我不遺余力地詛咒它們。"奧韋爾認為："如果其他的出版人也照此行事，這可能會導致廉價的再版書泛濫成災，必將重創(chuàng)以出租圖書為生的圖書館，減少新小說的產量。"［《新英國周刊》(New English Weekly)，1936年3月5日］不過，JB普里斯特利(JBPriestley)發(fā)出了祝賀短信：

　　親愛的萊恩：

　　這些企鵝書系絕對物有所值。如果你能以這個價格出售這個系列的圖書而不賠錢，你將會極大地展示出版才藝。

　　你誠摯的JB普里斯特利到了1937年，萊恩已經做好準備，要推第二套書系，即塘鵝書系，由VK克里希納·梅農(VKKrishna Menon)擔任總編。它包括"即將由企鵝公司推出的首批最新原創(chuàng)圖書；此前由其他公司已經出版的平裝本圖書"(企鵝公司網站)。根據(jù)印在A1封底上的簡介，塘鵝書系屬于"科學、天文學、歷史學、考古學、政治學、經濟學"之類的非虛構性圖書。萊恩曾在《左翼評論》(Left Review)上解釋說：

　　很多人認為，民眾的智力依然水平低下，并為此感到絕望。然而我們相信，這個國家存在龐大的閱讀公眾，他們可以以低廉的價格，閱讀益人心智的圖書。(《左翼評論》，1938)

　　這是一種新哲學。與企鵝書系相比，它沒有冒更大的風險，但肯定更大膽。它不只是孤注一擲地捕獲大眾的欲望，并與之交易。塘鵝書系不僅關注書架，與讀者建立聯(lián)系，而且關心現(xiàn)代世界的種種現(xiàn)實，即弗吉尼亞·伍爾夫所謂的"事物本身"。這些現(xiàn)實被理解為絲毫無異于讀者本人的私密事務的諸種現(xiàn)實(Woolf, 1945：5565)。塘鵝是對學術知識與科學知識的民主化(萊恩會用"通俗化"一詞)所做的直接、自覺的奉獻。書系總編VK克里希納·梅農曾經咨詢過倫敦大學經濟學史高級講師HL貝爾斯(HLBeales)，英國成人教育研究所秘書WE威廉斯(WEWilliams)，倫敦動物學會前秘書彼得·查默斯-米切爾爵士(Sir Peter ChalmersMitchell)。

　　它產生了諸多效應，其中之一便是為左翼知識分子的著作創(chuàng)造了"龐大的閱讀公眾"。隨之而來的是，它使這些著作落入了這樣一群人的手中，他們對于企鵝/塘鵝品牌的信任，使他們對某些標題、主題或作者感到好奇。倘非如此，他們或許永遠不會正視這些標題、主題或作者。塘鵝是如何吸引"普通讀者"的？這里有一則告白，是1938年為弗洛伊德的《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分析》(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做的廣告：

　　為什么你會忘記你本應牢記的東西？為什么你會出現(xiàn)口誤、筆誤？為什么你會做你無意去做的事情？……這是對日常錯誤的闡釋性研究，信息豐富又生動迷人。弗洛伊德博士解釋了日常過失的心理基礎，這些過失如此常見，以至于我們對之熟視無睹。……《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分析》給我們大家的生活提供了驚人的發(fā)現(xiàn)。它會告訴你一些關于"你"的事情，這個"你"或許你早已遺忘，或從來都曾不認識。(插在《圖騰與禁忌》書后附錄中的告白)從此"弗洛伊德式失誤"進入了語言。把它展現(xiàn)在公眾面前的，究竟是弗洛伊德博士，還是塘鵝書系？弗洛伊德的"廣泛沖擊"，是否就像霍格特的"廣泛沖擊"，既與付梓的圖書的質量有關，又與艾倫·萊恩對于學術出版業(yè)所做的民主化有關？

　　塘鵝書系與文化研究之間的聯(lián)系是直接的。隨著原創(chuàng)性著作日益增多，塘鵝書系中的許多著作都被視為文化研究的開山之作，或被視為書系某個撰稿學科的開山之作：

　　《關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蘇維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寫給聰明女性的指南》(1)-蕭伯納：塘鵝A1《關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蘇維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寫給聰明女性的指南》(2)-蕭伯納：塘鵝A2《世界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World)-HG韋爾斯(HGWells)：塘鵝A5《宗教與資本主義之起源》(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RH托尼(RHTawney)：塘鵝A23《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分析》-弗洛伊德：塘鵝A24《圖騰與禁忌》(Totem and Taboo)-弗洛伊德：塘鵝A33《普通讀者》(The Common Reader)-弗吉尼亞·伍爾夫：塘鵝A36所有這些著作都是在1938年底前出版的，同時出版著作的作者還有倫納德·伍利爵士(Sir Leonard Wooley)、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哈羅德·拉斯基(Harold Laski)、比阿特麗斯·韋布(Beatrice Webb)、懷特海(ANWhitehead)等。總數(shù)多達40種的圖書在頭一年半內全部出齊。

　　稍后不久，人稱文化研究三個最為重要的開山之作，納入了塘鵝書系的出版。其中一部使事情有了實質性的進展，可以說，它是與"創(chuàng)世紀"截然相反的"出埃及記"。這三部著作是：

　　《讀寫能力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理查德·霍格特：塘鵝A431《文化與社會》(Culture and Society)-雷蒙德·威廉斯：塘鵝A520《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湯普森(EPThompson)：塘鵝A1000理查德·霍格特的《讀寫能力的用途》先是由查特與溫達斯出版公司(Chatto & Windus)以精裝本的形式出版的。在其塘鵝版中，霍格特說道：

　　艾倫·萊恩很早就讀過這本書，那時他坐在西班牙巴雷阿瑞克群島(Balearics)的家中，沐浴在陽光里。閱后他打電話給辦公室或查特，說他想拿來給塘鵝出版，而且越快越好。后來他說，他在戰(zhàn)爭爆發(fā)前確定塘鵝出版書目時，希望出版的就是這類圖書。……萊恩的決定……是本書產生廣泛影響的基礎。(Hoggart, 1992：5)

　　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最初由維克多·戈倫茨出版公司(Victor Gollancz)于1963年出版。它的塘鵝修訂版，面世于動蕩不安的1968年。分配給這本書的塘鵝編號是1000，這清晰顯示出這個出版事件的重要性。它是作者對塘鵝不折不扣的稱贊，是對它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毫無保留的認可：想想吧，它是這個集體意愿的第一千個例證。這個集體愿意體現(xiàn)在，不僅要寫"英國工人階級"，還要直接寫給工人階級看，書的價格他們也要承受得起，談論的還是"事物本身"。

　　當然，它比蕭伯納時的六便士貴了好多。但是，再貴，它也幾乎相當于一包香煙的價格。我1974年買過一本(塘鵝第四次印刷)，那時，這部960個頁碼的著作賣125英鎊。我不了解伍爾夫小姐的狀況，但我單靠國家獎學金，就能買得起這本書，也能支付自己房間的租金。至于艾倫·萊恩，霍格特是這樣說的：

　　我一直樂于與艾倫·萊恩聊天，不管什么時候，他想聊，我們就聊，因為企鵝/塘鵝的觀念也是我要接受的教育的一部分，是我理解像我這樣的人究竟有什么需要的一部分。他創(chuàng)造了一個巨大的民主工具；……他相信，為了"英國人/那些至今保持沉默的人"，我們應該更多觸及觀念世界；他設想，他們有能力對那些觀念做出判斷，盡管存在著障礙，使得如此之多的人，在觸及這些觀念時變得如此之難。(Hoggart, 1992：5051)

　　考慮到霍格特與我母親同年出生，可以理解，這段話只為萊恩說了些什么，卻沒有為英國教育史說什么。我的出生晚了整整一代，但我的情形卻與霍格特如出一轍。塘鵝20世紀30年代末首次發(fā)行時，霍格特只有19歲或20歲。我是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接觸塘鵝書系的，那時艾倫·萊恩正在走向自己生命的終點，他死于1970年。那時我的房間里布滿了缺邊少角的塘鵝書系和企鵝書系，它們是我出于"理解像我這樣的人究竟有什么需要"才購買的，而且也并不都是一手貨。

　　企鵝書系1970年賣給了皮爾遜(Pearson)公司，那一年艾倫·萊恩去世了。皮爾遜公司成了傳媒巨人，擁有朗文公司、《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格蘭迪電視臺［Grundy Television，在澳大利亞制作了肥皂劇《鄰居》(Neighbours)］，以及其他家喻戶曉的品牌(https://wwwpearsoncom/aboutus/history.htm)。順便說一句，對于文化研究中的這位性格溫和的克拉克·肯特來說，霍格特對于出售企鵝的評論異乎尋常的刻?。?quot;妓女可以保護圣潔的女性，這樣的《羊脂球》之論，并不適用于藝術問題。"(Hoggart, 1992：50)不過，或許他的判斷言之過早。皮爾遜公司在2002年撰寫了這樣的"簡介"，顯然還在把自己視為"巨大的民主工具"：

　　就其核心而論，皮爾遜公司事關教育與啟蒙。事關幫助學校里成功的孩子，工作上成功的成人。事關幫助顧及不同觀點的政治家，顧及神圣市場的生意人。事關激勵人們以新的眼光審視世界，或向世界發(fā)出并享受苦笑。(https://wwwpearsoncom/ aboutus/indexhtm)艾倫·萊恩肯定對自己的所作所為一清二楚?；舾裉刂v述了他當時的經歷。"1967年，萊恩開始為他一手創(chuàng)建的這家著名機構憂心忡忡起來。……他當時想知道，是否可以建立某種大學信托財產或基金來接手企鵝。"(Hoggart, 1992：49)那時，把大型出版企業(yè)轉為大學，這種想法與大學對自己的看法，以及由此形成的觀念框架嚴重脫節(jié)。但是，時代和技術變了。出版社和銷售商都不再羞羞答答，不敢把自己的庫存書目稱作"大學"。比如，美國的連鎖書店巴諾公司(Barnes and Noble)就創(chuàng)辦了他們"自己的品牌"，即大學。參見：https://wwwbarnesandnobleuniversitycom。"課程雖不被認可，學問卻貨真價實。"某日我訪問那里，看到它開設的"三門頂尖課程"：如何像達·芬奇那樣思考、給你家看風水、你Palm〔7〕上的世界。Palm是掌上電子設備，不是palmistry(相手術)。某日再去，又看到了三門課程：現(xiàn)代中國的形成--新課；兒童寫作；大腦及其運作。當然，有與巴諾公司購物車的鏈接，但課程本身免費。

　　與此同時，大學開始厚顏無恥、趨炎附勢地與出版商或它們的電子后裔打起了交道。……比如，大學21(Universitas 21)這個由全球18所著名大學組成的、以電子學術(elearning)為導向的聯(lián)盟，已由湯姆森學術集團(ThomsonLearning)提供資助(https://wwwuniversitas21com/newshtml#pressl)。和企鵝的擁有者皮爾遜公司一樣，湯姆森公司是20世紀最著名的報業(yè)集團的繼承者。皮爾遜公司擁有威斯敏斯特出版社(Westminster Press)和《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湯姆森接管了英國的肯斯里報系(Kemsley Newspapers)、《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和《泰晤士報》(The Times)，給它們加上了加拿大頭銜，然后再把它們歸入聯(lián)合圖書出版公司〔8〕，勞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也被囊括其中。進入了新經濟時代，這些報紙又遭重新配置：

　　作為古老印刷經濟的先驅，湯姆森以其早就擁有的在線系統(tǒng)和CDVCD產品，幫助開辟了電子時代。我們雄心勃勃地投資于廣泛的領域、為用戶訂制產品，并提升互聯(lián)網的速度，以獲得更大的效益。在司法、管理、金融服務、科學、衛(wèi)生保健、教育和公司培訓市場的信息領域，我們在全球范圍內都居于領先地位。我們不可或缺的內容，以及我們杰出的品牌，已經取得我們主要領域中的用戶的堅實信賴。它們對于互聯(lián)網的迅速采用，為我們創(chuàng)造了一個充滿機遇的有線世界，使我們以此為基礎，與基于網絡的傳遞平臺和服務建立聯(lián)系，這使我們的客戶做起生意來更加容易。這就是我們的目的，即提供全球電子信息和集成商務。(https://wwwthomsoncom/About_Us/)大學也開始變成這個模樣，成了學術服務工業(yè)中內容豐富〔9〕的競爭者。大學以湯姆森學術集團之類的電子商務公司為合作伙伴、競爭對手、供應商和客戶，"為個人、學術機構和商務公司提供在線和傳統(tǒng)教室學習"(wwwThomsonLearningcom)。萊恩當時獨占鰲頭。事實上，他的"大學"即使沒有機構性投資，也獲得了他渴望已久的社會效益，直接作用于塘鵝讀者們的大腦。比當時人數(shù)少得可憐的英國大學畢業(yè)生相比，塘鵝的讀者肯定要多出許多。

　　企鵝與文化研究的另一個直接聯(lián)系是金融性的。投資創(chuàng)辦英國文化研究機構的，正是艾倫·萊恩，他于1965年在伯明翰大學英語系創(chuàng)辦了霍格特當代文化研究中心(Hoggarts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企鵝出版DH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后，被以淫穢罪起訴。1960年，霍格特為之辯護，在承認這一行為與萊恩決定"成全我們"之間存在因果聯(lián)系時，霍格特顯得有些靦腆：

　　不可避免的是，有人會說，我在《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一案中作證，他會付錢給我，私下里向我表示感謝。我可以肯定地說，早在我出來為他進行辯護的三年之前，就已經向艾倫·萊恩尋求投資了。我太了解他了，所以我敢肯定，他一定會對那個想法感興趣。(Hoggart, 1992：89)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啟動資金，大部分是由萊恩捐獻，剩下的由精裝本《讀寫能力的用途》的出版者查特與溫達斯出版公司，以及《觀察家報》(Observer)來補足?；舾裉剡B續(xù)七年，每年可得2500英鎊，外加一次性的500英鎊。有了這些投資，就可以向斯圖亞特·霍爾支付研究經費了。稍后不久，他在火車上邂逅了22歲的邁克爾·格林(Michael Green)，然后聘用了他。據(jù)他們說，剩下的都成了歷史?；蛘呖梢哉f得更精確一些，成了作為"神話-再現(xiàn)"(mythrepresentation)的歷史。

　　理查德·霍格特認為，他與艾倫·萊恩的短暫相遇，其結果遠比機構清償債務重要得多，盡管這結果需要在隨后的時間中證明。與此同時，《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一案在1960年的審理，也在文化上改變了事物的景觀，它啟發(fā)人們認識當時還算新穎的"寬容社會"〔10〕這一觀念(它即使沒有引發(fā)這一觀念，也是這一觀念得以形成的標志)，并給書面性、文學性的英語增加了一個新詞：

　　令人深感不安的是，如果允許"fuck"這個詞潛入印刷品，那它釋放出來的信息就不再是一個單詞那么簡單了。露骨的性段落……再在印刷品上出現(xiàn)時，就不會再像那個單詞那樣沖擊英國人的心扉了。(Hoggart, 1992：57)

　　因為企鵝書系的全部要義在于，它要便宜得讓人人都買得起，所以審理這一案件，其實也是要問答一個問題：究竟由誰負責對付這一沖擊？令刑事檢控專員大吃一驚的是，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普通人可以自行處理：

　　反對本書出版的另一個主要理由是，它將以平裝本的形式面世，這樣，即使沒有幾個閑錢的窮人也能買得起。我們沒有肩負起信任，卻背負著傲慢的感覺：保護"普通人"，使其免受識途老馬的腐蝕。既陰暗又可笑的想法。(Hoggart, 1992：58)

　　意想不到的結果出現(xiàn)了。美國一所大型大學曾經開會，紀念DH勞倫斯逝世50周年。在那次會議上，霍格特回憶說："幾年之后，一個容量巨大的演講廳里坐滿了人，聽眾似乎主要是來自文理學院的修女們。第一位演講者要談的是《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他上來便說：'讓我們面對現(xiàn)實吧。查泰萊夫人被干了，被吸了，被奸了，被吹了。'修女們個個面無表情，忙著做筆記。"(Hoggart, 199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