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輔礽欣喜地看到中國農村正在經歷聯產承包責任制后的另一場變革，1億多農村人口轉向非農產業(yè)。1986年2月，董輔礽和趙人偉帶領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溫州農村調查組去溫州調研。他們倆都是浙江人，一個生于鎮(zhèn)海，一個生于金華。成員有馬家駒、華生、李蘭亭、李實、陳循、陳瑞銘、袁鋼明、章琳、裴小革等。親眼看到市場力量，令董輔礽十分激動，他說“腦子里像開了鍋一樣”，是一場巨大的思想激蕩。在中國，即使董輔礽這個歲數的人，對于市場經濟見到過的都少，甚至有人根本沒見過。溫州這個經濟體，在中國是異數，也是教材。溫州市領導憂心忡忡，反復對調查組的人講“目前的溫州經濟仍舊以集體所有制占主體”。誰都明白，它是個體。董輔礽給他們打氣，希望把溫州模式堅持下去，為市場經濟理論在實踐上找到一個好的依據。他在大禮堂作報告：“溫州人大可不必神經緊張，完全可以抬起頭來，大步流星地走自己的路，發(fā)展以個體私有經濟為主的農村非農產業(yè)。”

5月份，馬家駒、華生、袁鋼明執(zhí)筆完成了調查報告《溫州農村商品經濟考察與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探索》，這樣總結：“‘溫州模式’同‘蘇南模式’相比，優(yōu)點主要是適應面寬，它從土地承包中自然生長出來，不推自廣，致富的動力大，速度快。民辦企業(yè)利益關系直接，興辦方式靈活多樣，進入非農產業(yè)的面廣，而且吸收轉移的農村人口更多，產業(yè)結構較為合理。”也指出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不同地區(qū)間經濟發(fā)展不平衡，工業(yè)和技術基礎薄弱，不正當競爭造成某些外部不經濟，個人收入差距拉大。這篇調查報告成為來自北京的研究機構論證“溫州模式”，為之系統辯護的先聲。加起來，董輔礽為溫州寫了10多萬字的文章；溫州也成了他每次講學的重要話題。結論有3個：第一，要發(fā)展市場經濟；第二，要發(fā)展農村的非農產業(yè)；第三，允許發(fā)展非公有制企業(yè)。否則整個國家的經濟“活”不起來。在那里，他還看到許多七八歲孩子不上學，擺攤賣煙，每天賺幾塊錢；與北方農村十八九歲的大小伙子在村頭閑逛，形成反差。由此，他開始思考商品經濟發(fā)展以后的教育改革問題。

中國改革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條路，讓非國有經濟發(fā)育起來，就是自下而上的。它根本性地顛覆了傳統社會主義的基石。董輔礽確實看明白了，總結出來，宣傳出去。也就是說，在摸著石頭過河中，溫州這塊石頭，被董輔礽觸到了，他抓住不放，把溫州的意義闡發(fā)出來。因為，這是他期待已久的。從改革國家所有制，到宣傳溫州模式，是董輔礽在所有制改革理論上新的高度。事實就是這樣，沒有溫州模式的合法化，就沒有改革的進展。

1986年，董輔礽提出“關系國民經濟命脈或不應以贏利為目標，而只能以社會公共利益為目標的企業(yè)可以保留國家所有制”，“其他企業(yè)的國家所有制必須改革尋求適當的所有制形式”。此后，他的表述愈發(fā)明確。這種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思想，直到15年后，才進入中共中央《決定》。無疑，董輔礽是高瞻遠矚之人。1987年，董輔礽開始了關于國家所有制改革的實證研究。他領導的課題組分兩批對1200家國有企業(yè)進行問卷和數據調查，建立了1172個有效樣本企業(yè)的數據庫，含340萬個數值，其中包括769家樣本企業(yè)連續(xù)10年（1980-1989）的統計數據。這是空前的工作。同時，他們還對近百家企業(yè)進行實地調查，并考察了英國國有企業(yè)私有化的原因、操作規(guī)程和后果。

直到1985年，董輔礽才當經濟所所長，一上任，就在全所大會上提出，要把經濟所逐步辦成有世界影響的研究所，研究人員要甘于長期坐冷板凳，做出有獨創(chuàng)性、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產生出傳世著作。經濟所的唐宗焜評價說，“董輔礽任所長這一屆，是經濟研究所有史以來學術建設最興旺的時期?！?/p>

1992年，董輔礽臨危受命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國際所所長、《經濟導刊》主編，也屬于守身之舉。

附 記

董輔礽老師有一個特點，無論寒冬酷暑，只在加減一件罩衣之間變化；冬天穿單褲，跟年輕人比誰穿得少。董輔礽一直不肯招博士和碩士生，說：“怕誤人子弟，也不愿因我之故，牽連他人。”華生是在多次請求之后，才成為董輔礽第一個博士生的。和華生談董輔礽，他開口說：“是個異端?！蔽乙汇叮率菦]聽清，他又說一遍：“本質上，他是個異端”，“標新立異，學風正，在扶植后生上，做得最優(yōu)秀，沒有門戶之見?！彼腥硕贾浪趭^。在飛機上哪怕只有1小時航程，也寫東西，從未在晚上12點前睡過覺，而且早起。然而，他還有另外一面。經濟所副所長朱玲評論董輔礽的寫作風格：“從復雜走向簡單，從華貴走向樸實，從一臉嚴肅走向平易近人，活潑流暢深入淺出，讀來朗朗上口聲情并茂?！币晃粚W生則提供了這樣的畫面：“面對漫山遍野的油菜花，他會讓司機停下來，鼓勵我們蹲在花叢中照相；面對光禿禿的火山口，他會帶領我們爬到山頂，欣賞那幾千年前被巖漿侵蝕過的大地美景；面對危險的濕地，他會第一個跳上去，去感受那溫柔的陷阱帶來的刺激?！?/p>

其實離董老師不遠，我所在的工經所和他的經濟所在同一座樓。但是近距離的接觸只有一次，是2000年陪匈牙利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Maria Csnadi向他請教國有企業(yè)改革問題。而對他有更多的了解則是在他去世之后。這不能不說是個遺憾。